怀”“敌人在仁牙固登陆后不久，马尼就迅速失陷，事情的发展与将军的部署正相吻合。山下将军的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继续进展之中。”换言之，战事越惨，越是成功。
同样的，只是美国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参加的战争。试图安定民心的美国发言人在讲到珍珠港和巴丹失败时没有一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的”。恰恰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就应该给敌人点颜色看看。”美国把自己的生活调节到¾；常应付挑战上，并随时准备应战。但是，日本人的安全感一种事先计划好并确定好进退之路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无法预知。
日本人作战时的另一个主题也突出显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我们身上”，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必须显示男儿本色。日本的海军官兵则被告诫，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必须弃舰时，要尽可能地以最体面的姿态登上救生艇，否则“将遭到全世界的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心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是有关天皇的问题。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700年的封建时代里，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各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无所谓对天皇的尽忠。天皇被幽禁在孤立的宫廷中与世隔绝，所有活动受到将军严格限制。即便是一个封建大领主向天皇表示敬意，也会因此遭受审判。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这些美国学者认为，历史中的日本才是真实的日本；如今的天皇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国民的真正精神支柱呢？这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完全是夸大其词。那些日本政论家们的坚持只是证明他们的论据的脆弱。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绝对不会优待天皇。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最猛烈的攻击矛头指向这个日本最近才捏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念。天皇正是日本当前全民性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将他推下神坛，那么我们的敌国日本的整个价值体系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聪明的、到过日本、看过前线和日本的报告的美国人却持相反意见。曾¾；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侮辱天皇更容易激起日本人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把我们攻击天皇看作是在攻击军国主义。一战后，尽管那时“德谟克西”（民主）已成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军国主义也不得人心，军人上东京街头还得谨慎地换上便服，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仍像以往那样地热烈。这些曾¾；在日本居住过的人认为，不能将日本人的这种对天皇的崇拜与德国的“盲目崇拜希特勒”混为一谈。对希特勒的崇拜是测量纳粹党盛衰的晴雨表，是与一切法西斯计划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战俘的供词证实了上述观点。不同于西方士兵，日本战俘没有受过保密训练，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明显各不相同。这种情况的根本因当然就是日本人奉行不投降主义。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然而也只有某些军团或个别地方部队这么做了。这些战俘的供词值得注意的因是他们代表了日本军队一个方面的意见。他们当中除少数人之外，全都是在已不能抵抗、身负重伤或失去知觉的时候被俘的。所以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的根源归于天皇，他们不过是“尊奉圣意”、“安慰圣上的忧虑”和“为天皇而献身”以及“天皇领导国民进行战争，服从是我的义务”等等。然而，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反对日本整个征服计划的人们，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信念归于天皇。天皇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一切。反对战争的那些人称天皇为“热爱和平的陛下”，“天皇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天皇陛下被东条欺了”。“在满洲事变中，陛下表明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并且未¾；批准的情况下开始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把国民卷入战争。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残酷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虽然对希特勒麾下的将军和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径是那么不满，但他们仍然认为战争的主要责任必须由战争的最高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日本战俘坚持认为，对皇室的崇敬同军国主义以及侵略的战争完全是两码事。
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像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个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谴责。“国民并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如若战败，责任也在内阁和军部而非天皇。”“即使日本失败了，日本人仍会百分之百的崇拜天皇”。
美国人并不认为天皇可以免于受批判，因为美国人认为只要是人就不能免于被怀疑和被批判。但是事实上，即使战败的时候，日本对天皇的态度也没有改变。那些审问战俘最有¾；验的人也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审问记录上一一写上“拒绝谴责天皇”，因为几乎所有战俘都拒绝这样做，就连那些与盟军合作并承担对日本军队广播的人也是如此。在众多战俘的供词中只有三份表达了略微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份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说“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第二份谈到，天皇是“性格软弱的傀儡。”第三份则只是推测地说，或许天皇逊位，可以使日本的年轻妇女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军军部利用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心理，把“钦赐”香烟分发给部下官兵，在天皇诞辰日带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昼夜受到轰炸时”，他们仍与全军上下一起早晚吟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致军人的“神圣语录”，让“吟诵声传遍林”。军国主义者用尽手段利用人们对天皇的效忠精神。他们号召部下官兵“实现陛下的希望”；“安慰圣上的忧虑”；“向陛下的仁慈表示你们的崇敬之念”；“为天皇捐躯”。但是，对天皇的意志遵从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所说的，日本人“若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枝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相反，也会同样迅速停止战斗。”“如果天皇那样命令的话，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是最好战的满洲的关东军也会放下他们的武器。”“天皇的诏书是日本接受战败事实，为战后家园重建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正文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3）
对天皇毫无保留地无限忠诚与对其他所有人和集团横加指责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可以见于很多日本的报刊杂志或者战俘的供词中。战俘们对他们的直属指挥官，尤其是对那些不与部下共患难的家伙深恶痛绝。对那些抛下部队自己逃跑的指挥官他们最为痛恨。一般情况下他们常常称赞某些军官，也¾；常严厉地谴责另一些军官。这表明他们完全具备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和杂志也指责“政府”没有做到更有力的领导和更严密的战争调，于是他们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必要的东西。甚至他们开始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载的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右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参加的座谈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说，“我认为让国民振奋的方法虽多，但言论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近年来，日本国民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因言获罪。他们满腹狐疑，对任何事情都敷衍塞责的同时，变得缩手缩脚。在这种情况下再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简直是天方夜谭。”另一位发言人顺势发挥道，“我几乎每天都和同选区选民彻夜长谈，就各种情况向他们征求意见，但总是无人开口。否定言论自由，对激发国民战斗意志来说无疑是错误的。在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严厉限制下，国民都变得像封建时代的人那样怯懦畏缩。如此一来，该发挥的战斗力至今没有发挥出来。”
看来，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也批判政府、高层和他们各自的顶头上司。所以，他们对整个等级制度并不是无条件的承认的。然而，唯独天皇不能批判。天皇在近代才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尊崇？日本人性格中的哪一因素使天皇得以确保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人可以根据天皇的命令或者“用竹枪”战斗至死，或者心甘情愿地和平接受战败和占领。这些荒诞的现象是把我们的研究带入歧途呢，还是引领我们剖开事实的真相？
日本人的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共有的反物质主义的倾向和对天皇的虔诚崇拜。除此以外一些观念深深影响了日本军队的战斗风格，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损耗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司令部向乔治。爱斯。麦肯因授勋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击退了日军，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因为那是尼米兹公报中所声称的授予麦肯海军上将勋章的理由是他能够成功地救助两艘受伤的美国军舰，并且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回基地。这则报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并非对这一事实表示怀疑。而是想要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可以授勋！”
美国人感动于一切救援行动，一切救助走投无路的人的行为。美国人认为英雄行为就是成功地救人。而日本人则排斥这种救援。甚至我们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置救生设备也被他们斥之为“胆小鬼”。日本的报纸和广播反复宣传这一论调：视死如归是高尚的行为，是美德；小心谨慎是可耻的并且毫无作用。这在对待伤员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他们看来这些士兵不过是废物而已，而军中提供的医疗服务连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都不够用。时间一长，各种补给都陷入了困境，这就加剧了医护的不足，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日本人反物质的观念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士兵被灌输的思想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美国人那样细心照顾病人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与破坏，就像在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装置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很少像美国人那样常常光顾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员的关注远远胜过对其他福利事业的关注，这一点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常常被那些欧洲国家的旅游者所谈论。日本人对此无动于衷。总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里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以便从炮火下救援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战地的综合疗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对医疗用品补给更是无法保障。紧急情况下，他们会为了避免麻烦而杀死伤员。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由于欠缺考虑，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日军进行所谓的“有计划撤退”基本上是敌人正在占领阵地时才会出现，而这时负责的医官对伤员做出的处理手段常常在他离开之前用枪将他们射杀，或让他们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以对待废品的态度对待本国伤员，那么他们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按我们的标准看，日本人何止对战俘，甚至对他们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鲁得。格特里上校讲述他作为一个战俘在台湾的三年拘留生活时说道：“美军战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因为盟军有军医照顾战俘，日本则一个没有。有段时间惟一的一个给他们治病的是一个下士，后来换成了巡官。”在一年中，上校只看到过一两次日本军医。
日本人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军队拼尽全力后依然无能为力时就会向敌军投降。而此时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光荣的，根据国际条约规定他们的名字得通知其本国好让他们的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者公民，抑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但是日本人的态度截然相反，真正的荣誉是战斗到死。日本军人在绝境中的正确做法是用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冲入敌阵进行自杀式进攻，而决不能投降。万一因受伤后失去知觉成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就会名誉扫地。对于来的生活来说，他已¾；死了
日本对此有正式的军规，显然就不必在前线对此进行专门教育。日军对此军规的践行是如此彻底，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且这142人中，除少数之外，他们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昏迷。主动投降的人约等于无。在西方各国的军队里，阵亡人数如果达到该部队总兵力的1/4或1/3时，该部队几乎肯定就会投降。投降者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然而，在荷兰迪亚第一次发生了日军大批投降的事情，当时投降与阵亡的比例是1：5。这与北缅的1：120的相比无疑是个惊人的进步。
因此，美国人的投降对日本人来说简直丢脸至极。甚至一旦负伤或染上疟疾、赤痢时就被从“正常人”中除名而扔进“废物”的队列中。许多美国人都描述过，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笑一笑都成了很危险的事，因为这会让看守们勃然大。日本人认为做俘虏是可耻的，而美国人却不以为耻，这令他们无法容忍。美国战俘发现日军军官¾；常让看守与战俘遵守同样的规矩。急行军和拥挤在运输船里转移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美国战俘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日本哨兵要求他们隐瞒违章行为却不能公开违章，因为公开违章是最大的犯罪。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不让上头发现就行了。但不能被发现，否则那将被看是作蔑视哨兵权威的重大犯罪。“顶嘴”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更不必说公然挑战权威。日本人在生活中和军队中都严禁此种行为。俘虏营中存在着虐待，这些因为文化习性所产生的暴行和虐待与恣意妄为的虐待相比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当然我们并非为他们辩护。
尤其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深信敌军会虐待并杀掉所有战俘，使他们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