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定义，也是这些国家¾；常声称这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基础。从物质角度讲，他们损失巨大，从精神上却难以确定。这儿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这样的名誉观念，另一方面是美国生活中存在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公开的对抗：在美国，政治或¾；济交易的行为中，名誉上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占有物质上真正的利益。在肯塔基山中为名誉而进行的战斗，是仅有的例外，从今往后，这样的战斗不会再有了。
但是，对名誉的“情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敌视情绪和伺机报复，并不是亚洲大陆特有的道德习俗。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特点，泰国人、印度人也都没有。在中国，睚眦必报的人被看作小人，他们道德败坏气量狭小，绝不像日本，把这当作高尚品德的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受到侮辱就用暴力还击是大错特错的。同样，中国人也不会用任何善良、伟大的手段来证明这种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泰国人那里根本就找不到这种对侮辱的过敏反应。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很认真地使诽谤者成为可笑的人，但不会认为自己的名誉已受到损害。他们说“让对手侮辱去吧，这样就更能显示他的卑鄙”。
只有把这种包含于对名誉的“情义”之中的种种非侵略性品德考虑在内的时候，才能理解日本的对名誉的“情义”的全部含义。复仇仅仅是特定情况下的手段之一。“情义”还包括许多稳重与克制的行动。对一个自重的日本人来说，禁欲主义即自我约束也是对名誉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在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在灾难来袭时必须不动如山。当洪水冲来淹没日本人的村庄时，每个有自尊心的人就各自收集起必需品，跑到高处，不乱喊乱跑，不张皇失措。当秋分前后的风雨变成狂风暴雨时，日本人也同样能自我控制。这样的行为是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力不从心。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并不要求自我控制。在日本身份越高，自我约束越高。因此，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高于对平民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是各个阶级的人所共有的生活准则，尽管不太严格。假如要求武士能忍受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平民也必须极其顺从地忍受持刀的武士的侵犯。
在日本，流传的很多故事都描写武士的坚忍。他们必须战胜饥饿，而这本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他们被要求即使饿的快死了也要装作刚刚吃饱，并且还要用牙签剔牙。有谚语说：“雏鸟以鸣求食，武士剔牙充饥。”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伤痛屈服。日本人的态度就像一个童子兵回答拿破仑的问话时一样：“负伤了吗？”，“不！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直至死都不能露出丝毫痛苦，他必须坚强的面对痛苦。据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出身于武士家庭，不过其家庭已一贫如洗。他小时候睾丸曾被狗咬伤，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的父亲拿刀子对着他的鼻子说：“不许哭，不然我就让你无愧于武士的死去。”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一个人过与他身份相符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他就失去了自尊。在德川时代的《取缔奢侈令》对吃穿用的每一件事都作了具体规定，一个自尊的人会事无巨细的照做。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制定的法律美国人会深恶痛绝。在美国，自尊自重是与提高自身地位密切相关的。一成不变的《取缔奢侈令》是与这个社会的基础相违背的。德川时代的法律规定某个等级的农夫只能为其孩子购买某一种玩偶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夫则只能买另一种不同的玩偶娃娃。这让美国人难以想象、无比震惊。在美国，另一种方法得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工厂主的孩子有一套电动火车，佃农的孩子有玉米棒制成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上的差异，并认为这天¾；地义。努力赚大钱是我们自尊自重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拥有哪一种玩具娃娃是由收入的高低而定的话，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道德观念的破坏。有钱人理所当然可以买比较好的玩具娃娃给孩子。在日本，发财致富被视为一种亏心事，安守本分才让人安心。甚至今天，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确保自尊心。美国人对此无法理解。法国人托克维尔已于19世纪30年代在他的书的前言中指出过这一点。托克维尔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他对美国的平等制度给予宽厚的评论，但他却熟悉并喜欢贵族制的生活。他说，美国尽管有它特有的种种美德，但缺少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就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位置，不卑不亢。无论是王侯，还是农夫，同样都是可以做到的。”托克维尔是能够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日本人认为阶级差别本身不是有失体面的事。
今天，人们在对各种文化进行客观的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同的民族对所谓的“真正的尊严”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就像他们一直为自己规定什么是有失体面的事情一样。今天，有些美国人叫嚷道：“日本如果不推行这种美国式的平等则，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自尊。”这些人犯了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如果这些美国人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希望有一个自尊的日本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日本人自尊的基础。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也看到贵族式的“真正的尊严”正在从现代世界中消失；一种正在形成的、与众不同的、更好的尊严将取而代之。日本无疑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它将在自己的基础上，重建其当代的自尊。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提升。
对名誉的“情义”除了安守本分之外，还有其他好多好多要履行的义务。借款人在借钱时是以其对名誉的“情义”作担保的。二三十年前人们通常会说这么一句话：“若无力偿还欠款，我愿当众受人侮辱耻笑。”不过事实上即使不能偿还，他也不会当众受辱，日本并没有使人当众受辱的惩罚。但是在新年将至，必须还债时，这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污名”。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以在除夕夜前自杀作为挽回自己名誉的手段。
各行各业都有涉及对名誉的“情义”的责任。在特定情况下，当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他人责难时，日本人对“情义”的要求往往让人觉得出乎意料。例如，学校起火，很多人引咎自杀，而实际上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他们自杀的因只是因为起火使天皇御像受损。还有一些教师因冲进火中抢救肖像而被活活烧死，他们以此来证明他们对名誉的“情义”的珍视，以及对天皇的忠诚。也有许多有名的故事，讲的是有的人因为在奉读教育敕谕或军人敕谕时发生口误，结果用自杀来洗刷其污名。在当今这位天皇治世期间，有人因不小心给自己的孩子取名“裕仁”而杀了孩子并且自杀谢罪。因为在日本，天皇的御名要避讳。
正文 第八章 洗刷罪名（2）
在日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对名誉的“情义”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但却不一定是美国人所理解的保持高度专业的技术水平。教师会说，“为了维护我作为教师的名誉，我不能承认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即使他不知道青蛙是什么种类的动物也要不懂装懂。即使一个老师仅凭学校里学的一点初级英语就来教学，他也不允许别人纠正他的任何错误。教师所谓的对名誉的“情义”就是特指这种自我防御的态度。实业家也有他们的对名誉的“情义”，这就是不能让任何人觉察到他的资产已严重枯竭，或者不能让人知道他为企业制定的计划已告失败。外交家的“情义”是不能承认他的外交方针的失败。所有这些“情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一体对待，对他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都等同于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在被指责为失败与无能时所作出的反应，美国同样也有。比如某些人一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恶意中伤就暴跳如雷，但很少有人像日本人那样采取自我防御措施。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一只蛙属于什么种类时，他觉得承认不知道比掩饰无知要好的多，虽然他也有可能忍不住去掩饰。实业家如果认为以前推行的方针不够令人满意，他会考虑另外一种方针，他不认为自己的自尊心只能靠正确的决定来保持，他也不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日本人的自我防御心理已¾；根深蒂固，因此，在日本不当面谈论别人的失职是一种智慧，并被看作基本的礼仪。
日本人在竞争中败于一个人时会有非常敏感的表现。所谓失败可能仅仅是这么回事：招聘单位录用了另一个人，而没有录用他，或者是这个人考试中被淘了。败者会觉得自己因为失败而“蒙羞受辱”，虽然这种羞耻有时候会变成催人上进的动力，但在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感到压抑、沮丧。他失去自信，变得萎靡不振或者不可支，或者两者兼有。他的努力被挫败因而觉得自己很没用。美国人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竞争并没有在日本产生如同在美国那样积极的作用。我们强烈地相信竞争是“好事情”，心理测验证明竞争可以督促人们更好地完成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没有竞争地做某件事情，远比不上有竞争的环境下所达到的效果。而日本的测验结果刚好相反。这种情况在儿童期结束后最明显，因为日本儿童一般对竞争不以为意，仅仅当作游戏看待。但对青年与成年人来说，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大大地下降。独自工作时曾¾；取得良好进步、错误减少、速度提高的一些被测试者，一旦来了一位竞争对手，就开始错误频频，速度锐减。当他们以自我标准来评测自我时，他们干得最好，而不是以别人为标准来测定自己的成绩时干得最好。进行这种实验的日本学者正确地分析了竞争状态下成绩为何变坏的因。他们认为，当测试项目变成竞争性的项目时，被测试者因为担心失败而影响了工作。他们觉得激烈的竞争就像对自己侵略性的进攻，因而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与对手的关系中，而不再集中于手头的工作。
在接受测验的学生中，他们最容易被可能失败的耻辱所影响，正如教师或实业家重视对其职业名誉的“情义”一样，学生们也对名誉的“情义”看的很重。在竞赛中输了的学生队，会深陷失败的耻辱之中难以自拔。划船选手会不下船就扑在船上嚎啕大哭；在棒球比赛中输掉的队也会一起抱头痛哭。若在美国，我们恐怕会说他们是输不起的人。礼仪上应该败者承认强者胜利，并握手致意。虽然都不想输，但我们仍鄙视那些一输了就悲痛欲绝的人。
日本人常常会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来避免直接的激烈竞争。日本的小学基本上没有竞争，这可能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日本教师得到的指示是要让每个学生在自己的基础上提高，而不给他们提供相互比较的机会。在日本的小学里没有留级，同年入学的学生一起学习全部课程并一起毕业。成绩单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非学习成绩。真正无法避免的竞争来临时，例如小学升初中的中考，孩子的紧张可想而知。因此每个老师都能讲出一些孩子因为没考好而企图自杀的事。
尽管减少这种直接竞争的努力贯穿于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恩”为基础的日本伦理中，竞争没有多少空间，而美国人生活中的宗旨却是用竞争表现卓越。对各个阶级的详细规则使日本把竞争限制到了最低点。家族制度也限制竞争，因为儿子在等级上不能与父亲竞争：他们可能相互指责，但不可能竞争。当看到在美国父子居然既为了使用自家汽车而竞争，并且为了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竞争时，日本人对此作出评论时的语气是惊诧而莫名其妙的。
日本无处不在的中间人，避免了两个竞争者的直接接触。任何可能因失败而感到耻辱的场合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此中间人在说媒、求职、离职和无数日常性事务的交涉中为人效劳。中间人为当事者双方传达对方意见。在像婚姻这样重要的交涉中双方都聘请自己的中间人，让他们先进行详细的商，然后再分别转告自己的当事人。通过这种间接交涉，当事人不必介意某些直接的要求和责难，而如若在直接交往中他们为了履行对名誉的“情义”，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中间人也因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而获得声望，并因其成功的斡旋而赢得社会的尊敬。因为中间人为了谈判能顺利进行往往以自己的名利做抵押，所以很多时候能成功。中间人在为求职者打探雇主意向，或向雇主转达雇员的辞职意向时，他们也是以相同的方法行事。
不仅仅是直接竞争，在其他很多领域，为了避免人们在交往中发生羞辱事件使人认为自己的名誉的“情义”受到了侵犯，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仪来缓和，以把事情控制在最低限度。日本人认为，主人必须穿上新衣并且要按照一定的礼仪去接客人。因此任何人在访问一个农民家庭时，若发现农民穿着劳动衣服，就应稍等片刻。农民在穿上合适的衣服和安排好合适的礼仪之前也要装作不知道有人来访。甚至有时候，主人不得不在客人等待的屋子里换衣服，在没有打扮齐整之前主人也不和客人搭腔，仿佛没换好衣服客人就不在场一样。在乡村，男青年会在姑娘及其全家都已睡觉的时候去向她求爱。姑娘接受也行拒绝也可以。男青年都是用毛巾围着脸的，因此就算被拒绝，第二天也不会感到丢脸。这么做并不是怕被姑娘认出来，而是为了日后不必承认他曾被拒绝，这完全是一种鸵鸟式的做法。日本还有一条礼节要求：任何计划没有足够的把握成功就尽量别引人注意。媒人的任务之一是在订婚之前安排未来的新郎新娘见面。他们要用尽手段让这见面看似偶然，以免之后订婚失败两家或其中一家的名誉受到损害。年青男女必须分别由父母或其中的一人陪同，媒人必须担任主角，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每年一度的菊展或樱花展，或在有名的公园里，或在娱乐场所安排他们“不期而遇”。
通过以上的这种种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尽管他们非常强调洗刷污名的责任，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洗刷污名的责任就是想尽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少受侮辱。这一点日本和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行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那里他们和日本一样非常看重洗刷污名。
在新几内亚和美尼西亚这些从事园艺的始民族中，部落或个人行动的主要动力是侮辱引起的无法遏制的愤。一个村子举行部落宴会必定会说，这是因为有个村子说他们这个村子太穷了，连十个人都招待不起，还吝啬得把椰子和芋头都藏起来，所以头领蠢得即使想举办宴会也办不起来。然后，受挑动的村子便大办宴会广邀宾客，并想尽办法让他们感受到主人的慷慨与好客，以此来洗刷污名。婚姻安排和¾；济往来上也是如此。当他们要打仗时，就算要立刻动武了也要先激烈的对骂一会。就算是鸡毛蒜皮的事他们也要当作必须争取的利益来对待。这样的部落因为有这样的动力而充满活力，但是他们却从不会被人称作礼仪之邦。
与此相反，日本人简直是礼仪的模范。正是这种礼仪的限制，可以使他们减少一些必须洗刷污名的理由。他们依然会把别人的侮辱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