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我就穿了一会，大了些。”钟国龙回道。
“呵呵，我当兵那阵和你们身材差不多，回家这些年有些发福了。我得检查一下，弄脏了可能给我送过去干洗。”
江铁军小心翼翼的双手捧着衣袋送到厅长面前。王毅雄接过放下并没有检查。笑着看着江铁军：“小江，这不是在厅里，放松些，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三个战友吗。”。
江铁军依然绷着心对停厅长介绍钟国龙三人，王毅雄对三人很有好感，老在厅里绷着脸确实也是没辙。和钟国龙几人聊了几句后，诚然变成忘年交，再也止不住话匣子，说起了当兵那会的事情，老山战场上的种种惨烈，复原回家后看到战友亲人的生活艰难，等等。一直到正午唐秀兰叫大家吃饭，王毅雄这才停下，钟国龙几人听的也是心潮澎湃，感慨良多，此起彼伏。
从王毅雄的讲述中，在坐的钟国龙、陈利华、刘强、江铁军沉默了：战场的惨烈，人性的思考，军人的牺牲，生活的无奈在几人脑海中不断盘旋。王毅雄是一位绝对值得尊敬的军人、警察、战友、首长，从在部队对战士的爱护。在战场上带领战友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把活的希望给战友，把死留给自己转业后工作兢兢业业，正直无私。照顾牺牲战友的家人，替他们解决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他自己也说了，在这些上面，他认为自己尽力了，但他不是一位好儿子、好老公、好父亲，自己为父母尽孝的太不够，陪妻子的时间太小，在儿子心中，或者自己就是一位严肃冷漠的父亲。
做为军人和曾经的军人，钟国龙几人感受更深的是那场战争，从七十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初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很多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永远的倒下了，从王毅雄捡重点的讲述中，几人也深深的记住了几个名字：顾克路，一等功臣，牺牲时不到17岁。在突击战打响前夜，软磨硬泡挤进突击队。生前遗言（概述）：我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但是我更愿意为祖国人民奉献一切。
公言进，（立功情况不详）婚后不久牺牲。落单遇敌后，不愿被俘。义无反顾拉响“光荣弹”。生前对爱人绝笔（摘录）：如果我牺牲了，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能在我的墓碑前为我唱一首家乡的小曲《沂蒙山》
高俊忠，5级伤残军人，失去一条腿。退伍后，生活条件很一般。爱人患精神疾病。生活现状：组织上只能报销800以内的假肢费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多次荣获奖牌。
陶世德，特级伤残军人，失去左眼和一条腿。退伍后，生活平淡。生活现状：身体状况较差，大不如前。爱人是通过军民联谊认识，并结合。在当时是一段佳话。有一位刚成年的独生女。
孙兆群，原副连长，现为某部预备役副师长。突击队带队军官，突击人物主要指挥官之一。生活现状：精神压力较大，长自觉愧对牺牲战友。走遍所有突击队烈士老家，帮助照顾对烈士家属，关心老兵现状。
突击队所有幸存官兵只有两件事情是到如今还是一样的。1、所有生还队员，都有各种精神压力或者战后精神疾病。2、所有生还队员，都不曾向国家提特别要求。
当年的青葱少年，如今都已人到中年。从精神层面甚至可以说，日渐迟暮。
活着的人，夜不能寐，常心怀愧疚！烈士的亲属却都不愿触碰记忆，宁可选择忘却记忆。
在王毅雄拿出给几人看的回忆录中，钟国龙看到其中有这么一段：这个梦重复了无数遍。有时候挖出来吴明玉，有时候挖出来公衍进……那次死去的战友轮番从土里出来，和平常一样说话，一样开玩笑。“梦里感觉着，人死了还能活，从土里出来就行。”直到睁开眼，不得不又一次告诉自己，他们已经真的死了，不能活了。（。。。）
第二百零四章 悲哉壮哉（二）（）
看到这样的文字，钟国龙的心和兄弟几个一样，揪的慌，对于这段发生在不到二十前的历史，他们是不清楚的，或许是驻地在边疆的原由吧，他们了解最多的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的对印自卫反击战。 记得还在威猛雄狮团新兵那一年，就听到指导员说过，当年，侦察连做为尖刀连，打的全连就剩下一个吹是班长。
看到书房内低头沉默不语的四个小伙子，王毅雄清晰的感受道，或许这些东西给他们的震撼太大，但历史不能歪曲遗忘，在很多年前，自己和自己战士们比他们更年轻，在战场上确抱着必死的信念，突击敌高地。想着这些，王毅雄从抽屉中拿出一张光盘，上面写着几个字：《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几人走到客厅，江铁军很长眼色的打开电视和dvd的托盘，王毅雄点点头，让他们坐在沙发上，把碟片放进dvd，沉声说道：“这盘碟片是当年随队战地记者李玉谦自费拍摄的，今天，我就带着你们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来回顾历史。”
钟国龙、陈利华、刘强、江铁军没有说话，眼睛瞪着大大的看着电视屏幕，唐秀兰提着水壶给每人添上一杯茶后摇摇头，走回卧室。
淡淡的月光撒进屋子里，王毅雄又回忆起了当年中越边境的中秋月亮：“很大很大，离我们很近，回来以后再没看到那样的好月亮。”
“任何人不准拉历史！”高俊忠红着眼睛举起酒杯：“我受不了啦，老领导。你再说，我哭。”
马军走过去拍拍高俊忠。半醉的高俊忠大声对王毅雄说：“我一辈子不喜欢小个子，但是我服你的气！这么多年啦，不会作假！”一会儿又转向李玉谦敬酒：“我俩在前线。睡过一个被窝。”
李玉谦举杯，一口闷下。饭桌旁，他的摄像机静静纪录。
当年，成为战地记者时，李玉谦23岁。那是中越战争第六年。
那时，彭丽媛以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红大江南北，要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的记者，李玉谦被派去拍摄彭丽媛。
李玉谦很激动，终于要去前线了。14岁初中毕业，他就和家里闹着要参军。爸妈觉得年纪太小，不让去。1978年，16岁高中毕业，他虚报两岁，终于成功入伍。几年后，成了部队里的电视记者。
他不想只是拍拍演出。总政歌舞团离开前线时。李玉谦把拍好的录相带和写好的解说词塞给其他两位记者，托他们带回去。他要留在这里。日记里写着：“我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折磨着，我在积蓄自身的力，我要歌颂威武的英雄”。
这一留就是3个月。李玉谦扛着摄像机，怀里揣着临行前专门带上的古代边塞诗集，走遍前线各部队。常常经过炮火封锁区，没有人知道炮弹会在什么时候落在哪里。恐惧无时不在。
战士们流行送的珍贵礼物是从自己身体里取出的沾血弹片。李玉谦收到几个，小心翼翼地收好。弹片的每个边缘都非常锋利，手轻轻一碰就划个口子。
跑了两个月后，1985年11月，李玉谦停在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这支曾有辉煌战功的部队将要发起一次反击。战斗之后，这些最小年龄不满17岁、最大年龄24岁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李玉谦住进战士的帐篷，常找战士挤一个被窝。
镜头细细扫过，李玉谦想，我要拍下每一个战士，每一个。
**战争
李玉谦到来时。18岁的马军正好参军一年，来前线8个月。
从小跟爷爷练茶拳的马军报名参军时没想过会打仗。他想象中的当兵，只是背着枪执勤，神秘又神气。
本来应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轮战的命令下来，新兵被提前分到连队。马军没觉得害怕。甚至有点高兴，“要打仗了，就不必每天这样训练受罪。”可实际上，接到轮战命令后，训练强度更大了。
和所有男孩一样，马军从小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银幕上，打仗很荣耀，一点也不恐怖，现实中看起来也是。去前线的火车站台上，常站着欢送的人群，唱着雄壮的战歌，还有女中学生送水慰问，甚至请战士签名。那感觉神圣而荣耀。
作为唯一的儿子，马军没敢和家里说去打仗。到了云南，部队给每个战士家发一封信。马军的妈妈开始成夜失眠，一个星期睡不了一个整夜，白天困了眯十分钟。
几千里外的马军也睡不着，刚上阵地的人都这样。第一个星期最难熬，有人抱着枪，用嘴巴抵着枪口睡着了，下面不小心一碰，子弹穿了头。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人猫上来，怕当俘虏。”
哪里都是地雷，每条路都要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子，偏离“一个火柴盒的距离”，都有腿被炸飞。
其实这儿很美，猴子荡在树间，鸟儿叽喳唱歌，有时云雾环绕着山峰，仅露出山顶，“像人间仙境一样。”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有人坐在阵地上想：如果不打仗，该有多好。
云南边陲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时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被称作**战争，因湿度大，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带起来。雨季泥水漫到腰，泥里还混着旱季时埋得深没踩响的地雷。交通困难，食物很难运上阵地。
旱季，两军互相封锁水源。战斗激烈时，只能把布隔在泥浆水上，用消毒管吸一些，或用嘴唇沾草上露水解渴。大家想出个采水方法：挖个坑，放个钢盔，铺块塑料布，一圈拿土埋上。晚上蒸出露水，滑到钢盔里，一夜能滑一口。（。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n）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请到qn。）
ps：今天周末，难得休息，写了一天，四更。继续写，晚些争取还传上一章。9
第二百零五章 悲哉壮哉（三）（）
即使很多年后，高俊忠依然常常梦见旱季抢水：“好多人哗哗喝上了，就我抢不到。冰@火！中文 我这个身体素质全连排得上号，现实中抢水，肯定能前几名抢上，但是在梦里老是抢不上。”
每个哨位上守三四个人，马军和高俊忠在一起，高俊忠做饭。阵地上不敢冒烟，只能趁着大雾天气，挖烟道开火。没雾就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
越军的阵地只隔几十米，那边有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叉子。高俊忠经常窝在战壕里听对面放越南民歌，“他们老给我们播中文的宣传词，把人民的‘民’念成‘明’。说俘虏在他们那受到人道待遇，说‘你们从万里之遥的山东来’，还说什么‘天空为房，大地为床，大雾为蚊帐’。我们这边也给他们宣传，说越南语，听不懂。”
平常互扔手榴弹、互打冷枪的两边阵地，逢春节、中秋之类的传统节日就不打了。“跟约好似的。他们也过这些节。”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
5月，连队第一次上阵地，不到两个小时，马军第一个负伤。一枚手榴弹爆炸，弹片扎进了马军左臀。他忍着疼，手指摸索着硬抠出来一片。军医赶过来取出另一片。感觉没事了，马军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旁边的人说：“你是钢腚吧。”后来才知道，还有第三枚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
7天后，马军第二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0。5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沿医院，千余米距离，马军走了时，流了一路血。“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血腥和残酷在“122”战斗到来时达到顶峰。之前都是伤亡较少的防御战，而这次是出击战。依据身体素质和战术水平，连里选出87人组成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他们将冲在最前方。
每个人都写决心书、请战书，甚至用刺刀挑破手指写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
“大家都写，你不能说你不写，那种气氛呀！每个人都血气方刚、宁死不屈。”连长张长岭多年后说：“不是咱愿意死，不是咱觉悟有多高。历史把你推那了呀！”
已经选入突击队的马军接到通知转去预备队，因为档案检查发现他是独子。马军卷着铺盖找到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我不管，我就要去，我赖你这住！我还要打主峰，我要去最危险的地方！”他觉得，不选上也行，选上了又不让去。会让人觉得他怕死，这可不行！
李玉谦的镜头里，突击队员们展开折叠小刀当尺子，在白胶布上认真打格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编号，撕下来贴在军帽、军服、军裤上。“如果炸碎了，能认出来你是谁，输血也能知道血型。”李玉谦解释。许多年后他才知道，美国在60年代越战时已有了类似的识别标志，统一订制的铁牌。能扫描识别，信息很全。
临行前的聚餐，5班的战士把铝皮饭盒排在一起，用生蒜苗在饭菜上歪歪斜斜地拼出“长胜五班，胜利归来”。黄昏时分。马军和大家一起，举着豁掉大块搪瓷的白色缸子，或铁皮罐头盒，喝出征酒。高俊忠在帐篷里哭着大喊：“我年龄小我承认，我不怕死！打仗时我不需要照顾。”
空气像是凝固的。李玉谦走进7班帐篷，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惹出泪来。有人把稀罕的气体打火机留在帐篷里，招来一阵嘲笑：“舍不得吧，怕死了就扔了吧。”李玉谦的蒙阴老乡公衍进挑挑浓眉，炫耀大方：“我要是攻上968主峰，把褂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头也塞进去，再撕两根x毛，都扔给越军。越军要是捡了，当宝贝，‘哟，这就是共军的x毛！’”大家哈哈笑起来。
集合上车了。武器弹药塞进皱巴巴的绿色编织袋里，每人两个，中间一系，身前搭一个，身后搭一个。“这是农村老汉赶集嘛！”“像逃荒要饭的。”
山脚下，公路上，只剩下李玉谦和一条狗。车已经开出好远，狗还在顺着车辙印往前跑，怎么也唤不回来。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1985年12月2日晨，大雾，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离阵地2000多米远的李玉谦扛着摄像机，在浓白色里摸索。炮弹飞过，有时就在身边爆炸，镜头一阵摇晃。
李玉谦本被安排进一个比较安全的观察所里，他嫌太固定，跑了出来，师里的摄像呆在那儿。开战不到10分钟，一发炮弹掀了观察所，也炸坏了师里那台摄像机。
9时10分，突击队发起冲击。冲出阵地的一刹那，冷风掠过，马军觉得时间凝固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枪炮响成一片。后来，这被他叫作“魔鬼时刻”。
马军跳进新炸出的弹坑里，这儿最安全。刚才站的地方，已经噗噗落了一排子弹。附近又炸出个新弹坑，马军赶紧跳过去，回头发现副射手不见了。
一颗炮弹落在身边，马军一个猛子扎进土里，张着嘴，以防耳膜震破，泥土一下灌进肚子里。身上的火箭弹已经拔开保险，几秒钟就能完成平常一分钟才能完成的发射。代价是遇到5斤重的压力，火箭弹会自爆。“要有一发响，我就找不到了。”
另一路的高俊忠喊副射手吴明玉一起冲，没听到回应，扭头看到吴明玉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