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伍员、伯嚭一起事奉吴王夫差，两人的遭遇却完全都一样，帛喜得到尊重，伍员却被赐剑自杀而死，这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样操行的人事奉不同的君主，也有遇或不遇的区别，伊尹、箕子就是这样的例子。伊尹、箕子才能相当，伊尹辅佐成汤有功，担任重职，箕子劝谏商纣未成，只能装疯为奴，隐居鼓琴以自悲，这是因为伊尹遇到了贤明的成汤，箕子却碰上了残暴的商纣。以贤才来事奉贤明的君主，如果君主想要励精图治，臣子以贤才来辅助他，两者的好恶恰好一致，臣子的“遇”是理所当然。以贤才来事奉凶暴的君主，君主不想治恰好相违背，臣子的“不遇”也是理所当然。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释义：也有一种情况，贤圣之臣，遇到想要励精图治的君主，却还是不被重用，孔子、孟轲就是这样的例子。孔子在从陈国到蔡国的途中被人围困，受到七天吃不上一顿饱饭的折磨，孟轲游说于齐、魏，陷入不能伸其志向的困境。这不是因为当时的君主不任用才德兼备之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不能起用大才。能够驾御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的，一定是尧、舜。只能驾御一天跑百里马的人，而任用他去驾御千里马，必定会出现折断衡木、轭木的灾难。只能任用备位充数之才的君主，而让他去驾御具有大臣之才的人，一定会发生使心意遭到堵塞压抑的不正常现象。所以通达事理的高明言论被舍弃不用，圣贤被拒绝排斥，并不是君主憎恨圣贤，不爱听高明的言论，而是因为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了，高明的言论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唉，才能卓绝的臣去求才能浅陋的君任用他，君不能接受，臣子的“不遇”也是理所当然。
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
释义：才能卓绝的臣子，遇到才能同样卓绝的君主，也有能否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的例子。虞舜、许由同是圣人，同样生活在唐尧当政的时候，都见过尧，两人的遭遇却大不一样，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遁入山林隐居。太公、伯夷同是贤人，同样在周朝生活过，都见过武王，两人的遭遇也大不一样，太公因功受封于齐，伯夷却活活饿死在首阳山。
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生于帝者之时；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均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释义：贤者圣人道德相同，志向合流，趋于统一，但是虞舜、太公和他们的君主唐尧、武王的操行相一致，许由、伯夷和他们的君主唐尧、武王的操行却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操行和他们所生长的社会，所生活的时代不相适应。道德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不同的地方；志向虽然合流，但合流中也有分歧的成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道德有精深和粗浅之分，志向有高尚和庸俗之别。许由，本是辅佐三皇之才，却生活在五帝之一的尧时；伯夷，本是辅佐五帝之才，却出道在三王中的周武王时。同样的遵循道德，同样的实行仁义。但是，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够完美； 他们就不愿留下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够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辅佐。这就是他们“不遇”的原因。尧的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武王讨伐残暴的纣王，太公也讨伐残暴的纣王。尧和舜具有同样污浊粗浅的道德，武王和太公推行同样的措施行动，这就是虞舜和太公“遇”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时，皋陶辅佐政治，北人无择却隐居深山，行踪全无；禹统治天下时，伯益辅佐政治，伯成子高却抛弃了诸侯之位，躬耕于野。并不是皋陶的才能胜过无择，伯益的才能高出子高。但是皋陶、伯益得到进用，无择、子高却隐居山野。皋陶、伯益得到进用，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和舜、禹的相一致，无择、子高被迫退隐，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和舜、禹的相违背，退隐和进用相比，地位低下，但是由于和君主操行不一，他们宁愿受委屈，也不愿得到进用；君主不能采纳他们的主张，不任用他们，心里也并不后悔埋怨，这是双方都不羡慕啊！
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
释义：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他的建议，前两次秦孝公没有听，后一次秦孝公采纳了，原因在于，前两次所说的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后一次所说的是成就“霸业”的理论。用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去劝说只想成就“霸业”的君主； 虽然精深，也会被拒绝；改用成就“霸业”的理论，虽然粗浅，也会被接受。为什么呢？精深的理论，恰好碰到孝公不喜欢；粗浅的理论，恰好碰到孝公想要实行。所以不在于劝说的人说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劝说的人认为是好的；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所事奉的人认为是高明的。
马圄之说无方，而野人说之；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释义：养马的人说话没有什么大道理，可是农民高兴听他的话；子贡大讲仁义道德，农民就不高兴听了。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就改为演奏民间乐曲，越王非常高兴。所以给不想听优美乐曲的君主演奏优美的乐曲，即使乐曲很优美也得不到宠爱；给不想听优美乐曲的君主演奏不优美的乐曲，即使乐曲不优美也不会被厌恶。这就是以小技来投合君主的心意，投合了就是“遇”，不能投合就是“不遇”。
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鸡鸣之客是。窃簪之臣，亲于子反，鸡鸣之客，幸于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释义：有的人没有技艺，胡乱用不正当的手段迎合君主的意图，也有被赏识重用的，窃簪之臣、鸡鸣之客就是这样的例子，窃簪之臣，和子反关系密切；鸡鸣之客，得孟尝宠爱。这是因为，子反喜欢善偷的臣子，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臣子对君主有益处，君主依赖他，他的“遇”是理所当然。有的人靠容貌丑陋得到君主宠爱，嫫母、无盐就是这样的例子。嫫母被皇帝选为妃子，无盐被齐宣王纳为王后。所以，贤与不贤可以预知，遇与不遇却难预测。为什么呢？君主的好恶不定，臣子究竟要进献什么意见，才能迎合君主的心意也难以预先知道，偶然迎合了君主的心意就算好，恰好与君主的心意相一致，就算上等了。进用的人不一定贤，退隐的人也不一定愚。君主宠幸就能得到进用，君主不宠幸就被斥退。
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词际会。能进有补赡主，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佑之有乎？”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佑，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
释义：社会上一般主张说：“贤人应当被赏识重用，没有被赏识重用也是自己的过失。”生来就迎合社会上的风气，揣摩君主的心意，观察君主辖境内的情况，调整自己的才能，确定自己的主张，仔细地窥测机会，进献有益处的东西给予君主，怎么会“不遇”呢？现在却不是这样，进献没有益处的才能，交纳没有好处的意见，在夏季进献炉子，在冬季进献扇子，做君主所不喜欢的事情，献君主所不想听的言语，他不遭受灾祸，已是幸运，怎么还能得福呢？进献有益处的才能，交纳有好处的意见，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但是，有的人靠进献对君主无益的才能意见而得福，有的人却因为进献对君主有益的才能意见而获罪。况且，夏季炉子可以用来烤烘潮湿的东西，冬季扇子可以用来扇火。社会的风气可以迎合，君主的心意却不可以揣摩；意见可以调转，才能却无法轻易改变。
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着，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
释义：当时的君主喜欢有文才的人，你修文就能够“遇”；当时的君主如果喜欢有武才的人； 你就“不遇”。君主喜欢有口才的人，你有口才就能“遇”；君主如果不喜欢有口才的人，你就“不遇”。喜欢文才的君主不喜欢武才，喜欢武才的君主不喜欢文才；重视口才的君主不重视行为，重视行为的君主不重视口才。过去周朝有一个人，屡次都没有得到赏识重用，年纪大了，头发都白了，在路上痛哭流涕。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哭泣呢？”他回答说：“我求官屡次得不到赏识重用，自己悲伤年纪大了，错过了做官的机会，因此就哭泣了。”那个问他的人说：“你为什么求官一次也没有得到赏识重用呢？”他回答说：“我年少的时候，学习做文章，成就文德后，才想要做官，君主却喜欢任用年老的人。等到任用年老之人的君主死了，即位的君主又喜欢任用有武才的人，我就改为学武。等我的武艺刚刚学成，任用武才的君主又死了，年轻的新君登上王位后，喜欢任用年少的人，可是我已经老了。因此我不曾有过一次被赏识重用的机会。”
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为，况节高志妙，不为利动，性定质成，不为主顾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如准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
释义：才能不是根据君主的好恶，预先设置好的，偶然碰上君主喜欢，恰好投合了君主的心意，所以称它为“遇”。如果揣摩君主的心意，调换自己的意见，以博取尊贵，这个叫做“揣”，不叫作“遇”。
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于涂，摭弃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鲍叔之魂默举，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
释义：春天播种了谷子，秋天就能收割谷子，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叫做“遇”。没有追求就得到了，没有行动就成功了，这叫作做“遇”。好像在路上捡到别人丢失的东西，在野外拾到被别人抛弃的东西，好像天授予的，地生长出来的，禽息的精神在暗中推助，鲍叔叔的灵魂在暗中举荐，像这样的情况，就是“遇”。现在一般的人既不能够对“遇”与“不遇”的议论作出确定的判断，又根据被赏识重用就称赞它，根据不被赏识重用就诽谤它。这种根据已经出现的效果，按照已经形成的事实来评论的做法，是不能够衡量人的操行、考察人的才能的。
第二章 荀子说命
荀况说：贫、病、祸不是天加的，而是人自己造成的。
强本而不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疫，袄怪不能使之凶。
释义：加强农业生产并且节俭用度，那么天不能使人贫困；供养充足并且活动适时，那么天不能使人生病；遵循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而且坚定不移，那么天不能使人遭祸。所以，水灾旱灾不能使人饥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自然灾异不能使人遭凶。
荀况说：人自己不努力，天无法使之富、全、吉。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
释义：相反，农业生产荒废而且用度奢侈浪费，那么天就不能使之富裕，供养不足而且行动懒惰，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健康；违背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而且胡作非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吉祥。所以，水灾旱灾没有降临也会饥饿，严寒酷暑没有迫近也会生病，自然灾害异没有出现也会遭凶。
荀况说：与天顺者谓之福，与天逆者谓之祸
天职即立，天功即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
释义：自然界的职能已经确立，自然界的功效已经完成，人的形体具备了，人的精神活动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