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进说的“鞍马劳倦”，只是得病的原因之一。王进老娘得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回过头来，根据《水浒》中的有关情节来谈谈这个病及其病因。
王进老娘得的这个“心疼病”，其实就是胃病。理由有三：一是古人认为心在胸正中，故有平日生活中“把心放在正中”之说；二是中医书上所说心口痛即是胃痛，这是外证；另外，《水浒》中交代王进老娘得病的细节，也提供了内证。《水浒》这一回的回目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既是私走，就是被迫潜逃，又怕高俅派人追捕，精神处在高度紧张，心内愁思郁积，外急内忧，这是致病的一个原因。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免不了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一月有余”，这几句虽是一笔带过了一个多月的旅途生活，但却也道出了一系列致病的原因。“免不了饥餐渴饮”，说明饮食无规律，饱一餐、饿一餐、渴一餐，使肠胃不能正常运动；而当时的时令又是阴历三月天气，一个六旬的老人“夜住晓行”，这就免不了在旅途中备受风寒，加上一个多月的鞍马生活，肠胃一直处在颠簸状况，食物不能正常消化。到达史家庄后，史太公热情款待。先温了热酒、搬出了牛肉菜蔬。史太公又亲自陪酒，劝饮了六七杯酒，又吃了饭，才引王进母子到客房中安歇。这次热情的招待也是王进老娘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上写道：因离延安府不远，“母子二人欢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走了这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错过了宿处。既然如此，也说明是饿了一夜。到了史家庄一顿热酒，热酒刺激着空腹，造成了胃痉挛。中医书上曰：“病日大多由于纵恣口腹，饮食不定，或饮热酒，或食生冷；或忧思郁结，日积月累，致脾胃中和之气升降失常，脾胃为肝木所克，气机淤滞，遂成本病。”
人到中年，消化器官也会发生老化的现象。它可以反映在脏器外形的萎缩，重量减轻，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道动力的减退等方面。尽管有上述种种生理性的变化，但应付一般日常消化所需要的各种消化液的分泌以及传送食物和残渣所需要的胃肠运动都还是能满足基本需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储备应急能力有限，往往经不起额外的负担和打击，包括精神上的过度兴奋和抑郁、饮食或药物方面的过度刺激，甚至一般的伤风感冒或感染都可能导致老年人产生一系列的消化症状，而影响整个机体的健康。
由此观之，王进老娘的“心疼病”，是由于旅途忧思淤积、饮食无规律、外感内寒、鞍马劳累产生、热酒刺激促成的胃病。
13、阮氏三雄还有兄弟吗（1）
每次看《水浒》，读到“吴学究三阮撞筹”一回时，老有个疑窦：阮氏三雄到底有兄弟几个？既有小二、小五、小七，那就也应该有小一、小三、小四和小六。往下读下去，总想在字里行间找出答案。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疑窦却一直没有解开。最后自然而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水浒》的作者漏掉了。
最近读了几篇有关三阮的民间传说，虽然说法不一，但是对于弥补《水浒》的这个遗漏还是有所裨益的。一个传说提到：山东省梁山县银山公社的石庙村，即当年的石碣村。村东有个四坟坑，当地老乡讲述，这就是阮氏另四位兄弟的埋葬地。老乡们说，阮氏兄弟原是七人，以打鱼为生，又具有豪侠的性格。兄弟七人不堪渔霸的残酷剥削和官府的横征暴敛，联合众渔民进行反抗。结果遭到官府、渔霸的镇压。于是他们铤而走险，抗官府、杀渔霸、劫富济贫，同前来清剿的官兵展开对抗。在一次鏖战中，七兄弟中四人战死，只有小二、小五和小七逃脱。事后，渔民们便把牺牲的阮氏四兄弟葬在四坟坑里。这个传说的可信程度还是有的，不过却有一个疑点：虽有四兄弟战死，那三个活口，官兵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会时时前来缉拿的。后来这三兄弟又怎能在石碣村待下去，直到吴用撞筹才上梁山呢？
另一个传说曰：阮氏三雄原是一胎所生的孪生兄弟。母亲早丧，家境贫寒，长到十几岁还没取个名字。一次老父患病，听郎中说要吃一种叫“泥里钻”的鲇鱼才能治好。三个儿子听说此事，冒着严寒，潜入水底各摸来一条鲇鱼。阮老汉要三个儿子将鱼都称一称。结果是一条二斤，一条五斤，一条七斤。老汉就按鱼的重量为这三个孪生的兄弟取名字，因此他们三人也就分别叫做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这则传说虽然有些离奇，但是颇有趣味。不过这里面还是有点问题。《水浒》第十五回“吴学究三阮撞筹”中吴用在阮小二、阮小七的陪同下找阮小五时，书中这样写道：
划到一个去处，团团都是火，高埠之上有七八间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么？”那婆婆道：“……出镇上赌去了。”
这一段就说明阮氏三雄的母亲还健在，而且一直跟着阮小五生活，这就有矛盾了。传说中说父亲健在，《水浒》里根本未提阮氏三兄弟父亲之事，这又平添了些是非了。
13、阮氏三雄还有兄弟吗（2）
最近，读《大宋宣和遗事》才破解了这个疑问，找到了答案。《大宋宣和遗事》中载：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后，将一对酒桶忘在黄泥冈现场。押送人员药酒醒后，根据酒桶上的字号，到所属的南洛县报案。南洛县即今河南南乐县，在大名府的东南，正是大名府到东京的必经之地。南乐以西一百多里正是太行山区。《大宋宣和遗事》载：晁盖等劫取生辰纲的事发后，官府缉拿，无处藏身，便到太行山梁山泺落草。从地理位置上讲，路线合理。可见智取生辰纲的原故事是发生在太行山区附近的，那个黄泥冈应该在南洛县附近。而《水浒》是以山东梁山泊为中心的，故作者写作时，把发生的事都与梁山泊挂上钩，因此写作时只注意原故事情节惊险，人物形象鲜明，而忽视地理上的校正，所以才出现了“此是太行山”，舍近求远，绕道鲁中等等违反地理常识的错误。14、生辰纲在哪里被劫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生辰纲在济州府境内的黄泥冈被劫。黄泥冈在哪里？读者大概也不难回答，因为第十六、十八回说得很清楚：在山东郓城县附近。
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下《水浒》，就会发现书中的毛病。杨志出发前曾向梁中书交代过：“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紫金山、伞盖山在哪里？书中没有交代。二龙山原是邓龙强占的山头，后为鲁智深、杨志所占，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乃李忠、周通占领的山头，也在青州境内。伞盖山在桃花山及黄泥冈之间，也应在山东境内。北京大名府即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很显然紫金山也应在大名府到二龙山的路途上，不在河北就应在山东境内。青州在山东哪里呢？据《辞海·青州》条载：青州，古九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郡之一。唐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潍坊市，益都、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潍县、昌邑等县地，州治在山东益都。何心先生《水浒研究》载，北宋时，青州属京东东路，辖地稍有缩小，州治也在今益都。再翻阅一下《中国地图册·山东》，你就一目了然了，青州位于鲁中地区，而郓城附近的黄泥冈却在鲁西地区，两者相差真是俗话说的“十万八千里”（实际直线距离三四百公里），它们怎么能扯到一块去呢？杨志真是一介武夫，毫无地理知识，连东西南北、孰远孰近都分不清。杨志押送的生辰纲是从河北大名府出发，送往河南开封府的。开封在大名府的正南方，杨志押送生辰纲，只需从大名府出发向正南走，即使跨入河南境内，经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封丘，即达开封。何必由鲁西，绕道鲁中，再由鲁中绕回鲁西，经郓城黄泥冈去开封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很显然这又是《水浒》作者的一个失误。 第二是《水浒》第十六回在描写黄泥冈形势时，有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休道四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按《水浒》上说黄泥冈明明在梁山泊附近，怎么说“须知此是太行山”呢？真是莫名其妙，令人费解。
15、真正押送和劫生辰纲的人
写罢《生辰纲在哪里被劫》一文后，觉得文章仅提出劫取生辰纲故事在地理上的错误，而原故事的详情却鲜为人知，广大读者可能没读过《大宋宣和遗事》，更不了解故事的原貌。这样，笔者认为应写此文作为补充。
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押送生辰纲的人是杨志，劫走生辰纲的人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及白胜等八人。生辰纲事发后，是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到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兄弟的。但读者都不知，这个故事的雏形竟不完全如此。
水浒故事虽说北宋末期已开始流传，但一直未有文字记载，只是处于口头传说阶段。而记载最早的要数元代初年无名氏写成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据该书记载的劫取生辰纲的故事是这样的：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师宝（即《水浒》中的梁世杰），将十万贯珠宝等物，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往京师为蔡京上寿。马安国一行行至五花营堤上田地里，巧遇八个大汉挑着酒来，因天热口渴，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谁知酒刚下肚便不省人事，珠宝皆被八人劫走。待酒醒后，现场只留下一对酒桶。后面追查得知此八人是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即阮小二），阮通（即阮小五）、阮小七及燕青。后来宋江私放晁盖。郓城县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追捕，未获。只得把晁盖之父押解到县城，押解途中又被晁盖等人劫回。董平无奈，只好回县受责。
《水浒》一书中，虽然保留了雏形的大概轮廓，但又做了大量的加工和润饰。更有趣的是，加工后的故事，原来押送生辰纲的马安国不翼而飞了，由杨志这个时乖运蹇的人当了替罪羊。劫取生辰纲的秦明、燕青变成了公孙胜、白胜。董平再也不当郓城县都头那个苦差事，而到东平府去当了兵马都监。燕青也不住石碣村，而成了北京土居民、大名府第一富户卢俊义的心腹人。秦明也不当劫贼，改邪归正去当了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统制。这是押送与劫取生辰纲人员的变动。
劫取地点变化也大。《水浒》里的黄泥冈，是偏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那冈子是“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混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山边茅草，乱丝丝攒通地刀枪，满地石头，碜可可睡两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从描写看，这黄泥冈真是个强人出没的险恶林子，也正是智取的好场所。而《大宋宣和遗事》中被劫之地，却是“五花营大堤田地里”，显然是一马平川之地，在这里劫取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也很难像《水浒》里，“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拿头探脑望”那么神秘、紧张，又难让杨志提刀赶去，让众人惊叫的恐慌，更难因此而达到麻痹杨志等人的效果，以至于后面讨价还价、抢酒、下药一系列好戏在大堤田地就无法演出了。正因为这场地的变换，才使黄泥冈的智取更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了。还有《大宋宣和遗事》中是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这就说明马安国与押送人员的关系是融洽的、友好的，内部是团结的，马安国是体贴下属的。这样的话，吴用计策再好，生辰纲可能也难得手。而《水浒》中，吴用劫取生辰纲之所以成功，对吴用一方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杨志押送生辰纲失败，就失败在他与军健、与虞侯、与老都管矛盾重重，失去了“人和”，人齐心不齐，人虽一处，心为二心。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心不齐，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加之天气、地形等，又失去了“天时”、“地利”，失败在所难免。《水浒》这么一加工，情节就更惊险错综，个性就更鲜明突出，故事就更合情合理。令读者读之，如临其境，心情与书中人物一张一弛，同呼吸共悲欢，这效果多好！
16、吴用焉能不认识宋江
吴用为劫取生辰纲设计的计策应该说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分“硬取”及“智取”两个方面，视情而动，灵活得很。事前的准备也是机密的。晁盖家的庄客一个不用，用的大都是外乡人，计谋的进展也顺利得很，除他们八人外，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失”又失在哪里呢？失就失在晁盖身上。晁盖在郓城县大小也是个名人，很多人认识他。他在王家客店登记住宿时，就被何涛之弟何清认出。明明姓晁，却说自己姓李，从濠洲来，贩枣子去东京卖。“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生辰纲被劫后，社会上已传得沸沸扬扬，都知是卖枣人所劫，而他们还以为掩盖得天衣无缝。何涛正是从何清嘴里得到线索，抓捕了白胜。白胜又是个软骨头，一上刑就供出了晁盖等人。宋江正是从何涛口中获悉：官府正待捉晁盖等人归案。为救晁盖，宋江飞马到晁盖家报信，建议晁盖逃走。晁盖顺便向宋江介绍吴用、公孙胜、刘唐等人。宋江走后，晁盖告诉众人，生辰纲事发，“亏杀这个兄弟，我们不是他来时，性命只在咫尺休了！”吴用也道：“若非此人来报，都打在网！这大恩人姓甚名谁？”晁盖答道：“他便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的便是。”从吴用的这一句话，我们可知在此之前吴用是不认识宋江的。
按说生辰纲事发之前，吴用认不认识宋江本来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是从小说的记叙分析，这似乎非常不合情理。从《水浒》第十四回、第十八回看，吴用完全应该认识宋江，为什么这么推测呢？理由很简单：
首先，宋江、晁盖、吴用都是土生土长的郓城县人氏。宋江虽在县衙门工作，但县城离晁盖所在的东溪村，骑马也只有不到半个时辰的路程，两家仅五六里地。据晁盖家庄客在官府供认，吴用是本乡中的教书先生，可见吴用也是东溪村附近之人。而且三个人都是闻名之士，连在蓟州的公孙胜、江州的李逵都知其名，不少好汉做梦都想与之相认，为何同在一县的乡里，吴用反而不认识宋江呢？吴用不认识宋江连晁盖都感到惊讶。晁盖说：宋江“四海之内，名不虚传！”“吴先生不曾得会？”真是咄咄怪事，令人不解。
其次，《水浒》第十四回载：当吴用听雷横说刘唐是晁盖的外甥时，吴用寻思道：“晁盖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是有些事，便和我商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跷。”第十八回，当宋江来报信之后，晁盖道：“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兄弟。”从上述三人关系看，晁盖与宋江、与吴用都是知己，一对是“自幼结交”，一对是“心腹相交，结义弟兄”。三人都是好结交天下好汉之人，宋江又闻名山东、河北，晁盖早应介绍吴用认识宋江，更何况又有一县之便，所以说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呢？再说吴用对晁盖的亲朋好友都认识，又为什么不知道晁盖有宋江这个拜把弟兄呢？
《水浒》的作者其实也意识到吴用不认识宋江有不合理处，所以，当吴用从晁盖嘴中得知报信人是宋江时，说了句“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