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的余晖染红了窗棂。
于倩说：“吴戈，解放后，你怎么不去说明你就是那个‘13号’呢？”
吴戈张开缺牙的嘴呵呵一笑：“那么，怎么解释药市上那个女扮男装的接头人呢？在失去那个代号之后，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
“吴戈，我要衷心地感谢你。你为我失去了许多东西。”
“不。我也得到了许多东西。”
他们的目光突然一齐移到客厅正面的墙上，那里挂着于倩当年画的那幅《红菊图》，几枝菊花自右下角挺向左上方，墨叶肥厚，花朵硕大，似乎正对着秋霜怡然而笑。
我到三峡走亲戚
虹 影
虹影，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女作家。1962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阿难》《饥饿的女儿》《K》《一个流浪女的未来》，中短篇小说集《脏手指·瓶盖子》，散文集《危险年龄》和诗集《鱼教会鱼歌唱》等。编著有《海外中国女作家小说精选》和《墓床》等。
我六岁时，连狗都嫌，黄皮寡脸，头发稀得打不起一个辫子。头脑迟钝连过路收破烂的老头都惊奇。最后，我终于让母亲也失望了。大姐是“文革”前的老知青，趁“文革”武斗闹腾无人管，从三峡巫山农村回家，住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事与母亲大吵一顿，发狠说是要回乡下去。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说是行李，也不过是将家里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
那是个星期天，母亲在堂屋里闷坐了好久，突然对大姐说，你要走，那就顺路把六六带回我的老家忠县吧。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她一直尝试着把我送人，一直未成功，正巧大姐回家了，让我试试能否讨乡下哪个亲戚喜欢，算是对我降格以求。母亲没有告诉我她的阴谋，但是我感觉到她不要我，因此对离开这家好不好，我也全然不当一回事。
那个春末，天气已经暖和了，我跟着大姐坐轮船，那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一直把我们送到江边轮渡口。她的样子很漠然，我不理母亲，大姐也没好脸色给母亲看。母亲掉头走得很快，大姐拉着我的手走得更快，上渡船过江，然后再去转大轮船。
记得坐的是底舱，铁板地面，机器隆隆，与许多担扁担背东西的人挤在一块。到忠县县城，已是深夜。大姐说已经晚了，就是最便宜的旅馆我们俩付一个统铺位，花那钱也不值。结果她费了好多口舌，被允许在码头趸船上的凳子上过一夜。我们两人挤在一起，搭了件衣服凑合着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我们坐长途汽车，然后赶山路，看着长江在眼前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出现，一直到我腻透了任何风景，才听到村子里的狗胡吠乱叫，大姐说到了。
大姐把我送到忠县乡下，住了两夜自己就回到巫山去了。那时我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在长江边，离得近，大姐会来看我，后来会查地图了才知道远着，她就是把我撂下来一个人狠心走了。大姐当知青那地方，就是著名的巫县小三峡。她落户的地方就是后来作为文物保护的大昌古镇。
母亲的家乡关口有个石寨，在大坡石梯的山丘上，石头砌的，没人说得清，是什么时候的建筑。老人说起码明清时就有了，说是张献忠打到过这儿，蛮族女将秦良玉把关，杀得个昏天黑地血流成河，守和攻相持不下。石寨就是秦良玉山寨的岗亭，全由整块大青石而筑，但年久风化，石顶全坍了，前院的石缝里生满野草。村子里用来开露天群众大会或晒粮食什么的，墙沿四角立了不少草人，草人手里还塞了一把芭蕉扇，风一吹，扇子就动，吓唬来偷吃粮食的麻雀。这古老的石寨，在村口池塘边，透过树枝就望得见，算是这个“关口”村的历史见证。后来我恨这地方的一些人，就认为他们都是反动分子秦良玉的后人，再后来我恨这地方的那些人，就觉得他们应当是张献忠手下的屠夫留的种。
我先在大舅家落脚，大姐嫁给了大舅的大儿子，大舅同时也是大姐的公公，大舅妈在大饥荒饿死的，一直未娶，生有三儿一女。我就和小姐姐一起睡。二舅与大舅家的两间平瓦房连在一起，各有草屋和搭的猪圈，猪圈边就是茅房，几根树桩钉在一起，四周是麦折笆。
我的到来，让这个一向平静的寨子掀起波澜，整个村子的人都来到大舅门前看稀奇，城里的“小姐”什么样？这里几乎就没有从大城市来的亲戚，倒是有人出去过，比如我的母亲当年逃婚，一出去就不回来。这儿人到了非出去不可时，那也是天垮下来的绝境，如果数一下村里去过大城市的人，那就是我这两个舅舅，他们在我未出生前，抬着我重病快死的外婆去重庆交给我母亲，送到了就赶快回转。
那些看稀奇的人失望极了：屋子里站着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满头黄毛，眼睛充满恐惧，而且半天都不说一句话，也没有笑脸，穿得几乎和他们一样破旧。也拿不出任何礼包，连农村人走亲戚，都要带自做的麻花或红糖。可我什么也没有带，母亲只想把我从她身边赶走，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细节。那些人很快就散了。
有一天我的幺姨来关口接我，她离得比较近，翻了两座山过了三条溪沟就到了。幺姨长得不像母亲，五官较小，眯眯眼，个子也小。她没有儿女，丈夫在煤矿挖煤，经济情况比舅舅们好一些，可是她天天提心吊胆，害怕丈夫被炸死，因为这小煤矿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坍方，瓦斯爆炸，死人是经营小煤矿预算的一部分。
幺姨一落泪，我就觉得没有办法，过了一阵子就跟着她哭，我哭的是自己被重庆城里的母亲抛弃，一辈子就留在这偏远的农村。只是我一哭，幺姨就停住哭，带我到小河沟去搬螃蟹。
有一次遇见一条大花蛇，我吓坏了，幺姨竟和那蛇对视，而且拾了一石子，抛上半空，嘴里念念有词。那蛇伸得很高，但费劲地弯过脑袋去看那石子，最后整个身体垮倒在地上，一溜烟不见了。我从惊吓中缓过劲来，问幺姨怎么一回事？她说，遇见那种蛇，就要比高矮，若抛出的石子高到连蛇抬起头都看不见，蛇就会饶了我们。
我在幺姨那儿住了很久，表姨来幺姨家，说是有事晚了，不然早就来接我。她生得白净，不像风吹日晒的农妇，头发在脑后绾得整整齐齐，穿得也干净，总之，我当时一下就被她的端正模样吸引住了。幺姨舍不得我走，但表姨态度很坚决，说以前我母亲在乡下时与她最要好，现在母亲把她的幺姑娘送到乡下来，能不管吗？不过她们在屋里商量了一天，最后达成协议，我先去她那里，然后再回来。
表姨那儿很远，就在长江边的丰都鬼城附近。我们走了一天山路，她走路不快，因为她说小时家里对她期望太高，要嫁个好人家，所以被缠了脚，她实在受不了，就悄悄放脚，被家里发现，狠狠打了一顿，重新缠脚，但又被她放了。这么折腾过几次，那双脚就不成样子了。我们一路说着话，等到她家天就黑尽了。表姨是第一个打开我话匣子的人，她喜欢问我，我也喜欢问她，关于重庆城里的事，她最感兴趣。
她说很后悔，当初应该跟你妈一起跑到重庆，哪怕做纱妹，也比在农村强。
我问她为什么不走呢？
她说有些东西丢不下。
问她什么东西。她笑笑，说你是小娃儿，你不懂，有一天你懂了，表姨再讲给你听。
表姨爹已经做好玉米稀饭等我们了。比起其他的亲戚，表姨家的房子算是像模像样的：石头房子，屋顶很高，其实就是一个旧时碉堡。解放那阵分田分地时，那个石房子里炸死的国民党士兵太多，邪气太冲，没人敢要，就分给了她家。此后，她遇到来村里做石匠的表姨爹，就被招了上门女婿。
表姨告诉我这个故事，说她自己八字大，压得住邪。她的话有道理，在重庆南岸家里的阁楼上，我总看见一个白衣女鬼，家里三个姐姐也都看见过，只是我见到次数最多，所以最有理由怕鬼。可是在她的小石屋里，一次也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也没有听到什么怪声音，看来只要阳气足，鬼屋不是个坏地方。
表姨门前有一棵李子树，我一直住到这棵李子树开花。记得天天爬到李树上，远远看表姨爹从村口那个山道回家来，他是个石匠，他们抱养了一个孤儿，比我大五岁。十一岁就跟着村里全劳力一样下田。
生产队部的院子在一个洼地。我们站在山坡上就看得见。有一天生产队长来动员表姨去斗地主。表姨说，地主和他的老婆不是土改时已经被枪毙了吗？我不跟魂斗。
生产队长说，不是老地主，是少爷。附近的知青说是国家要搞的。那些知青都跟我大姐一样，是在“文革”前就到农村去的，这么些年生活寡淡无味，终于轮到“革命”的机会了。
少爷？解放那阵子他才四岁，表姨说。
生产队长说，你以前在他家当过丫环，你最知道他家怎么欺压我们穷人。所以，你一定要斗。队长走后，表姨很难过。我问她，她说，她在他地主家时，一家子对她不错。再说那少爷就是看见父亲被敲了沙罐，吓得半死，变成神精病的。
表姨在家装病，她被队长狠狠骂了一顿，不过也拿她没办法，她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出身。
我那天跑下山坡去，队部的院子热热闹闹，在天井和堂屋站着人，地上也坐了不少人，拖儿带女的。那个地主的少爷被押上来，一个瘦高个青年，衣服又破又脏，头发长得不男不女，但什么也不知道，别人骂他，他笑，别人数他罪状，他笑，有知青上台阶去扇他耳光，他也笑。直到后来把他斗垮在地上，才算收场。
我跑回屋里对表姨讲那里发生的一切。表姨说，我就知道会这样，这个孩子活不长，老天爷，观世音菩萨，行个好吧。她的样子非常伤心。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次表姨爹说是要带我去一个工地，那儿差石匠，而且离鬼城冥府不远。他一早带上我，我就在工地等他做完事。然后他带我往街上走。他指着山顶的那些若隐若现的房子说，那是阴间地府，凡是人死了，都到那里报到，做善事的升天或投个好人家，做恶事的，得下地狱下油锅，受各种惨不忍睹的酷刑，永世得不到翻身。
那条青石块的街，两边全是一两层的房子，往山上走的小路真是鬼气森森，令我非常向往。但是爬了一半山，表姨爹忽然改变主意，不带我上去。说小孩子看了不好，女孩子看了更不好。
下山后，街上摆出小摊，都点起油灯，卖煮熟的红辣子鸡块，说是鸡避邪。他买了一个鸡头，叫我立即就吃。然后拉着我的手就走，说赶快，趁天还未黑，若天黑了，街上不会有人，全闭门闭窗的。表姨爹带我上船，不到一个时辰，我们跟着拖轮上岸，重新走山路回村子。
长大后我去过那鬼城冥府好几次，就在丰都长江边上，古木参天，有些古庙，奈何桥得一步跨过才顺当，还有鬼门关，黄泉路，十八层地狱，每隔几年修些新玩意添些新颜色，最后一次把我吓了一跳，对面整匹山修了供观光的种种传说中的景物，还有天堂仙境，玉皇大帝整个雕像占了半山，在长江上就可见到，好像发扬正气，压倒邪气。那条古朴的街也越来越商业化。
记得那一夜表姨一直在怪表姨爹胆小。但是第二天，表姨就去山里摘回艾蒿菖蒲，几枝挂在门口，几枝拿在手上点火烧，在我周身来回熏烟，熏得我只有闭上眼睛，泪直流。表姨用雄黄酒洒在门口窗子，说不然鬼会缠住我，这样做过后，鬼会自动离开，知道认错了人。为了保险，她在太阳下山后，叫我学她的样，对着东山连连吐三次口水，然后跪在地上，对着西天磕三个头。
天还漆黑，生产队长就在叫出工了，等他们上了地里，公鸡才叫。
在表姨这儿，她让我帮她扯线子，一件旧线子衣服。我得边扯边绕在一个木凳上，扎成一束，洗了再重新织。线子衣，表姨织了两件，一件给她的儿子。一件想必是给表姨爹的。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了，她的儿子也睡了，表姨爹还未回来。我看见她拿着线子衣，包着一包东西就往外走。她走得很秘密，可我还是发现了。跟在她后面。我发现她竟然是去村边的土屋。而且里面住的就是那个被斗的少爷。少爷见了她也不傻笑，眼睛盯得直直的，不过两人没有说话。
每天我和当地孩子一样去山上拾柴和打猪草剁猪草。每天一到晚上，吃饭很早，每家每户如此，为了省煤油灯，有时农田活忙了，吃饭晚了，就烧着麦秸秆和枯草，取炉火照明洗菜做事。往往一屋子都是烟，熏得人直咳嗽。
晚上一盏小油灯早早就吹熄。
第二年清明节很快就到了，我们几家人到关口后山上给外公上坟。一路上扔野菜团子，说是打恶狗饼，每人头上系根白布条，表示孝敬，祖宗保佑着，凡有厄运来临，必先显灵，让后辈逃脱。他们剪了好些纸人纸马纸牛羊，还糊纸房子纸床，在坟前烧掉，说是这样亲人在阴间可享受。
上完坟回来，二舅说要带我去大石寨。我以为是村子里的石寨，说我自己就去得。大舅说，村里的是小石寨，江边有大石寨，川江上下都有名，就在江边山崖边上，有十二层，高入云里。可是二舅给春耕病倒了，二舅妈就让村里一个老表把我送到表姨家。表姨说没去对了，因为那个地方早就被“闹革命，破四旧”的知青封了，里面的菩萨早就被砸得稀烂。
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表姨就在把家里的碎布收集起来，用面粉做浆糊，抹在碎布上，做布壳，她将布壳剪下修鞋样，每天吃饭前趁着天光扎几针。
那是八月的一个大太阳天，大舅接到二姐代母亲写来的信和寄来的路费钱，让幺姨送我回重庆上学。那一天我把村子跑了一个遍，最后我抱着表姨哭起来，表姨说，“乖女，你妈啷个会不要你。我就一直不信这点。”她也哭了，说真舍不得我离开。但是她为我能回重庆大城市而高兴。
她和表姨父把我送回关口，那天傍晚幺姨也赶来了，她们一人拿出一只红布鞋，扎得结结实实，幺姨做的右脚上还绣了两朵小小的豌豆花。她们让我伸出脚来试，大了一些，说是要这样，我脚长得快，上二年级还能穿。不过幺姨说不全是她做的，因为她眼睛不好，二舅妈就接过去了。
我问怎么一直不知道她们在为我做鞋子呢？
她们说心里有这个预感，她们去神坎取了愿的，这样穿鞋的人才会一路平安，红色也是图个吉利，能走到天边，越远命就跟以前不同，起码比她们的命好。
一群女人在大舅屋子里闹嚷嚷时，二舅把我叫出来，偷偷塞给我十块钱，我知道十块钱是个大数字，我手中从来没有捏过钱。所以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一向糯米兮兮的二舅说，你不要，等一会就把你捆在屋里，不让你走。
我吓坏了，赶紧收下。他才放心地走了。回到重庆，我把这钱交给母亲，母亲拿着钱眼泪就流出来。
幺姨在重庆城里很不习惯，她放心不下丈夫，就回去了。她走了，我的衣袖上还插了一根穿着线的小针，看见父亲的钮扣掉了，我就赶快缝上，可是被家里哥姐笑话，他们认为这是乡巴佬的做法，硬把针取走了，不准我插在袖子上。那双红布鞋，我从乡下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