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2期
［本刊特稿］
黄永玉的一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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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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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笔记．．．．．．．．．．．．．．．．．．．．．．．阿 坚
［三S论坛］
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
食指代表作选
［空间艺术］
大画水浒人物选．．．．．．．．．．．．．．．．．．．．黄永玉
中国舞台．．．．．．．．．．．．．．．．．．．．．．．刘 采
［三个人］
读者来信选登
黄永玉的一堆序
黄永玉，1924年生，湖南湘西凤凰人。十六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为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民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刊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写过诗、杂文、小说、剧本，出版过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花衣吹笛人》《永不回来的风景》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获意大利总司令勋章。本刊曾连载过他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以下的一组文章是黄永玉先生为一些书和画展写的序文。
——编者
给这个党员打分
黄永玉
一九五三年我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第一次上美院去见人。如何见法？见谁？我都不清楚。在接待室等候，进来一个高个子，长脸，眼睛眯成一条缝的，不太笑的角色，同我握了手，坐下，说话了：欢迎你到美术学院来工作，噢！美术学院这个环境很好嘛！嘿嘿！（笑了一点）可以学习和锻炼嘛！明天你来院办手续，找一位名叫段锦云的女同志。我叫丁井文，是负责院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摇了摇头。
“那么，再见！”握手。
一路上，有几个词让我弄不清楚，“学习”？为什么学习？我不是来教书的吗？“锻炼”？有什么好锻炼呢？我身体虽不说肌肉发达，对付一两个人倒还够用，怎么把这事说到一起来了？还有“顾虑”？到美院来工作有什么好怕？
以后，漫长时间理解许多概念和我原来理解不一样。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那一天跟老丁见面起，我真是兴奋到了家；见生人不生，见熟人不熟，见怪不怪，我好奇之极，我全盘接受：都是一家人，自己人了，哈哈哈！
我几十年之后才发现，从香港回来的这个行动，给人的印象并不简单，只是没有人提醒我，也可能的确心无城府，一心只想刻木刻、教书，觉得这日子旷古未有，开怀万分。三四十年时光直到大家发现香港也不光是出产游手好闲，出产特务的地方……虽然生活的坑坑洼洼不少，真诚对待我的心地，我的工作的好人毕竟是多数。尊敬的老丁就是一个。
我和他的交往不多，朋友告诉我，他总在暗中照顾我的政治生命。也许他认真看过我的档案，也许由于艺术同行的真诚的某种共同性更能体恤千里归来者政治上幼稚的报国之心……
说良心话，除了人所共知的“文革”灾难之外，几十年来较之许许多多道德高尚、创作优秀的不幸的同行，我算是走运之极的人了。
老丁跟我一道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很快被调到筹备美院附中的工作中去，再不久就正式成为那个耗费他一生精力、一代又一代的娃娃头目。这些娃娃，今天做爷爷的做爷爷，做奶奶的做奶奶，百子千孙，老丁也晃眼九十岁了。为此，他真是如古人所云，费尽了移山心力。
照一般官场行话，他是很有“前程”的，换了别人，做梦也够不着这个境界。他原是搞美术的，于是就死着心要搞美术。不知是马克思在天之灵看上他还是秦叔宝、尉迟恭相中了他？当时负责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汪东兴同志，一定要老丁担任“内卫连指导员”工作。讲明白点就是去担任保卫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
汪东兴慧眼识英雄，老丁也没辜负老汪的厚爱；原本干革命是不讲价钱的，但汪、丁却暗中有个交易，丁说：去当指导员可以，你要答应我，进北京后，还得让我继续搞美术工作！汪东兴英雄识英雄：好！我答应你！
老丁呀！老丁！御前侍卫之长是前世几时修来？古时候要买这个美差你晓得要花多少银子？顺这架梯子往上爬，进了城，若干年后，做什么官不成？瞧那些可爱的老乡“挑担茶叶上北京”要走千里万里，见不见得着毛主席还是个问号。国庆节上百万人只能远远瞧着站在城门楼上的毛主席，一年就这么一回，还那么眼泪汪汪地。你瞧你多死心眼，搞什么美术？置天天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于不顾，假如我是那位汪大哥，我根本就可以耍赖皮说从来没说过进城后让你画画的事！再说！再说！就问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眼看任务这么紧张，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你居然还有这种存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偏偏汪大哥又如此之说一不二的守信用，这一下，你瞧你，陷在美术界拔不出脚了吧？
老丁倒是从来不吃后悔药的，且越活越高兴。既然投了美术之胎，不免搅乱了原有的级别、制度和章法，在几间既破且旧的老房子一住几十年。他的部下，背过的娃娃都当司令员了，老丁好像躺在快乐的南柯一梦中，那么满意。外人听说到老丁的故事，又见到老丁这个人，真会异想天开地说，他是什么、什么、活化石……他原来的老关系、老上级、老部下，弄一套体面的、现代化住房，也只一句话的事，他想都没想过。在他的世界里，“淡然”已成为习惯。没有李玉和的大义凛然地唱着真理；也不像“酸葡萄”故事中的狐狸半肚子醋劲和一嘴风凉话。认识他的人，常有幸在大街上见到他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擦身而过。因此，不止一次地摔断手脚，上医院吊腿、上石膏，一个月两个月，出院再骑着那辆心爱的老朋友回家。
帮助朋友、爱护朋友，以朋友的成就为荣，以朋友的倒霉受难为忧。朋友挨批、接受审查、被揭发，他跟着朋友一齐“登”上《人民日报》。朋友日子好过了，把他淡忘了，他会说：“人家这么辛苦，这么忙，不该去打扰他……”
“文革”期间，他的一群从小看大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控诉他，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我为他寒心，他却说：“唉！那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啊！由不得他们啊！”
他画得一手好水墨，尤其是麻雀特别精彩，他并不急于让人知道，换了别人，老早自吹是“麻雀丁”了。
以前，他处理“党务”时，是位出名严正、认事不认人的人，那点洞察能力与通达的胸怀常为共事的人所赞赏。
对真正的朋友和青年们，他却是那么坦荡和诚实，像一棵长满阔叶的春天的大树。
我好多年前曾经说过默祷他长寿，如果年岁可以捐献的话，老丁！拿我的年岁去吧！他活得比我有价值，我高山仰止！
一个人的道德是天分，由千种万种因素形成。固然，好书、好老师、好朋友……是良好的诱发剂，但不是根本，恶人康生也有学问，也有雅趣，会书法，懂戏曲，你只想想他眼镜背后面透露出的凶光，还有胆挂牵你甜蜜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亲密的朋友、温馨的书斋吗？所以说康生这玩意儿是太平年月的死敌。他是灾难的代表，他不应该也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他心坏！
我为老丁这个共产党员自豪！不吹牛，我认识他，真的认识他！
2002年12月2日于北京万荷堂
＇俄＇ 普希金 著
黎华 译
天末怀先让
黄永玉
认识先让时，他很年轻，我也不老，毕竟是五十年的事了。记得他那时在文化部什么什么机构工作，穿了件褐色短夹克在美院兴冲冲的来去，潇洒漂亮的突出，后来知道他是党员，我也就不替他担心了。我跟他没有什么来往，客客气气，印象是好的。印象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朝气，他不像一般习见的党员穿着褪色蓝干部服连同他们朴素的脸色令人生畏，他真实地令人感到亲切。
听说他是刻木刻的，我在版画系教书，我们一定有过交谈，比如在版画系走廊，或是在全国性的版画展会场里……都忘了；忘了不要紧，以后几十年相处到死也忘不了。
以后他也在版画系工作了。我们的私人来往也不多。版画系的党外人士有夏同光（“文革”末期上吊自杀）、陈晓南、王琦（“文革”后入党）和我，其余都是党员。版画系的党支部的领导很强，系主任是道德高尚、治学诚笃的老版画家李桦。他五十年代中期入党，加上新婚，同事们祝贺他双喜临门。在他的主事下，版画系的文化空气很活跃，提倡读书、举办多种类型的讲座和文艺活动，“反右”开始，版画系定性的右派学生最多。那么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李桦的表情始终闲闲然一如往日，他的党龄虽嫩，然而人格力量强韧，大有袁中郎所谓“兀坐无俦侣，观空绝想尘”之慨，世故惊涛中如此从容真不简单。
“反右”以后版画系成立了四个工作室：李桦、古元（“反右”以后古元调来版画系工作）、王琦、我各负责一个，工作室以名号，可算开风气之先。先让好像是在古元工作室作管家，只见他整天忙忙碌碌，脚不点地。
以后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包括十三陵劳动、密云水库劳动、“大炼钢铁”、“深挖洞”……这一类累死累活的行动都见到先让汗流浃背的影子，听到他沙哑的嗓音。他比我小，虽然小不到哪里去，按那个鬼才知道的制度，先让属于“年青教师”之列，而我是“老教师”，“年青教师”该上苦活的时候就得上，还得卖命地上，“老教师”也累，卖不卖命只有天晓得，何况他是党员……
在那种场合，他的专注、诚恳、认真，使尽青春解数，令我感动深思，留给我一个至今难忘的磨破衣衫、手捏铁镐、屹立于坝上、满头大汗的年轻形象。他在洪流中，我在洪流边浅滩处，我远远地对他好感，怀着落后于时代的同情。
像他一样年轻的艺术家这时候应该精研学术，锻炼本领，坝上炉边浪费了珍贵年月……这话当时我敢讲吗？
除了“文革”这个劫数难逃之外，以前的“运动”中只是顺手挨着的洗、刷、锉、磨，陈与义所谓的“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差约近似。元气虽伤，性命还在，算是可以了。
不过，在这狗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我捡到一个宝贵朋友，就是杨先让。“社教运动”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系里的声势里似乎我是个靶子。什么资产阶级教学方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养狗、打猎、听唱片、推广封建帝国主义文化……一位教授控诉我毒害他欣赏贝多芬音乐。真弄得我把这几个月提神醒脑场面当做是覆巢危机了，每天上午、下午、夜晚回家的路上有时会碰到杨先让，轻轻地从后面下了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只是教育，轮不到谁、谁的头上，沉着点。有的人幸灾乐祸，以为机会到了，让他去失望吧（我知道他指谁）。”说完，上车一溜烟走了。又一回仍是在路上，我们刚开完会出来，主题是批判我养狗和交游朋友关系问题，又是从我后面擦身而过，这回不下车，只说了一句：“哈哈，黄先生，你他妈以后得收敛一点了吧！”
他有正义的判断，只是碍于关系，不能不只在路上抒发。
“文革”期间，他忙他的，我们没有个人接触。
“文革”末期，把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送到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交给解放军训导管理，版画系是其中的一个班，有连长排长管着，我和先让才真的生活在一起。唉！狠狠地度过三年。
那一场浅薄幼稚的管理之下的三年劳动，无可聊赖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余响。劳动地点在十六里外，天刚亮起床吃早饭后捡拾农具排队往南走向目的地，黄昏再排队扛着该扛的东西走回来，麦子、水稻、西红柿、萝卜、白菜、大葱，管种管收，来回每天三十二里地。老的有刘开渠、李桦、李苦禅、王曼硕、胡蛮、常任侠……都卷在队伍里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七十多了，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间或在农闲之余抓“五一六”。什么是“五一六”，我今天问人，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那时候却是言之凿凿，张三李四受到隔离……其中一个人牙痛，因为问题严重不可能让他进城去医院挂号，便求诸我的医牙偏方，以便缓解疼痛，继续接受审查。所以我能确切知道在这里是关了人的。
我曾光荣地担任养鸡的神圣职务，从小雏鸡喂养成能生蛋的大鸡；又曾担任过草药组长，为师部的制药厂采集各种新鲜草药，统率过近三十人的草药大军。
剩下的时间经常与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还记得先让没有我们几个老家伙贪吃。）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了，我和先让便到钱的班上去看他。（我至今不明白咱们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间？）远远见钱绍武趴在窗口表独立兮，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