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这样吝啬？这甚至毫无益处！我想对待她们先苛刻一些，让她们把我看作神明，可她们竟然这样！……呸！……不，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譬如说吧，给她们一千五百卢布，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置办些嫁妆，买些礼物，各式各样的首饰，化妆品、光玉髓，衣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会好一些……我们的关系也就牢固一些了！现在她们也就不那么容易拒绝我了！她们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拒绝的话，一定认为有义务把礼物和钱都退还给我；可是要退还是很难的，而且也舍不得！良心也会感到不安，心里会想：怎么，就这样突然把一个直到现在如此慷慨、相当客气的人赶走吗？……嗯哼！我失算了！”彼得·彼特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立刻骂自己是傻瓜——当然是暗自责骂。
①彼得堡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
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他回到家里，比出去的时候加倍凶恶，加倍恼怒。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屋里准备酬客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还在昨天他就听说要办酬客宴了；甚至记起，好像也邀请了他；可是由于自己有一大堆麻烦事，别的事情他都没去注意。他赶紧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在家（现在她在墓地上），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正在摆开的桌子旁边张罗着；他得知，酬客宴将会办得十分隆重，几乎所有房客都受到了邀请，就连和死者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甚至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受到了邀请，尽管以前他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争吵过，最后，还有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不但被邀请了，而且甚至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一位最重要的客人。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①本人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尽管以前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因此现在她在料理一切，忙着张罗，几乎觉得这是一种享乐，而且，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可全都是崭新的绸衣，打扮得既漂亮，又阔气，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些消息和事实提醒了彼得·彼特罗维奇，使他产生了某种想法，于是他回到自己屋里，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问题在于，他也得知，邀请的客人当中也有拉斯科利尼科夫。
①前面，马尔梅拉多夫曾说，她的父名是“费多罗芙娜”。
不知为什么，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整一早上一直坐在家里。彼得·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某种奇怪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自然的关系：几乎从一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彼得·彼特罗维奇就瞧不起他，恨他，而且恨得简直太过分了，可是同时又好像有点儿怕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想省几个钱，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很感兴趣的、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十分强大、无所不知、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就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不过，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当然，还在外省的时候，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他像大家一样，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揭发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在彼得堡，这种人特别多，不过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最怕的就是揭发，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几年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他一直依靠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一次揭发的结果，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另一次的结果，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如有必要，他就要抢先一步，讨好“我们的年轻一代”，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身上，而且，譬如说吧，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别人的意见了……
当然，不久他就看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彼特罗维奇的顾虑，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即使他相信，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说实在的，对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他丝毫也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需要尽快、立刻弄清：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他们是揭发他呢，还是不揭发他？如果揭发，那么是为什么揭发，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不仅如此，而且要弄清：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该不该这样做？譬如说，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总之，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害淋巴结核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任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颜色淡得出奇，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极端傲慢，——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这儿，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不酗酒，而且按时缴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他赞成进步思想，加入“我们的年轻一代”，——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们转眼之间一定会附和最时髦的流行思想，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
然而，列别贾特尼科夫虽然心地十分善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对和他同住的这个人，也就是他从前的监护人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无法忍受了。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双方来说，都有点儿偶然，不过却是相互的。不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多么单纯而又轻信，可还是开始渐渐看出，彼得·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心里暗暗地瞧不起他，看出，“这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曾试图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彼得·彼特罗维奇，特别是近来，不知为什么，听他讲述的时候，已经带着过于明显的讥讽神情，而最近，甚至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庸俗和有点儿傻气的人，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的家伙，就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他也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多少听到过一些几经转述的东西；不仅如此：也许就连他该做的宣传工作，他也不甚了了，因为他太糊涂，他怎么能做什么揭发者呢！我们顺带说一声，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乐于接受（特别是最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甚至是非常奇怪的赞扬，也就是，譬如说吧，如果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说，他打算赞助不久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新“公社”①；或者，譬如说吧，认为如果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他也不会干涉；或者，说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等等，等等，对这一类的赞扬，他总是不予否认，而是默不作声。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些优点，按照自己的习惯，彼得·彼特罗维奇都不予否认，甚至容许人家这样赞扬他，——不管是什么赞扬，他听着都感到有点儿飘飘然。
由于某些原因，彼得·彼特罗维奇今天早上把一些五厘债券②换成了现钞，现在正坐在桌边点一叠叠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几乎经常没有钱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走来走去，装出对这些钱不感兴趣、甚至鄙视的样子。彼得·彼特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譬如说吧，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么多的钱不感兴趣；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许真的会认为，他的漠然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而且，大概还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叠叠钞票来刺激和撩拨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提醒他，让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
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做什么？》的影响下，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公社，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建立了集体经济。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和民主主义者斯列普措夫（一八三六—一八七八）在旗帜街（现在的“起义街”）上成立的旗帜公社。
小市民街（现在的“公民街”）上的公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时所住的房子不远。
②利率为五厘的公债券。
这一次他发觉他异乎寻常地容易激动和心不在焉，尽管他，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说什么就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新“公社”，还对此大加发挥。彼得·彼特罗维奇正在打算盘，在算盘珠子的响声暂时停顿下来的间歇里，他不时提出简短的反驳，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流露出十分明显、故意无礼嘲讽的讥笑神情。但是“富有人情味”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情绪归咎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决裂，并热切地想要尽快谈谈这个话题：关于这个进步的、宣传性的话题，他是有话可谈的，这可能会给他这位尊敬的朋友带来安慰，而且“无疑”会对他今后提高觉悟有所裨益。
“这个……寡妇家在办什么酬客宴啊？”彼得·彼特罗维奇问，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谈到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好像您还不知道似的；昨天我不是跟您谈起过这个话题，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了，她不是也请了您吗，我听见的。昨天您还跟她说过话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来的钱，全都花在酬客宴上。刚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惊讶：那儿准备得多丰盛啊，还有酒呢！……还叫了几个人来——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详细地询问着，好像怀着什么目的，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怎么？您说，也邀请了我吗？”他突然抬起头来，补上一句。“什么时候邀请的？我记不得了。不过，我是不会去的。我去那里干什么？昨天我只不过是顺便告诉她，作为一个官吏的贫寒的遣孀，她有可能得到他一年的薪俸，作为一次性的补助。她是不是为了这才邀请我呢？嘿—嘿！”
“我也不想去，”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那还用说！亲手打过嘛。您问心有愧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嘿——嘿——嘿！”
“谁打过？打过谁？”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甚至脸红了。
“就是您嘛，您打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约是在一个月前，是吗！要知道，我听说了，昨天……原来这就是您的信念！……妇女问题处理得也不好嘛。嘿——嘿——嘿！”
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又啪啪地打起算盘来。
“这都是胡说和诽谤！”列别贾特尼科夫羞得面红耳赤，他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另一回事……您听说的话不符合实际；这是造谣！当时我只不过是自卫。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她把我的连鬓胡子全拔光了……我认为，人人都可以自卫。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这是原则。因为这几乎就是专横霸道。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她面前站着吗？我只不过是推开了她。”
“嘿——嘿——嘿！”卢任继续恶意地讥笑他。
“您想惹我发火，是因为你自己让人给惹恼了，心里有气……而这是胡说八道，与妇女问题完全、完全无关！您理解得不对；我甚至认为，如果假定妇女在各方面，就连体力上也和男人一样（已经有人坚决这样主张了），那么可见，在这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当然，后来我考虑，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打架是不应该的，在未来的社会里，打架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在打架中寻求平等，当然是奇怪的。我并不是那么蠢……不过打架还是常有的事，……也就是说，以后不会有了，可是现在还有……呸！见鬼！跟您说话，会把人搞得糊里糊涂！我不去参加酬客宴，倒不是因为有过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不去，只不过是按原则办事，不助长像酬客宴这样的陋习，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也可以去看看，只不过是为了去嘲笑它……不过可惜，神甫不会来。不然我一定要去。”
“也就是说，坐在人家的酒席筵前，却蔑视它，同样也蔑视那些请您的人。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蔑视，而是抗议。我抱着有益的目的。我可以间接促进觉悟的提高，并作些宣传。人人都应该提高觉悟，进行宣传，也许，宣传得越激烈越好。我可以传播思想，播下种子……由这粒种子里就会长出事实来。我哪会侮辱他们呢？一开始他们是会见怪的，可是以后自己就会明白，我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您瞧，我们的杰列比耶娃曾经受人指责（现在她在公社里），因为她从家里出走……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时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她不愿生活在成见之中，不按宗教仪式结婚，就和人同居，似乎她这样对待父母，是太粗暴了，认为她本应怜惜他们，写得委婉一些。照我看，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需要委婉些，恰恰相反，这儿需要的是抗议。瓦莲茨跟丈夫在一起过了七年，丢下了两个孩子，写了封信，和丈夫一刀两断了，信上说：‘我认识到，和您在一起我不会幸福。您欺骗了我，向我隐瞒，通过公社这种形式，还存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为了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您。不久前我从一个慷慨的人那里知道了这一切，已经委身于他，要和他一同创办公社。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不正直的。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不要对我回去存什么希望，您已经太迟了。希望您幸福。’这一类的信就该像这样写才对！”
“这个杰列比耶娃，不就是您跟我说过，已经是第三次自由结婚的那个人吗？”
“如果认真的说，总共只有两次！即使是第四次，即使是第十五次，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说我有什么时候为我的父母已经去世而感到遗憾的话，那么当然就是现在了。我甚至幻想过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