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大小伙子。”博比总这样招呼罗伯特。他会开玩笑地、轻轻地给孩子戴上手铐，似乎要证明罗伯特不怕父亲的拳头？有一次，一位警察的妻子问我，博比为何不戴婚戒，那语气似乎暗示我丈夫在曼哈顿的酒吧及俱乐部里消磨时间时冒充单身汉。也许她说得没错。不过，他不再戴婚戒并不是这样的原因。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结果戒指弄破了他的皮肤。或许别人会认为他想得周到，他不愿再来一次。但这当然也暗示着还有下一次。总会有下一次。
到达佛罗里达的第二天，罗伯特仍未开口说话。夜渐渐深了，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抚摸着他的背，说着话。
“我们要在这儿住上一阵子。也许住很长时间。”
他蜷曲着身子，侧身躺着，修长的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膝间。“这不是度假。”他又说道，但这一次却带着木已成舟的无奈和低落情绪。
“宝贝儿，我们是在躲避。”我说，“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这里没人知道我们是谁。”
“躲避谁？”他问道。其实我知道他清楚得很。“为什么要躲？”
“什么？”
“我们在躲避谁？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吸了口气，看看我的手指。指甲K长了，护士的指甲不该长得这样长。
近两个星期我没法上班，脸上五颜六色的，紫的、黄的、绿的。像我们在急诊室里处理的那些脸蛋。面对这样的脸蛋我们只能耸耸肩，在记录表上慢慢地写上意见。可能家暴。可能是家庭暴力。为别的女人做这样的记录时，我总感到头昏目眩，手脚发软。我应该清楚。
“躲避爸爸，我们在躲避爸爸。你很清楚。你知道，他伤害我。你看我的脸。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爸爸打了我，宝贝儿。他确实伤害了我。不只是一次，远远不止一次。
你是清楚的。你看到过我的样子。你看到过我被他打成什么样子。许多次了。最近一次很厉害。真的，实在太厉害了。”
这时，他突然起身看我，睁大了黑眼睛，满脸通红。我缩了缩身子，但看到他脸上泪干时留下的五花脸时，又想向他伸出手去。
“没有，他没有。你说过，他没有。我听到你告诉上班的人，说你是摔成那样的。你还告诉过格雷斯姨。还有外婆。你说，你是摔成那样的。还有，是因为病了。诸如此类。我听到你打电话这么说的。”
“宝贝儿。”我说，那是他小娃娃时的称呼，“黑羊宝贝儿”压缩成了“宝贝儿”，其中满载着我的爱。我伸出手，但他缩了回去，蜷起身，转开去，耸起的肩膀，像鱼鳍，像刀片，像一堵墙。多少回，在夜间，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听着击打肉体的声响、肩撞墙壁的声响、争吵声。争吵的起因是晚饭、失礼、通奸、出门去多尼公园、洗车液、没有了垃圾袋、没有了燕麦面包、芥末种类买错了。
“我那是撒谎。”我说，“我撒谎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感到难为情。而且我害怕。我害怕你爸爸。”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现在还怕他。”
他抽泣得很厉害，他、我，还有床，全在颤抖。床就像帆布床，不坚固，不如家里的那张高架床。家里的高架床下是写字台和电脑，记事板上贴着美国节日表。要是我在外面找张美国节日表贴到墙上，是不是太危险？外面是不是有人早已在找我们？找一个在七月里买美国节日表的女人？这一年已过去一半。三十八年了，她已度过了半世人生，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包扎和掩饰伤口，但从未治愈伤口。我以前只希望做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和母亲，现在只希望能平平常常地离婚。离婚是一件既悲惨又让人羞愧的事，孩子会在为了抚养费而起的争吵中背着露营包，从这家流浪到那家。而我连离婚也做不到。“你什么地方也不准去，弗兰。”博比不止一次这样说。他说得出就做得到。
“妈咪，我们为什么不回家？”罗伯特哭着，转过身，向我伸出手。我不知道他伤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他熟悉的房间，失去了他少年棒球联合会的球队，失去了他在幼儿园里结交的朋友安东尼，失去了他奶奶星期日下午为他做的肉汁、他熟悉的老学校、街道、公园、汽车，还有他亲爱的父亲。或者说，他是否希望得到别的东西，得到那些具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从未成功地使他得到安全感，我逃跑就是想努力为他找到安全感。也为我自己。
“我知道，宝贝儿。”我说，将他抱在怀里，将他温暖的身体紧贴着自己。我用手捋着他的头发。我哭了。“我爱你，宝贝儿。非常爱你。你是最好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他见到了本尼，一切如故。之后，我没再提起此事。我必须让他逐渐适应新城镇、新学校和新朋友。
不再发生意外了。不必再假装是意外事故了。对他父亲的行为，你自己往往都难以相信，又怎么告诉你儿子呢？有时，我会回想起博比将我推向墙壁或在车里突然反手打我的情景。有时我又觉得自己一定夸张了，博比就希望我这么想。但我再次尝到了口中的血腥味，知道事实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我甚至开始用一种软牙刷，这样就不必像以前那样常常感到血腥味了。对一个爱爸爸的孩子，你怎能对他说这些呢？
到达佛罗里达两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吻了吻罗伯特，跟他道晚安。他向上伸出手，碰碰我的脸。旧棉被单盖至他的下巴处，空调给闷热潮湿的空气带来轻微的凉意和霉味。
他头发长了，盖住一只黑眼睛。借着小窗口透进的昏暗光线，他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博比，但这是个我始终爱着的博比，一个温柔的、带着稚气的博比。我吻了吻他的前额，将他的头发向后捋去？这一次他没有挺直身子，也没有逃开，而是笑了笑。
“你的脸现在看起来好多了。”他说，“我们找个时间去看场电影好吗？”
我走进浴室，这是公寓里唯一有镜子的地方。我想这并非是出于偶然。到这个特殊地方来的住户都不愿照镜子，不愿看到青紫、红肿、伤疤、眼中的悲哀和羞辱。小时候，趁格雷斯在房里小睡，我曾用鞋柜垫脚，站在母亲的梳妆台前，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看。那是一面红木框镜子。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只是想看看自己，看个究竟，是谁在用淡褐色的眼睛回视着我。如果能看到自己的脸，而不只是在脸后行走，似乎会觉得自己更真实。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过去两三年中我一直避开镜子，因为脸上始终是一副警觉与空荡的表情，像伸出双手的盲人走在一条充满危险的走廊上。我自己都觉得这种表情非常陌生。
我也并非整天这副表情。在医院里就不这样，即使那里有鲜血、尖叫声、发狂的人，但在那里我不害怕。单独与罗伯特在一起也不害怕，我陪他从学校回家，或带他上电影院，那时只有我们两人。然而，其他时间我很害怕。在自己家里。与丈夫在一起。想想自己带着一张面具生活，想想作为一个人却带着那样一副神情，真是羞愧难当。我离开，就是要始终如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地活得像个人。像孩子们常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都如此。
呆在那儿是糟，而离开也是糟。我丢下了所有我爱的人。楼下收音机里在播放乡村音乐。这个地方令人憎恶，到处是矮树木和陌生人。在我们来到前，收音机的电台早已锁定。乡村音乐的好处在于，你听的时候可以流泪，可以假装是因为听了音乐而流泪。
从罗伯特的房间下来，我检查了窗锁。天天检查。窗都锁着。我在大衣柜里找到两箱衣服，女用的尺码是八号，男孩的尺码是十二号，大部分是T恤衫和牛仔服。食品柜里有用剩的糖袋、面粉袋、茶叶袋和一罐花生酱。我心想帕蒂－班克罗夫特的手下最近安排谁在这儿住过，不知那女人去了哪里，是不是她丈夫找到了她，劝她回去了，回自己家了。那里有她自己的衣橱。也许她丈夫像博比一样，也是个难以捉摸的丈夫，他死死抓住幸福家庭这个概念不放，即使已被他——用双手、言语、深色的双眼——毁了也在所不惜。“我要离开你，博比。”一次，在他抓过我的头发后，我这么说。又有一次，他将我推倒在地后，我再次对他这么说。
“不，不行，弗兰。”他说，毫无余地。罗伯特有时也如此。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一次在集市上，我没让罗伯特买一种游戏卡，他便将我一把推开，用力很猛，从那双小手上我感到了他父亲那双大手的影响。在坐车回家的路上，罗伯特说，对不起。而博比也常说，对不起。
软百叶帘紧闭着。邻居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夜魔。要么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也许这座公寓里所有小住的女人都紧闭百叶窗。
我已将装有全家合影的信封塞进曼哈顿一个街角的邮箱，信是寄给格雷斯的。里面还夹了一张草草的便条：“别担心。我们会很好的。”她现在一定已收到了。我站在小厨房里，脑中想起了她的电话号码，似乎我仍被锁在某处的地下室里，只是这一次我将永远留在这里，孑然一身。我感到很孤单，因此即使此时向窗外望去，看到四周漆黑一片，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儿子在楼上睡觉，脸上带着宁静，嘴角露出安详，这正是我曾经希望的。我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这能成为我留给他的遗产。为了使他得到这样的遗产，我准备每天都忍受下去。我一只手从盒子里抓陈腐的食品吃，另一只手抚摸着脸。不管还有没有青紫块，骨头深处依然疼痛，只有手指才能触摸到痛处。这时我心中想，要是那个晚上我没去那家布鲁克林酒吧，就不会有目前的处境。当时，自己只是个孩子，对男人、婚姻、耻辱、痛苦这些方面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如果这样，我也就没有了罗伯特。而罗伯特是我的所有，是我的命根子。
第 三 章
我没开启新生活，是新生活启动了我。我收到一封信，信里告诉我说，罗伯特已人了当地的小学，上5一C班，第一天需用二号铅笔，还有活页本。
我们一起步行，穿过单调、沉闷的莱克普拉塔街道，来到小学前，停下来看着学校大楼。我与罗伯特谈话时，我称这所学校为他的学校，但在我俩眼里，它非常陌生。学校的房屋是陌生的，植物及矮树也是陌生的，因此，除我们自己以外，没有一样东西会使我们联想起以前的生活。站在学校对面的街上时，罗伯特甚至还握住了我的手。学校离我们公寓有十分钟远，是一幢低矮的灰泥建筑——米色的灰泥与红色的顶瓦，四个角上种着低矮的棕榈树。我内心称它是庄园式的公校。快餐式公校，从幼儿班到六年级。我给校长办公室去电话时，秘书说已收到罗伯特原来学校寄去的材料。我最好别问那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他以前是不是个好学生。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医院就告诉过我们，她手下有人能伪造文件资料。职业史、学校成绩、护照，都可以伪造。“再具体的事就无法说了。”她说。
开学前几天，罗伯特拿出他那黑白色大理石花纹的作文本，坐在小餐桌旁。
小餐桌成一定角度，放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在“姓名”小方块里写上“罗伯特·克伦肖”。我曾逼他抄写了满满一页的“罗伯特·克伦肖”，直到我意识到这像是一种惩罚才停止？这简直与我和格雷斯小时候那些修女罚我们抄写一百遍“我以后上课不再讲话”没什么两样。但他太听话了：我有时想，罗伯特太乖，叫他上床，他就上床：我常让他破常规睡晚些，陪陪我，以减轻四壁给我的压迫感，减轻飞蛾扑打玻璃时发出的嗡嗡声。我看得出，他以为只要听话，我就会带他回家。也许这就是他一直保持做个安静干净的孩子的原因？也许他想，如果他听话，他父亲就不会再打我。
“有点不适应，对不，宝贝儿？”我从他宿舍望去。“新学校，新朋友。还有姓名，以及有关你生平等一切编造的内容。但愿我能有其他办法。但是，对不起，我没有。”
罗伯特将作文本默默地放进新书包。学习用品、背包、新的马球衫：塞在我皮包底部的那小卷钱变小了。孩子与我仿佛在演一个虚构的电视剧。一切都让人觉得不真实。
我走进厨房，倒了杯水，在厨房里呆了一会儿，竭力想自己是否能挺得住：电话就在墙上。格雷斯会在晚饭前准备好机票，在坦帕等着我。要不是我绊了一下，我真不知自己会于出什么事来。可当时，杯子撞到了门牙上，发出了响声，产生了一种感觉。我永远也不要听到这样的响声，永远也不想有那样的感觉。如果罗伯特不认为目前发生的一切是合适的，不认为今后将发生的是情理之中的事，那么我现在还不能回到博比那里去。他心中过去的那些隐秘虽由新的隐秘取代，但新隐秘与过去的完全不同。
“注意发音，克伦肖。”我说，递给他一块饼干。“你还是发出声，还有，你记住没有？爸爸不是警官，谈家里的事时不要谈到纽约、奶奶等等。我们是特拉华州人。你肯定记住了？地图卜看是个很小的州，新泽西州下面的那个。”
“妈，”罗伯特说，“孩子不怎么谈那些事。他们不怎么谈姓什么、从哪里搬来的。只有大人才谈那样的事。”
每逢此时，我确实感谢上苍保佑。到这儿才三周，学校就开学了：儿子在这个依然还陌生的地方只过了三周无聊空洞的夏季时间，而那三周里，他整天与本尼在一起。本尼将与罗伯特上同一班。我时常觉得，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人，他或她在这种陌生的流亡生活的棋盘上巧妙地摆布着我们。为此，我很感激他。
孩子需要条理。自我给格雷斯规定了讲故事、去公园、上床前洗澡的时问起，我就信这个，尽管当时我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母亲是市工会主席秘书，父亲每月第三天签取残疾人支票。我与格雷斯每天同一时间离家。弗林家两个红发姐妹，红得像卡通人，大点儿的姑娘头发深些。每逢星期五上午考试前，我就拼读单词。“知识，”我念道，“忧伤……神秘。”逢星期二定时间表。每个下午我俩就在街角会面，我开口就会问：“得了多少分？”
“一百分。”格雷斯几乎总那样说。学生超过了老师。
条理性。有了条理，就没有余地疑惑、犯错、悲伤和孤独。
我只是夜深人静从格雷斯的鼻息中知道她已进人梦乡时，偶尔才会有那样的情感。哦，博比，当我初次遇见你，看到你像寒夜里的一团火，在那个布鲁克林酒吧的黑暗里发光时，我已足够成熟了。
罗伯特每天将有条理地生活，除去上学、做作业的时间，没剩多少时间去苦思冥想。每天他与本尼同去坐校车。
楼上他那张不坚固的小床上方贴着一张棒球明星的画像。
他加入运动队，训练要占去时间：现在只有我自己的时间摆在了面前，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不如说更像生活的断裂，它跳过老的那部分，一遍遍地重播着和谐曲。本尼与罗伯特在楼上玩，我则坐在电视机前看肥皂剧，一小时的家庭恩怨、富丽堂皇的婚礼、隐晦的性生活。带着孩子们去五金木材店，步行－二十分钟，就为买开罐器或锅夹。一天至少要清点两遍钱。我非常担心会花得身无分文，因此有一天在超市里拿起了一份工作申请表，放进厨房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