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至少他觉得他没骂。罗伯特所闻所知的事还真不少，它们致使他现在在楼上和衣入睡，并在梦中轻轻抽搐。而这些事我也许根本就不会真正知道，他也许也不会向我承认。
他没醒来看他喜欢的电视节目，本尼带了电子游戏机和又一本动画书又来过一次。我准备上床睡觉时，浴室窗外，初夏的一轮洁净的月亮犹如银色剪纸。月光照在罗伯特的床上，泻在他房间的地上。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他包着牛皮纸的课本，上面满是他的涂鸦。我将书理齐，放在他床边，他还是没动弹。我自己的倦意像掠过天空的飞云一样消失了。我抬起头，数字钟面上的白色数字在黑暗中显得很醒目：十二点二十七分，一点十二分，两点十四分。外面什么地方响起了警报，像谁在哭叫，片刻后就消失了。这时，我听到楼下有说话声。床下有我很久以前从卡斯特罗先生家里拿来的铁棍，我拿着它，悄悄地走出房间，来到走廊，向楼下走去。
“我知道。”我听到有人在说，是罗伯特的声音。他在厨房。走到楼下后，我从门缝里看到他在打电话，穿着睡觉时的衣服，双腿交叉坐着，背靠着冰箱。借着月光，我看到地上有堆奥利奥饼干，像玩具，又像棋子，像游戏赌博卡。
“我知道，”他又说了一遍，“我也想知道。”沉默似乎带着震颤。我觉得手里的铁棍变得很沉，真想放下它。
“那你为什么？”罗伯特问。接着，“是的，我踢足球、打篮球和棒球。我是三垒手。越打越棒。”他擦擦眼，不小心碰了青紫块时脸扭曲了一下，掰开一块奥利奥，舔着中间的奶油。“我也看了，”他说，“我知道你会看的。”
我早该动了，可直到这时我才能肯定。我穿着睡袍，一身白色地走出黑暗，罗伯特扔下了电话机，盯着我的脸，又看看我手里的铁棍。连着线的电话听筒在墙上轻轻撞了三下。我用两只手指拿起它，放回话筒座里，放的时候我听见那一头传来他深沉、带着睡意的声音：“罗伯特？咳？罗伯特？”
“把饼干放好。”我说。
“你对我说了谎。”他站起来说，眼睛只是比我的眼睛略低一些。
“说了什么谎？”我说。
“说了很多谎。”
“我没有说过谎，罗伯特。你今天晚上真做了傻事。如果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搬家，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切又得重新开始。没有本尼，没有辛迪。新的学校，新的朋友。”
“我要见我爸爸，”罗伯特说，“你对我说了他的谎话。”
“什么方面？”
“许多事情上。他说，你许多方面都是在说谎。”
“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
“不。你只会说他的坏话。他爱我。他想我。”
“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他说，他也爱你。”
“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在什么地方？”
“没有。”罗伯特说，他声音沙哑。
“他问你了吗？”
他点了点头。
“那你说了什么？”
“我跟他讲我不能说。他说西皮克没有那个意思，他有一个朋友在缉毒部，是波多黎各人。他说，我敢为朋友挺身而出，很好。他说有时我们必须那样。”
他说，他说，他说。当他一口一个‘他说’一一那听惯了的老一套的辩解与指责一一时，我仿佛觉得房里来的是博比，只是说话的是罗伯特，童音清脆。
“宝贝儿，”我开口说，顿了顿，“我没跟你说过什么谎。”
我碰碰他的脸。“还记得我的脸像这样过吗？比这还厉害，还断了鼻梁？幸运的是下巴没事。”
他哭了，浑身在我的怀里颤抖，跟小时候我抱着颠他入睡差不多。我睡衣的前胸湿了。泪水里还夹杂着血。
“我没说。”他最后说。
“我知道，亲爱的。”
“我就问了西皮克的事。”他说。
“我知道。”
我把铁棍放在过道的壁橱里，一起上了楼。一小时后，等我确信他又睡着了，我走到楼下，从皮夹里他的娃娃照片后抽出一张名片。对方传来录音电话声，听到响声后，我说：“我是伊丽莎白？克伦肖。我需要马上与帕蒂？班克罗夫特通话。她有我的电话号码。”
早晨，他带着为自己受伤的脸而骄傲的神情上了校车，本尼用手臂勾着他的肩膀。他们走后，我步行去了学校，敲响了迈克？赖尔顿的门，他正坐在桌旁。看到是我，他脸上的神情肯定跟我看到罗伯特每天放学后推门回家时的神情一样。我曾恨过自己极高兴而又极谦卑的神情。他为了掩饰，将一团活页纸扔进钉在桌旁墙上的玩具篮球筐里。桌上有只吸杯。篮球筐旁边有张广告，画着一只想抓高高横杆的猫，下面写着：“宝贝儿；挂在那里！”在南湾时，我们的护士休息室里也有这样的广告。
“我需要帮助。”我说，在他桌子另一侧的直背椅里坐下。
“行。”他说。
“首先，”我说，“我叫弗兰妮。贝尼代托，从纽约市来。”
开始叙述时时间是八点五十分，讲完时是九点三十分。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像卸去重负一样说出内心的秘密，竟只花这么短的时间。
第 十 六 章
学校放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他开车送我去辛迪家，车后座上有五六只锡箔纸袋，里面装满了食品。袋子在后座上滑来滑去。“拐弯别太猛，”我说，“否则会弄得车里到处是烧烤用的排骨和鸡翅。”太阳光下他略微皱了皱眉，脚从油门上移开，将他那辆小车的车速降到了每小时十英里，在他边上的一个老太太居然能绕过他车子，在车前停下。
“嗬一嗬一嗬。”我说。
我做了两天饭。孩子们偷吃土豆薄烤饼和酱排骨时，我用洗碗布打他们瘦骨嶙峋的、黑手乎的大腿。“克伦肖太太，你烧得真好。”本尼彬彬有礼地说。“别用甜言蜜语来哄我。”我说。罗伯特只是笑笑。他脸上的伤痕褪了，心情似乎平静了些，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是个安静的孩子。
“现在我很理解他了。”听我说了我们的经历后，迈克。
赖尔顿对我说，“谢谢，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对我也一样。虽然这个男人见过赤裸的我，还将舌头伸进过我的嘴里，解开过我裙子的扣子，但这些跟他知道我其实是哪里人、叫什么、真正的生活来源、我儿子以前所承受过的一切等事实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就连他的微笑都带有心领神会的味道，让我觉得自在，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害怕，不比跟其他人，哪怕是和辛迪在一起。那天我去找他说的时候，他倾身听我说，眼睛看着我，什么问题都没问。我讲完后，他绕过桌子坐到举行家长会时通常是父亲们坐的椅子上，握着我的手，使劲揉我的手指，好像怕它们发冷，努力在给它们活血。“你太了不起了。”除此以外他什么也没说。
他在车里回头看我，加了速，脸带微笑。“罗伯特很好。”他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但我清楚。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会明白这一切的。”
但我确实知道，知道他不可能会明白。有些精神病医生说孩子可塑性强；另一些则说，一切都会留下烙印。两者都没错。有时让人觉得罗伯特那天晚上没给博比打过电话，没为他说过话。有时，又让人觉得，我跟迈克？赖尔顿一个只是孩子的母亲，一个只是孩子的教练，好像我从没有不顾罗伯特而选择了他。然而罗伯特跟我一样，心灵上千真万确有伤疤，他的伤疤很危险，用肉眼看不见，他可以认为它们不存在。
“你想得太多了，弗兰。”我有次分析情况时，博比曾对我这么说。他说得对，我确实想得太多。我现在在想的是，我已不再听得到那个占据着我的生命、那个让我觉得被拴在皮带一端挣扎的博比的声音了。甚至在电话上，那个声音听上去也只是我不久前似曾相识的人的声音。弗兰，你想得太多了。我差不多听不到这种声音。
这一点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想得太多。如果是个称职的护士，就得多思、多见、多了解。瞧一眼那个被查出肺病的癮君子，别听他口口声声说只是感冒了、感冒而已、伙计、来点维生素C、睡上一觉就会焕然一新，即使你不戴双层手套，不给他抽血化验，你也能看出此人已越过HⅡV阳性滑向艾滋病，接近死亡边缘。一个小女孩跟着母亲走进候诊室，见母亲转向她。她却微微向后仰，你就明白，肯定明白，那个母亲经常打她。至于打得有多重，X光会告诉你。温妮以前常说，对某些病人她不用等他们开口，从他们肩膀的姿势、倾斜的目光中就能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她常说，医生和护士有时像是牧师。我也有同感。
我给格雷斯打了电话，觉得情况不妙。她家的电话突然响起应答机的声音。预留的话很短，又没留名：“听到蜂呜声后请留言。”我说了三遍“格雷斯，是我。”我害怕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害怕别人听到它，看到写在电话旁的纸片。
我又往她办公室打了两次，可那儿也一样，只有预留言声和蜂鸣声。“我们很好，”最后一次我说，“我们没事。”但她出事了。从她冷冰冰的留言里我能听得出来。这冷冰冰的声音让我发冷。这件事，还有罗伯特的电话。游乐活动后的电视新闻。我了解博比多少，在查出他想查的东西方面他有多大能耐。
看着莱维特太太下垂的双肩之间那团越长越大的肉，我很清楚，这两三年内，只要她稍微踉跄一下，结果就会是髋关节断裂，住疗养院，不用轮椅也得用拐杖。“你得吃钙片。”我说，将塑料药瓶砰的一声放在厨房的小柜台上。
“嗬，钙片吃了要便秘。”她嘴里吃着巧克力饼干说。于是我换了一种钙片，一种不会引起便秘的钙片。“你必须健骨。”
我提醒她，她却一副可怜的样子看着我，好像在说，护士太太，集中营的四年里他们只给我吃杂粮、喝脏水，还不知在我体内搞了什么手脚，弄得我终生无法生育。你觉得那时我的骨头强健吗？现在我眼中的莱维特太太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手臂上的数字，她的婚姻，她从半个世纪前五月的一天以来的整个生命。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
我掩饰自己的伤疤，因为我感到羞愧，为博比感到羞愧，为跟他一起生活羞愧。现在我还知道，我还害怕被人看不起，害怕所有认识我的人会在心里想那个可怜的女人常挨丈夫揍或过去常挨他揍。我开始把自己看做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过去常挨丈夫揍的女人。一个被揍得遍体鳞伤的女人现在正在获得新生。上帝，我讨厌这种话，讨厌那种将我们的伤痕降低到与可以进行定型号的眼睛或头发颜色一样的地位，沦落到杂志封面的标题地位。
“纳粹屠犹的幸存者。”莱维特太太一天在看新闻报道时愤怒地说，“像个俱乐部。人们真厚颜无耻。”
我见得多，了解得也多。从我病人梅尔文蜡黄的皮肤上，我知道如果九十天内不给他移植肾，我就得出席他的葬礼，而不是给他量体温了。我知道我的脑瘫痪病人渴望爱和浪漫，因为她上网聊天给自己起的名字叫“性感珍”。她在别人屏幕上只不过是一行黑体字母，我真不知道这时她会如何描述自己。也许她会说自己身材修长、晒黑的皮肤下肌肉柔顺，而事实上她的手臂和腿不停地颤抖和抽搐，在无法克制地摆动。她要做别的人，在别的地方，我无可非议。
我知道迈克？赖尔顿决心用轻松的态度努力使一切正常起来。罗伯特就如他告诉他爸爸的那样，现在在打棒球。
迈克不时带我们出去。本尼通常一起去，罗伯特用他的眼睛测量他教练与他母亲间的距离。距离还很大。我们上过床后的那个星期，我买了一些避孕栓，就像人们买阿司匹林一样，说不定哪个星期六晚上会头痛。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不再有火烤排骨，不再有穿着晚礼服的领班。还有，迈克每次送我们回家，只要赶上罗伯特沿人行道去本尼家，或上楼去做他的功课，他就会跟进公寓，抱着我，吻我，而且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轻柔。有一次，在学校的游泳会上，我们在勒尔巴克家的地下室相遇，当时他头发湿漉漉的，刚往后梳过，上面还留有克雷格的梳子痕迹，我穿着辛迪借给我的蓝色泳装，太阳镜闻上去有可可味。他抱住了我，长时间地抱着我，最后呻吟着推开了我。“我是个有耐心的人。”他说。
“你对那个可怜人真狠心。”第二天我与辛迪看护孩子们游泳时她说。
“我不是真想狠心。如果离他远点，他会更幸福，但目前情况下很难。”
“我喜欢他。”辛迪说。
“我也喜欢他。”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我也喜欢你。”
“亲爱的，如果我们这么有好感，我会立马要你。但这不行。我们喜欢的女友都这么善良、聪明、有用，可我们喜欢的男人却都那么小气，那么折磨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克雷格不小气。”
“克雷格另当别论。还有迈克？赖尔顿。这正是我想强调的。想不想试试这种我们刚生产的防虫香水？”
“味道怎样？”
辛迪嗅一嗅说：“麝香味。”
“谢谢，不想试。”
“再说，他喜欢孩子。”辛迪说。
我比辛迪自己还早知道她怀孕了。她的头发变得松塌。有天我们在图书馆送超期卡时，她突然对帕特里尼太太生气地说：“我们懂我们该干什么。”帕特里尼太太红了脸，我想我也红了脸。她四月开始在早晨喝药茶，不喝咖啡了。我们在家里吃汉堡包喝啤酒时，她喝苏打水。她的无袖白衬衫纽扣有点绷紧，两乳间的肉露了出来。她不知为什么没马上跟我说。我们说话时会出现长时间的间歇，她真想用这消息来填补间歇，这是令女人最激动的消息。但有时是最糟糕的。
“我儿子很想他父亲。”我曾对莱维特太太说，当时我在给她量血压，她则用空着的手吃冰酸奶。莱维特先生去世后，医生给她做了一次体检，说她有高血压，体重超常。这个诊断使得她继续派我去莱维特公寓。那儿除了病床已搬掉外，一切还是老样子。虽然佛罗里达春天的新鲜暖风不久就会变热，莱维特太太还是让朝阳台的门开着。“应该让空气进来。”我第一次注意到玻璃活动门开着时，她说，“早晨闻点寒意，你就知道这天天气一定不错。如果寒意袭人，就会下雪了。至少在芝加哥是这样的。人需要新鲜空气。”
欧文现在在一张临时茶几上的不锈钢盒子里。如果你摇一摇，里面会有晃动声。罗伯特曾问过里面是什么。“哦，一件小摆设。”莱维特太太说，她还对我直翻眼睛。
“孩子难理解。”她轻轻加了句，顺便舔掉上唇的香草。
“生活不容易。”
“我真不该向你抱怨。”
“为什么？”
“你的生活也不容易。”
莱维特太太耸耸肩。“你不该跟我说这是酸奶。”她看着手中圆锥形的东西说，“我会以为是冰淇淋的。”她用舌头舔着吃，接着又说，“大事情，嗯，都变了内容。瞧现在，尽想些要不要保留电缆、搬家、早餐后午餐前没做什么。”
“你很孤单。”我说。
“不，不，”莱维特太太说，“老太太如何度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工作。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