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说的东西时，可以深刻到切实而迫切的地步。然而，当我真坐下来写的时候，那种心情却变得象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在我的手中无力地垂下来。有时候读不久前以深刻的心情写下来的文字，却感到那个创意本身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每当这个时候，我所承受的不仅仅是失望，还有被自己欺骗了的感觉。连我自己都从内心里不认可是深刻的东西，我却像蒙在鼓里，任由自己沉浸在那是非常深刻的错觉里。我曾一再从那种迷茫中苏醒过来，现在我对所有事物，特别是在我心中成形的东西，几乎是自动地保持着本质上的怀疑。我常常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主观艺术家抛出怀疑的眼神，其结果是使自己的心频频倾向于历史性或社会现实主义那一边。
而且，每当那个时候，我就想在我至今所写的全部小说后面都加上诸如“可是”、“但是”、“不过”、“尽管如此”等各种各样的“逆接副词”，或干脆让它们连接在一起，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或干脆重新开始。但是，一再地陷入这种思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执迷于要正确改进自己的众口难辩、杂乱无章的思绪，以及荒唐的欲望与论理中。说不定那一瞬间，我会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人们常用轻蔑的口吻提到的所谓的“造书者”（Bookmaker）。然而，岂有此理的是，如果说无论是谁，其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各自的职业岗位上诚
实地工作的话，那么，“造书者”的存在对我而言，难道不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职业吗？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而且也绝不会脱离与前面的连贯关系。
如此看来，对我而言，某种东西与另一个东西之间的关联本身是极其重要的。对我而言，一个片断，其自身存在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它在上下文中怎样迂回曲折地发挥作用，或下面将会与什么样的部分产生关联等等，这些问题相对全文的意义与价值，才是本质性的问题。
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出——对大部分作者来说，不是想不到，而是没有力量说出——让人产生这种感慨的愿望了，譬如“我一直在写作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这样的想法或能写出这样一句话吗？”对我来讲，这个愿望就是：想获得大字号的“逆接副词”。换句话说，现在我盼望能通过诸如“可是”这样的词，来否定我所写的一整本书的话语。这种“可是”的否定，可以使我从前面所做事情的负荷中获得自由，让我甩掉那个负荷，或是让我轻松地背着它，向着自己愿意的方向前进。我曾说过，对我而言“为何继续写小说”这个质问非常重要，就此而言，没有必要突然说，它的底部也铺着那种“逆接副词”。相比较而言，以“还有”所连接的故事是死气沉沉的故事。因此，只要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自己能找到可以用来否定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文化的那种话语，并暗自发誓，要努力确保制造那种可能性的脉络。不仅是我内心的所有东西，还有形成我们所有文化的东西，都是为了被否定而坚守着自己岗位的，而且也理应如此。说不定，我是为了现在我所说的话，或为了达到这种境界而写了这部小说。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前后逆转的关系尽管是为了更新后半部分的某种特征而被赋予的，但同时也可以为其前半部分提供逆说性的丰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我作品中的错别字怀有巨大的恐惧——无论是被收入选本中的，还是单独出版的。望着那些错误的铅字，我就有了这种想法和意识：那是自己在粗心大意之余暴露出了虚弱的字迹。说不定我会因为那个字被人发现我思绪的一隅，甚至是应该继续往前走的思绪本身。这是由外部的原因、错误的结果所造成的恐惧感。但是，自从赋予“逆接”的能动关系以特殊的意义之后，我就从那种恐惧与被害意识中解脱出来了。例如，“话头”被转换成“花头”时，“话头”要通过“花头”的多少折腾之后才能回到“话头”；或者一旦起身，便踏上了不归之路。由此我摆脱了焦虑或急于下定论的惯性。于是我想，或许将来我也能通过写作收敛自己干涉别人命运的冒昧行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身的改变上。另一方面，我认为关于体制的批判是能看到和听到他，就像弦乐器的弦一样，那转接关系只有在拥有纤细的声响时才是可能的。当然，它不限于弦乐器的弦而已，有时候甚至可以有像鲸鱼筋一样的牛劲。
既然故事再次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那就顺势说下去吧。前面我曾提到过写这种类型的小说时所承受的内外几重压迫的艰难的时代状况。正因为裸露在那种物理性和精神性的压迫下写作，所以，在写作的瞬间留下来的只有关于写作的被害意识及情节而已。当然，那种状况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体上都没有丝毫的改变，然而，现在我却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接受那种被害意识及情节了。现在我不再单纯地认为，自己是因为在这种逆境中从事写作而感到痛苦，或认为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人属于“不幸的一代”，等等。当然，在这么想的过程中，或许也有一些人直接跳进了时代的激烈战场中。我首先认为，是因为托自己处在受压迫的状况之福，才能尽早脱离封闭在文学自身的回路中转圈的误区，获得了一种大社会化的认识。我面对社会问题是在有这种想法之后的事情。对我来说，我的这种处境反而有某种警醒作用，进一步可以使我获得文学与社会间的某种理念性的反省。不过，把完全私人而封闭性的状况作品化，也可以是实现文学本身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并非是要否认这一点，而只是想说，我的兴趣已不再是那个方向。然而，现在我所持的，是不是以文学之名划分派别，把世上的所有东西都看得过于简单的过分机能性的观点呢？不过，针对现在的状况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世界确实是阴险地隐藏着机能结构性的体制。
总之，在经过了那种反省之后，我想要在自我的世界观中实践文学。我的志向之一，是把写作行为本身以具体的或抽象的，有时是默认的方式纳入现实的状态中予以阐明，并围绕着那种写作展开批评与解析层次上的东西。在那样的作业中，举个例子，作者是以干净的面孔写作还是以乱蓬蓬的面孔写作，都足以成为一个问题。简单一句话，我只是想阐明一下那个部分的社会化脉络，抑或与此相反，社会性浸透到里面的过程。当我不由自主地认真钻研这些问题时，我的小说会与政治、经济、道德等，与所有这一切形成多角度的对应。但是，不顾多少有些夸张的言辞，我能充分地预料到，我的这种文学方式将会被少数读者事先准备好的天线和亮着的几个触角所捕捉，同时也担心还没有把这一点写进去。一句话，所谓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等，也都是些无常的东西。但是，把这些装入某种框架中的我的写作却找不到着陆点，只能在空中空转，这样转着转着，设若在某一个瞬间倒下去的话，这部小说岂不是更加无常，更没有意义吗？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厚颜无耻地希望我的小说一定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什么痕迹。对我而言，就算是无法克服那种无常与无意义，但至少能分明而具体地确认可以跟它们展开激烈斗争的战场。我最担心的就是连那个战场都没给我准备的状况。
不过，让我在顾虑重重中仍不停地写作的更切近的原因，却是前面说到的那个转接，或逆说的理念。是的，现在我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一些东西。我为什么那么执迷于写作，似乎也是到了现在才茫然地意识到了其理由。硬币的两面、现实与幻想、男性与女性都是逆接的；还有我小说中的现实，脑袋和腿脚倒过来连在一起成为逆接，而现实又再次以那种方式靠近我。那种状况本身有些不正常，所以极端本能化；而关于那个场面的具体的想象，又在本能地刺激我。现在我被倒提着，所以感到了排泄的快感。现实与我各自把脑袋扎进彼此的
排泄口里，而在那不时来临的高潮瞬间里，我呻吟着咏出所有逆接的副词。每个逆接文章副词都被倒提在空中，即刻被其他逆接的副词所否ā？/p》
“可是”现在我要控制我的兴奋。如果继续这么奔驰的话，那并非出自我的本意，说不定即刻就会与莫名其妙的什么事物逆接到一起。在这样的过程中，万一我的遗传因子与其他某个事物的遗传因子混合到一起，那将如何是好？从我的立场上看，那是一种不幸还是幸运？但是无论如何，所有这些绝对不是我所期望的状况。因此我把手放在胸前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整理好松散的裤子拉锁，再次开始讲故事。
逆接副词在前后相连的地方会形成一片废墟。那片废墟对我而言无疑是一个绝对的自由空间。我会在逆接副词所形成的狭窄又宽敞的空间里，继续思考关于我为什么写像《赤身与肉声》这样的小说的问题，并为了在这部小说中找到潜藏着的答案而继续努力，而后仍然通过逆接关系的方式，过渡到下一次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这个问题上。如果能得到具体的答案，那它肯定会在下一部小说中留下它的痕迹。现在我正以这种方式逃亡。
现在我把我的小说降到笔记的层次上。说句实话，这是因为我时间所剩不多的缘故。同时我还想从现在起，把被我比喻成绦虫或蚯蚓的写作放生，让它们活生生地扭动起来。那种扭动看起来似乎与钟表秒针的颤动有些相似，因此，我把如下像是单细胞动物一样的片断扔出去，然后让它自由地想爬到哪儿就爬到哪儿。现在我要称我的读者为“您”——这本书中还是第一次——我要提醒您不管它是钻进您的脑髓里，还是在您的手掌中放肆地留下粘粘的体液，然后被手掌碾碎，这些都与我毫不相干。
所有的好故事一来到外面的世界，就会让那个世界一起扭动起来，然后回到自己的洞穴中去。
有趣的是，尽管学者们对这部小说的怀疑与冷笑显然会比称赞多，但说不定只有他们才能按照各自的方式接受这部小说。总之，我是一直诚恳地追随着山鲁佐德的古典的指引，一心一意地写了这部小说。对这一事实的信赖让我多少感到欣慰。
在我看来，在出现语言暴力之前，已经有了可以说是文法暴力这种东西。例如比较级与最高级等语法上严格的规定性。
这部小说的证人是，不断钻进这叫做《赤身与肉声》的广播里的混声与杂音。在我面前放一张白纸是为了更清楚地把握住它们。若除了它们之外，我的小说还有别的证人的话，那或许是我左侧那盏在工作过程中一直开着的台灯，以及不断下降的我的左眼视力。现在我站在电子秤上已经根本看不清挂在脚趾上的刻度。因为两边视力差距过大而引起的头痛，让我的头脑越发沉重。秤上的刻度在颤动，无疑是因为大脑中的重量不稳定。
我有密室恐惧症，但我的文章随时指望着废墟。这两个片断是互相逆接的关系，还是顺接的关系呢？我躲开密室经过废墟去哪里呢？逆接与顺接到底是怎样连接的呢？
这部小说的命题可以简单概括为“所有人都在写东西，而小说家也在写小说。”难道这是所有虚构故事的命题吗？
如果这里还有我可以使用比喻手法的余地，就让我比喻一下吧。当我面对其他国家的文学时，偶尔会产生观看时装表演的心情。我开始写新东西时有时也会产生这种心情，这时我写过的东西会在我的脑海中展开时装表演。时装表演对我而言，是某种事实的赤裸裸的全景画，同时也是对未知的可能性的细致而小心翼翼的打击行为。在那个时候，我会因几件事情而被剥夺自由，又会因几件事情而感到无限舒服。如果一定要把那个东西讲出来，那就是：对相似之处的排斥感与有意组合相似之处的行为是一脉相通的。这两种倾向始终在我的内心里相互交叉。
或许这部小说是我对文学所持有的心理过敏的破坏性结果。可是我却以法布尔的《昆虫记》所持有的相似的战略视角来观察自己的过敏症状。难道这样就可以治疗过敏吗？在我的战略已于事先全部透露给对方的情况下，我难道还要反过来看感到过敏的自己不成？但是有一个非常分明的事实是：每当我想到小说家的耐心这个问题时，我都会反复联想到小时候读过的法布尔的《昆虫记》。
直到几天前，我还毫不怀疑在电影中看到的或在小说和传记中读到的那些内容。某一画家突然有个灵感，于是随便拿起一纸张画草图，或某一作曲家把闪过脑海的灵感记在白衬衫的袖子上。多么真挚的创造性热情！因此，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我也开始不顾时间和场所，以不疏忽做笔记的行为尊重每一个瞬间里浮现的现场性与现实性（不管那是观念性的还是实际的）。可是不知从何时起，我脑海中那些画草图、谱曲、做笔记的模样上面，重叠着出现了酒鬼正因憋不住而焦急万分地到处找地方小便的狼狈样子，甚至是小狗在地毯上为找到能拉屎的地方而坐立不安的场面。我实在是无法主宰像现在这样偶尔是戏剧性地，偶尔是悲剧性地想隐藏或打翻所有东西的我的联想。这也许是来自于所谓无政府主义的想象力，是这种想象力的一个可能的归属点。同时，理所当然地，又是放在那种想象力面前的需要慎重对待的障碍。因此，我在以温和的面孔放下自己的同时，还要以冰凉的手警戒自己。
我常常做这样一种作业：把一些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推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我正把写作中的心灵感应与地雷（Boobytrap）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聚精会神地想。没想多久我就得到了一个结论：我想通过文字唤起对象在我面前呈现自己的存在方式。对我而言，心灵感应与地雷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地雷不断刺激着为谋生写小说的物质化的我，而心灵感应则是始终紧张地活在世上写小说的我的意识。
如果一部小说能同时成为作者和读者的完美的自画像，那将是小说的结束，还是它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几乎直到此刻，我才确切地认识到这部小说的界限。我一直认为类推与联想是有所区别的，认为类推是指可以钻到本质里的力量，而联想则是徘徊其周边的影子。但是现在我意识到那是错误的。现在对我而言，类推与联想至少在这种文体里始终是同时形成的精神行为，可以说只有二者一起启动才能挖掘或剥开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把类推当作是主调音，而把那无数的联想当作是单纯的装饰音。所以，小说的流动才如此这般像是在雾里彷徨。可是，该如何纠正这一过错呢？
所以这部小说在未形成结尾时就已经结束了。说得简单点，就是尚未完成。因为，联想和它所引发的比喻没有具备该有的分量，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无法形成整体的均衡。因此就像桌子倾斜的时候，上面的东西会滑落到地上一样，这部小说向结尾处飞奔。但是，如果说这部小说尚未完成，那这部小说的重心是存在于小说中，还是越过终点以后的某个地方呢？在那里联想应该比类推发挥更大的力量，并据此形成整体构图。
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主宰危机状况，也看不到哪怕是事后可以解决的希望。那么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