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从一点点地扭动身体开始重新做起，然后动一动胳膊和腿，接着翻过身来爬一爬，再过一会儿，就像刚学会走路似的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否则正在写这部小说的我，可能就在这个瞬间，并且就在这段文字里莫明其妙地粉身碎骨。
“总之，因为这种状况的缘故，我认为自己的自觉意识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插着几把剑的桶里。所以这次我对如何继续写这部小说做了谨慎的、深刻的思考。但是，就像刚才构思对话体时所说过的，我必须首先采取某种方式，对因个人原因而停止连载进行弥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几种对策，其中之一是，先求得杂志社方面的谅解，只写标题，然后空出下面的内容；或者模仿近来很多人都使用过的方法，画一个空箱子；要不然就用大号字印上标题，然后用照片、漫画或报纸碎片来填满几张空白页。但是，这些想法只是在我的脑子里停留了一会儿就消失了。这些想法相对于我的小说不仅显得过于幼稚而简单，而且就算办到了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我还不如干脆选择中断连载的做法。但是，那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决定的事情。因为所谓的中断，意味着总有一天还会重新开始；可是如果我放下了这部小说，那么很可能就永远也不再重新开始。现在我把这部《赤身与肉声》看作是以后我将要写的其他小说的垫脚石，并且是处于中间位置的最平坦的一块；如果这块垫脚石只剩下半块，我也会想尽办法踩过去。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已经走过了那个地方，我的垫脚石却成了终身残废，并且就以这样的方式被凝固。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能轻言放弃。
“结果，我通过回顾发动我写作的内在和外在的状况来弥补这第五章的位置。现在我正这么写下去。但是等到写第六、第七章时，我能写什么呢？本章开始时对此曾有过充分的意识，但是不能继续忽视这部小说的原意了。这样一来，我就必须有所保留。最初我是想简短地结束这一章的，因为觉得这一次乱七八糟的因素纵横交错纠缠在一起，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但现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写了近五十页稿纸。因为稿纸量增加而自觉成了负担，这还是头一回。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
刚刚关了双引号，出了一场汗，但仍然沉浸在对话体里，只觉更加舒服。可是所谓舒服的真面目又是什么呢？难道是以对话为缘由，我把话说得怪无辜的，然后就沉浸在某种安心感里，自以为这么一来，与读者发生冲突的余地就被最小化了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通过对话的形式，充分地再现一下我思考的开始、进行、发展，有时是退化的过程。那么为什么现在我还不另起一行呢？难道在这个段落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事实上，我每次都能痛感到自己不能果断地换行这一事实，因为我害怕有什么被漏掉了。从微观上看，本章不能写得简短；从宏观上看，写这类小说的本身，往往是因为某种疑心在起作用。这么说吧，我是不是在编一张过分密实的网呢？连鱼秧都捉完了，再往下会不会一不小心，把所谓的想象力或是写作力量的种子也给榨干呢？现在，我好像是干脆连鱼卵都不容放过了。
难道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吗？不，现在还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说还有多少要说的话，像现在这样，一边撑着，一边说点什么，才是更正确的表现。前面我曾说过，下次我将在喝酒后写小说，但我现在还不能那么做。首先，这一章本身面临着一个危机，但是从下一章开始，我可能会回到这部小说的原初状况。这么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为写作这一章的自己进行辩解吗？也有这种可能性。在这之前，我自认为我正就小说的各个方面做中间检查，重新检讨，树立更为正确的态度。为了这一章，我首先应该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这部小说里是信任领先了判断。还有一条：不能停止说话，要继续写下去。现在这部小说刻画出了黑暗时代的状况，还将继续这样刻画下去。没有必要给自己打上犯了时代错误的烙印，应该通过对自己可能是时代错误者的痛苦的自我意识，以及紧张而又没完没了的矛盾来面对时代。这部小说将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
在我的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坚持下来的信念。每当我写一篇小说，我都会想：我是在代替某个人或代表某个人写这部小说。回首自己并不太长的人生，发现我有过很多可以不写小说也能生存的方式，而且现在仍然如此。此外，虽然我很想写小说，但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决定性的障碍。由此我认为，文学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紧抓不放。所以我对写小说的自己经常感到无常。当我正写小说，或是边想小说、边走路时，如果有人在背后叫我，在我回头的同时我能感到，在那一瞬间回头的我，当场就会头晕得像烟雾在消失。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打字时，我把手放下来，然后将身子向后倾时，有可能不小心身体往一边倒下去，而摔伤胳膊，或者是腿。幸运的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更琐碎一点说，如果我割伤了任何一个手指，在那个伤口恢复之前我是无法写作的。虽然这些都是暂时性的，但从当时正在写的小说的立场来看，又是相当致命的。还有，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事情而导致我无法继续写那部小说，我所要写的小说也不会就这样永远被搁置下去。虽然会有些不同，但总有一天会被某个人写成一部作品。在我的周围，有很多人只是还没有得到我所得到的那些契机，但只要他们真的开始写小说，肯定能写得比我更加优秀。那些契机一直离他们很近，我经常记着这一点，并且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总之，我并没有执著于写小说这档子事儿，换句话说，只是在正直地守护着属于我人生的那一份。我写这部《赤身与肉声》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即，我现在絮絮叨叨的与其是关于我这个小说家和我写作方面的话题，还不如说是通过我，把任何一个可能的、潜在的小说家和他们关于写小说的故事体现出来。好像读者们对这一点有所误会。现在我陷入了暂时的沉思，心里有人在问，那不是一样吗？其实我什么都不能确信，所以，不，然后我在写小说。我把现实中有意义的东西一边无限的反复，一边生产出来。让它们既能翻过来，又能倒过去，还能再重新复活过来。那些被翻过来的瞬间，也就是我形成异说的瞬间。我能看见，因为异说的瞬间出现提供了真实的便利。我觉得这个世界和人生之所以如此衰败，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异说的存在。一种异说需要被另一种异说调整并使其平衡，但至少其中不存在唯我主义意义上的我。
现在我感觉到心跳在加速。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任何小说里讲过如此强有力的话。我能全身心地感觉到，我所讲的这些话，会受到有些读者的指责。他们会指责我在代表那些对这个世界的原有价值持虚无主义立场的人，即虚无主义者发言；而一个虚无主义者，无论他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都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挖苦的对象。我不能否认说自己不是虚无主义者，但，是不是虚无主义者的视线，至少应该是晶莹剔透的吧？为了世界的变革而在一线上劳动的人们，是不是至少应该对某些事情具有分明的虚无意识呢？也许能在虚无感之上堂堂升起的，才有真正的和持续的价值？当然我并不是在说，虚无感是为了实现某种东西的前提。如果我现在扰乱了他们激烈的攻击性，我想就在这里向他们表示道歉。但是真的会这样吗？我不想说不会那样，我想说那样做是不对的。这难道是太保守的发言吗？对现在的我来说，只能以现在这部小说还没有完全结束为理由来安慰自己。被称为异说的这条鱼是不是生活在一片等待与虚无的水里呢？
我刚刚想到，我的行文又开始采取辩解或说服的语调。不过我马上纠正了这个想法。是我暂时想错了。因为我忽视了自己正在对话这件事。就像是读者们使这部小说存在一样，我的每一句话也都是向着那个不存在的对象的。正因为它不在这里，所以我一直想唤起它的存在。但它似乎马上就要倒下去。我想继续呼唤它，想把它引进我的话里来，让他说话。仅此而已。
故事走上了歧路，而且走得太远了。既然如此，在它找到自己的路之前，就在这里多留一会儿吧。我早就想写像一棵树一样的小说，从一粒种子落到地上开始，然后这颗种子就扎根在小说自身内部的土壤里，茁壮地成长。小说托了那棵树的福，不仅得到了大地，还向天空升起。事前没有任何构思，小说就像那棵树一样自生自长。当然，那棵叫做小说的树，从现实得受到阳光和水。这颗树向着对自己最合适的方向，生出最合适的粗细不一的枝干，从那些枝干上萌出新芽，然后又生成新的树枝。另一方面，小说的形式就像树根似的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然后显出生命自身的构造。每一个新芽都会重复着最初的种子的生活。对现实的变化无常，树是以树来对应的，结果是小说结束了，但是树在继续长大。现实当中的树木会死，但是那棵叫做小说的树却因为小说的结束而永远活了下来，继续蔓延树根和树枝。
因为连续做比喻，所以觉得最后的部分有点别扭。它似乎暗示我想要写超越时代、具有永恒品质的小说。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把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时代性的错误。我只是认为，就像前面说过的，不仅开头是小说的一部分，而且结尾也是小说的一部分而已，又因为开头与结尾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存在的，所以开始可能就是开始，但是结尾却可能不是结尾。但还是让比喻停留在比喻的层面上吧，这才是让比喻成为现实的方法。
现在我想重新回到自己的思路。我不是一个被叫做“我”的小说家，而是一个“作为小说家的我”。所以每当我写小说的时候，都无比珍惜那些让我能写出小说，并继续写小说的所有事物，还有周围的所有人们。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有所偏离，我可能就写不，至少是写不出那一瞬间所孕育的小说。假如干脆写不了也就算了，但是，既然是在写，我当然会爱他们。而正因为爱他们，所以我守护着我的人生。但是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混乱。我担心的是，我讲了太多毫不相干的故事，也许读者会觉得小说毫无进展，而我却为找不到脉络而惊惶失措。看来对自己将要说的话我不太自信。我把打字机往后推了推，然后趴在桌子上。
结束了上一节后我就睡着了，当时大概是凌晨四点钟。现在，也就是第二天早晨，我重新读过上面几个段落继续写这一章。我想结束这一章以后，就像昨晚，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一样，把打字机往后一推，然后趴在书桌上就睡。我的写作会越过一段时间的中断，继续连贯下去，没有任何变化。我还是不知所措。昨天我也许想说这样的话：我是通过我所爱的人，还有那些支撑我做小说家的人们，一起以文学方式参与这个世界的；以后他们参与的范围也许会继续扩大，也有可能会缩小，但不管怎样，我与他们一起守护着我和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再怎么性急，也不会让什么意图居于首位，把我和他们赶到一边。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作为一个时代的小说家，要充实地度过个人、社会、历史层次上的人生。但是现在我这么说，从内心里只能对我自己感到惶惑而已，没有任何确信的语气，连发音都不正确。不过，在这个处处充满着确信和强词夺理高嗓门的世界上，没有必要放大我的声音，也不应该那么做。
既然话已说到这个程度，就让我把自己作为这部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暂时放在一边，谈论一下现实中作为小说家的我。在一般情况下，我被划归为热衷形式实验的作家，而且现在也正在写着这样的小说。也许这种认识会定型；但是，这样说我，如同对我的攻击，使我心情复杂。单刀直入地讲，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什么实验小说。如果着眼于“实验”一词富有弹性的一面，或许可以在特指的意义上把不存在实验小说这一事实，加以实验性地接受。具体应该怎么说呢？对我来说，除了完全否定，解体等方法，没有什么其他实验的余地。至少是在我这里，我不想把像那种被完全解体的新文体叫做小说。首先，前面已经简单地提起过，经历过几个世纪的文学实践，到现代为止，小说在理念和形式上的探索，已经勾勒出了多种多样的进化轨迹。现在基于各种理念和形式的小说融合在一起，以每个作者的个性为土壤，协调地发挥着其特性。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也相信，人生所有的精神基础，只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而已；但矛盾的是，我们必须选择其中的几个，然后以它们为价值准绳而生活。我们很清楚这一矛盾，同时也清楚，我们所拥有的形式上的技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矛盾。就像选择某些意识形态一样，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也选择形式；我甚至常常会想，那些形式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
仔细分析一下，现在报纸和杂志上经常提及的那些新颖、陌生和实验性的形式和奇特的方法，至少在三十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小说里。随后，现代舞蹈或绘画也开始动用那些奇特的方法，并形成了一定的框架。在这样的背景下，说我的某部作品是实验性的，确切吗？现在我所说的，只是与内容分离的形态或形式，很可能犯了二分法的错误。但是合并这种二分法是异说，因此我被挤在这一异说的缝隙里。当然，我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无视外国文学的，这样的立场如果不失去最起码的自身周密性，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在一篇短文中，我曾说过，不要给我的小说加上什么实验的、先锋的标记，但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想法有所不同。至少当时我没有完全否定我的小说具有实验性这一事实，只是认为那些标记会限制形式的力量，反过来会削弱实验性而已。但现在的我非常谦虚，实验也结束了。如果其形式是新颖的，那么对我来说就是新的。这样想可以摆脱一点所谓影响的焦虑，以便更好地发挥小说的形式所具有的能动性。我对形式的实验表示懊悔并非意味我不再重视形式，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小说形式里。如果没有形式上的独特感，我可能就写不下去。但那不一定就是实验性的。当一部小说不再被称为是实验性的时候，它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属于它的位置。
但是我对小说形式的力量也保留着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我来说，认为新的文体能冲击统治意识形态，为社会变革做出贡献的想法，是过分乐观了。我在接受某个杂志社记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但现在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我看来，文学的形式要比其它的艺术体裁更保守。如果新东西在小说里是可能的话，那是因为，同一社会里已经孕育着达成那种认识的可能性的缘故。虽然在小说里表现得微不足道，但是能不能认为，诗或者其它艺术体式，已经接受了几十年来在他国文学的所有领域内业已表现得非常充分的新颖性，并将其普遍化了呢？当然不能忽视所谓国语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