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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正在给自己套上无形的审阅网。矛和盾，一个接一个地飞来插在我的四周。刚才我不由自主地吐了几句骂人的话，但我不会把这些脏话写进小说里，因为我觉得它们会跟整体构思不协调。不，并非如此。老实说，如果我把那些骂人话写出来，它会首先针对读者，然后再原封不动地指向我。不对，这也不是诚实的表现。其实刚才我想过，以后将通过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之口，把那些骂人的话顺便说出来；还要不断说下去，没完没了。到了这个地步，我希望读者们能为我捧腹大笑。如果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太傲慢，给一个苦笑也可以。因为不管是哪一种笑，都会成为这个段落醒目的句号。这不只是开玩笑，而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因为没有笑过的读者，会一直停留在这个段落上；对现在含笑的读者，小说会敞开下一个段落。如果是本能地笑出来，那就更好。即便是淫荡的笑，也没什么不好。淫荡是本能的……现在这个段落终于结束了。反正我自己算是抓紧时间了。还有一件事情要坦白：我是压根就没有笑出来。
但是这部小说还没有结束。已经过了凌晨四点，我的眼睛有点模糊，张开双臂伸懒腰时全身骨节都发出了声音。但我要说的话还很多。有些读者可能会有疑惑：我常挂在嘴边的“本能性”一词，是不是跟琐碎的事情相反的既抽象，又宏观的话呢？这也是不确定的。如果你们能这么想，我将不胜感激。看一看我们的周围，最近关于本能性的话题尤为甚嚣尘上。因此这里所谈的，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说到此，我想到了好几次都是因为我把通俗易懂的话说乱了，导致了莫名其妙的误会。其中之一与读者相关，是接受一位女新闻记者采访的事情。我们在咖啡厅里见面时，有个摄影记者来过一会儿。之后我们聊了一些极其平凡的话题，然后就分手了。但几天后看报纸时我发现，其内容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而且在我的黑白照下面用黑体字印着：“主张作家天生就是泄露天机的命，崔某先生”，让我大吃一惊。我愣在那里，努力回忆当时的情况。我真的亲口跟那个女人说过这样的话吗？但完全没有那种记忆。在某部小说里我曾把“泄露天机”一词与文学关联在一起，但这与作家毫不相干。当然我并没有在这里追究她的意思。也许在我的作品里发现的那些汉字，给了她很深刻的印象，而她认为这是我说过的话，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就用黑体字又重复了一遍。也许她是从其他书评中引用过来的，也许真是从我的嘴里无意中漏出来的，尽管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这小小的暴力行为并非出于她的本意。
我希望读者们没有看到这篇报道，但无法指望这种侥幸。几天后我能感觉到，看了这篇报道的几位读者用奇怪的眼色看着我。他们怀疑我是不是得了一种夸大妄想症。这使我自己也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但我要明确地指出，我的处境连天机的灰尘都碰不到，我所知道的甚至是人世间最琐碎的部分。所谓“天机”对我来说，永远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来，我反而觉得读了那篇报道后认为我是奇怪的那些人奇怪。
同样，对于“本能性”的话题我也会看到那种奇怪的眼色。但以后我不会再做任何说明或辩解。这不仅因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在后面小说的进行中，我还会有充分的机会传达，我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本能性的”。
这个段落也到该结束的时候了。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去年这时，我在某家杂志的“创作日记”栏里刊载过的一段文字。读者们通过这段文字，或许可以诊一下我所说的“本能性”的
脉。事先说明一下，这篇文字里讲述的是写作的自足性和孕育其中的悲剧性，而且并非是这两种状况融合在一起时才是最富有本能性的。该段文字如下：
“我有过这样的体验。那是在每次买新钢笔时都会经历的：先为了买钢笔而走进商店，然后挑一支喜欢的钢笔，把它捏在手里试一试写字的样子，然后接过女店员递过来的墨水瓶，打开钢笔帽灌满墨水，用备用的麻布擦净笔头，再拉过放在柜台上的纸，看一会儿上面别人画的各种线条，终于下决心在纸的一角写下：‘好使吗？’三个字。
“在写下那三个字的刹那间，我会体会到某种富丽堂皇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来自我写字的行为、我所写出的字的样子、那些字的效果，与我最初的想法完美结合的过程。我为了确认钢笔是否真的好使而写下‘好使吗’。而根据写这三个字时的感觉，我可以当场确认，这支钢笔到底好不好使。随着这三个字的完成，‘好使吗’的疑问也有了答案。
“但在现实中那种幸福的瞬间是很少的。除了上述的情况外，我在写其他任何类型的文章时都无法给自己提‘好使吗’这样的问题，最多也就是停下手里的活，随时问‘写得好吗’而已。但是‘写得好吗’与‘好写吗’有着本质的区别。‘好写吗’不是封闭的，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切入口而已。
“我想再次强调，‘写得好吗’与‘好写吗’大不一样。由此产生我的写作的悲剧性。这悲剧性会在我的内部形成一个心理空间，而且我写作等于是被关进了这一空间中。这个空间是我写作的子宫。”
我想就此结束第二章。这种全体里的小小结束，每次都让我联想到死亡。《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Shahrazd）是为了延缓死亡而中断了故事，而我在这样的中断里，能体验到死亡的极为本质的一面。我的人生是经历着怎样的故事，然后被腰斩呢？
看来我正着手写《赤身与肉声》的第三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分为几个部分的小说将要接近尾声时，我取之作为标题的“赤身”与“肉声”可能均已接近完成，但它们的模样或形态，真的是无可质疑的吗？肯定并非如此。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从属于整体的这部分文字，根本就不是瞄准或是属于“赤身”的某个部位，比如右胳膊或是左大腿等等。同样，这第三章文字也不是瞄准或属于“肉声”的某个音域，比如“咪”、“发”、“嗦”等等。这些都是很明白的事实。
尽管如此，我的感受仍然足够复杂。长话短说，我想公开地反省一下我写这一章的方式。在我构思和展开这一章期间，我的想象力在连我自己都没来得及领悟的时候，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于“赤身”和“肉声”的表层印象里了。但是让我打住吧，把小说的开端写得难懂而枯燥乏味，是我这个小说家的特点，又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反省不要光说概念，最好付诸实践。
众所周知，这部小说要在刊物上连载的。从小说的立场看，这种依据时间而被切割成若干片断的做法，其利益和损失是共存的，其形式则一直令我觉得有趣。我可以在写一部小说的过程中，了解到人们对这部小说的评判包括不同的看法，而我的写作从来都不会忽视这些评判。有时我会主动地诱导人们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不过我也很愿意读者倾听我的如下告白：
“我正把写小说本身作为素材或主题来写小说。而且严格地说，现在我和你们聊我的这部小说，也是在以一种辐射状延伸的方式延伸这部小说。立足作者的立场，这一章并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作家对‘赤身’或者‘肉声’的拼图游戏。不如说是在一个有打字机和读者视线的具体环境里，小说家赤裸裸地用‘肉声’与它们交流的抽象画。因此，作为读者，如果你与我对坐在这个小说空间里而保持沉默的话，就说明你被我，或者说被我的意图给迷住了，你在强求我把完全是隐私的、令人羞愧的、没什么意义的、只属于我自己的裸体暴露出来。如果是这样，我会产生危机感。至少是从写这种形式的小说的角度上看，当我感觉到读者们是一面没有生命的冷冷的镜子时，我会被是不是需要不仅把隐藏在衣服里的隐秘部分，而且把身体里面的器官也用解剖学的方式都拿出来的不安感所抓住。现在我似乎有了小小的领悟，并想根据这种领悟，对前文用过的一些表现手法做一些修改。我并不是想露出作者的裸体，也不是想把读者们脱得一丝不挂。我正想象着小说的裸体。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程度，不仅是我，而且你们也得先脱光。这里没什么变化。你和我把听起来像鸟叫的声音用我们的‘肉声’来发出，这个事实也没什么变化。但是对‘果然怎样’这一点，我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概念。以暂定的自慰形式说，就算是用这样的方式，与一开始写小说相比，也有几个问题得到了更清晰的表现。我现在又想做约定，但是我决定把刚才的欲望用很重的石头来压住。因为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做过很多约定。老实说，读者们可能也早已看透，我能不能遵守这些约定，还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么说，被时间支配和左右的某一行为的继续，是不是象征着一种类型的约定呢？这种约定不是以回避问题的方式约定，而是以提问题的形式来约定。”
我用上述的方式说话，当然没有必要做刻意的说明。我曾对这番话做过比实际情况更精美的修改，并吸取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总之，听了我的这番话后，有几位读者表示出各自的遗憾。根据他们的观点，我的小说不顾我想扩大空间的意志，并没有冲出自我的观念性世界，相反还是被关在里面。现在我对他们的遗憾做一个认真的解释。这并不是我想借此机会对他们展开反驳或自我狡辩，既然我正在写小说是一个很明确的事实，所以我只是想，与其把我的想法平面地罗列出来，不如通过跟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即动员小说的装置，做些微
的调整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讲，采取直接对话的方式，是不是更自然些呢？
“尽可能说得简单些。事实上，你之所以觉得遗憾，是因为有什么批评性的阅读关怀，外在于我的猜测。我只能粗俗地把我刚才的感觉，用语言传达出来而已。事实上，以写作本身作为对象的小说已经数不胜数，但我觉得其中大部分是与写小说无关的其他什么现实事件或冒险。当两种状况互相协调时会形成新的空间或新的状况。
我两次都使用了双引号，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括起来了。这么一说，又让我摆脱不了脸红的感觉。在讲故事所允许的前提下，这些话对那几位读者来说，应该是能够认可的。现在的我就像熟悉水战的人总是先把对方引到水里，然后再进行战斗似的，把我们之间的对话，搬到我的小说空间里，然后按照我的理论，按照我感到舒服的方式去裁剪它。这种方式，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实在是过于肤浅，因为我不等对方来理解我的故事，就开始在自吹自擂。好在到了这个地步，我的舌头还没有变得僵硬。当然，我将要说的这些话，前提是需要读者们敞开心扉，即，我想在第三章中着重致力于小说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我已全面意识到，用这样的方式接近读者，可以敞开小说空间的每一个角落。这并不是唯一的、绝对的方式，只不过在写小说的我，选择了这种方式而已。
我想，不管怎样，对于《赤身与肉声》来说，这种方式肯定是必要的，或许只用一次也就足够。顺便补充一句，有些人早就拿我的这部小说跟我以前出版过的小说做了比较，然后作出好与坏、叫人担心等等判断，但是由我听起来，说得武断一些，那些判断更多流露出的是他们独断的视觉痕迹。在我看来，应该首先把焦点放在作者变化多端的轨迹上，而所有的价值评价应该着眼于其中的结构性的形成。当然，对他们来说，不管是怎样的情况，都有说出自己看法的充分自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想说的和该做的孰先孰后。有太多的实例表明，这种区分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判断。我这样说或许会被认为是想当然，但希望大家能理解，这并不是单纯的辩解，或者是借用辩解的语气施行攻击；换句话说，我是想通过这样巧妙的解说，把我的这部《赤身与肉声》向我以前所写过的和以后将要写的小说完全敞开。在我曾经写过和以后将要写的小说里，这部小说将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这意味着我的小说归根结底会向读者们敞开自己，把自己完全托付给读者们。
总之，我对小说能以这种形式获得进展，感到兴奋。换句话说，一边是小说的进展被阻碍，一边又因被阻碍而前进，有一种被颠覆过的感觉。也许可以说，是一边割自己的肉吃，一边发胖的情形。有一位读过我小说的读者，装作无心的样子给我提过一个问题。他说，我过分地意识到了读者的存在。也许他的用意是，我过分地看读者的眼色行事。这句话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因为我不能说，过分地意识到读者，或者是过分地观察他的眼色，就能表明作者已经是这部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之一。编故事的人对故事中的人物给予全身心的关注，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只是要补充一句：读者不应该像两面镜子一样，同时占有一部小说的内外两层空间。
正因为这样，我在那位读者的面前既感到无限的理直气壮，又因能以这种方式继续写小说而怀有钻进老鼠洞似的羞愧之心。每当我感到羞愧时，我真想向他道歉；但是我知道，并不是道歉就能万事大吉了。所以我正暗中摸索，我想摸索所有能让这部小说保持敞开状态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刻意回避称读者为“你”或“你们”，其原因，是为了保持当我看到一个新萌芽时，能马上站在那一边的心理弹力。
最后再补充一点。某天，在酒桌上，我的一位朋友曾说过这样的话：“正在你说挖掘和摆脱虚伪意识的瞬间，又产生了新的虚伪意识，那又该怎么办呢？”他的质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也正是我对自己的提问。如果把我当时的回答和现在的想法综合起来，可以得到能填补空白的如下几行字：“人生在世，如果说以前只要对虚伪意识保持敏锐的认识并进行几次有效的挑战，就能突破虚伪意识的话，那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态。虚伪意识在被否定的地方不断地重复，而这部小说，不，是小说的这一章也在不
间断地继续。永远的敌人可能就是永远的伴侣，反之也一样。这跟出生与死亡这一我们人生的根本条件相一致。只是我拒绝接受这种条件是当然的和自明的，这拒绝本身也是人生的根本条件之一。”
在此我应该承认，这一章比前面的两章更为复杂和陌生，但我现在觉得轻松了许多。因为在这期间，我时常为是绕道而行，还是正面突破而苦恼，而现在我觉得虽然是在挣扎着，但已经摆脱了水下的暗礁，以后可以用更轻松的心态来继续写作的航行，同样，读者们也可以用更轻松的心态开辟阅读的航行，就像所有的积食都被消化掉了的那种感觉。但这绝对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坐上了一块叙述冒险或事件的飞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