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歹我是在报社里写东西、做编辑的人，而甘兄也是做杂志的人；既然这样，我想以彼此理解的立场来开这个头。我想拜托甘兄的不是别的，就是前些日子生命处于危机状态，而后好不容易又重新回生，从而引起人们关注的所谓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就是想请甘兄引见一下，做一次对那位先生的专访。如果由我们来做不方便的话，能否请甘兄先过目一下我们的提问纸，然后再和那位面谈，或是单纯地记录他自己想说的话？甘兄也知道，据传闻前任政权曾与那位交涉过入阁问题，但遭到他的拒绝，结果此事成为祸根，不久便遭监禁。我认为不管算是澄清事件真相，还是恢复自己名誉，不管是以证词形式还是别的什么形式，在过世之前，就当时的真实情况留下一些话，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我们，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如果他本人有这个意愿的话，在他去世之后以遗稿或遗言的形式发表也是可以的。”
甘泰圭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因为想起了不知什么时候在报纸上看到的对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道。当时没怎么注意看，不过也许写那篇文章的就是这位部长。部长一边把抽到了一半的烟扔进烟灰缸，一边再次开口道：
“事实上这期间我们也企图与那位先生接触过，但不知是因为人老了只剩下固执，还是原来就那么顽固，记者们找到他，他却连见都不见。有一次我也亲自去找过，但也同样吃了闭门羹。
随着部长的的话，甘泰圭脑海中浮现出所谓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病容。平时甘泰圭一直以‘先生’称呼他。先生与他是同乡，曾在他上过的高中暂时就过职，后来他们因并非偶然的缘份而有了时时见面的机会。自那以后，甘泰圭就定期去拜访先生。不过，他好长时间都搞不清楚，先生具体有怎样的思想，知道人们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我真无法理解。像他那样的人，怎么说呢，无非就是政治考古学的对象而已嘛，媒体为何如此关心呢？况且他离去世也不远了，从多个方面可以说是到了最后关头，倒也是，就是因为到了最后关头，所以才让世人更劳神也不一定。”
“不过平时我们也没忽视过他的存在啊？您也是知道的，有一段时间他还当过我们报社的咨询委员……”
“那不过是很久以前短暂发生过的情况而已，也许这不是他愿意听的话，不过在当今这种媒体无孔不入的世道里，被冷落和疏忽与遗忘也没什么区别吧？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必要重新去打捞呢……”
“又想以那样的方式驳倒我吗？不管甘兄想做的是什么，以现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在这个世上什么也成就不了。我看着都着急才这么说。你过于执迷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听着我的话别不高兴，趁这个机会帮我们，也顺便改善一下体质。”
听到最后那句话，甘泰圭感到眼前一阵晕眩，因为“改善体质”是从前些日子开始一直放在他脑海里盘旋的一个短语。眼见自己绞尽脑汁想来想去的话，现在被别人过于轻松且浮浅地使用着，甘泰国圭忍不住有一股被袭击了的心情。在那份混乱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体质改善真的是要经历二重、三重的艰难这一事实，单靠思考根本不可能解决。随即他自问该如何做，并惊诧地发现，心中突然涌出一股对这句话的情绪化的反感。
“听起来好像只要自己下定决心改善体质，就会像翻手掌一样，所有一切成为可能或不可能，而且是在这种几乎不存在转换人生形式的可能性的社会里。
“并不一定如此，体质改善也并不是那么夸张的事情。我的意思并不是让甘兄迎合社会，而是说应该更积极地看待这个社会。有谁知道，如果这件事做得足够圆满的话，我们会不会联手成就更大的事情呢？况且最近报社内部要适应时代潮流变化的呼声也很高，也要改善体质，所以我们切实地需要像甘兄这样拥有在野气质的人才。我怎么老跑题呢？”
“要适应变化的时代这句话也听起来担别扭。报纸常把对舆论的冲击效果当成主要目标，现在继续用传统的方式不怎么如意，所以要寻找别的出路。在我听来像是这样。但是至少我对冲击效果这类东西不怎么感兴趣。”
“喂，甘兄，别总是咬着不放那些我们可以跃过去的部分嘛。”
他们的谈话以这样的方式又继续了一阵子，终于部长放弃了从甘泰圭那里听到确切答复的努力，留下再慎重考虑一下的话和名片先行起身离开。也许部长存有这样的念想，即离最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去世毕竟尚有一段时间。他结完账离开后，甘泰圭仔细端详了一下他递过来的名片。那张名片就像不知真面目的幻影一样在眼前朦胧地晃动。本身就是一种余韵，“再慎重考虑一下”的留言也以延伸这种余韵为目的，其中隐约透露出可以把他迎入报社的意向，像是要在他的脑海中挖出一个余韵的陷井。显然，部长对留下余韵这件事情有着卓越的才能，而那种余韵正是在谨小慎微的人们身上，以及即使在琐碎的东西里也喜欢留下阴谋与秘密的痕迹的阴险的人们身上，常常能看到的特征。在甘泰圭看来，他们正是据守着完美的自我伦理的墙壁，通过叫作余韵的巧妙的缓冲地带，与现实相妥协着生存。
他拿起那块如同又白又方的尾巴在他眼前晃动的余韵，撕成两半儿。可在那一瞬间被撕破的却是拇指与食指上的皮肤。那张纸片正如从里往外散发着的阴险的气味一样，外表也有着绝不被撕破的性质。它巧妙地摆脱压迫自己的外部力量，并瞬时采取了逆向攻击。他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流着血的手指，握着揉皱的名片站起身来。无法判断是纸还是塑料的那张名片即使被揉皱了以后，也在他手心里拼命蠕动着以舒展身体，并留下硬硬的支票的质感，不断地诱惑他，巧妙地刺激着他夸大的情绪反应。
室内播放着沉浸着淡淡哀愁的歌曲。他默默跟随着耳熟能详的旋律，突然想起唱那首歌的男歌手。这位歌手自己作曲并演唱以来一直致力于创作传统情调的歌谣；但最近突然转型，就是说，他进行了一次惊人的体质改善，突然成了半体制化的歌曲运动旗手，编唱着听起来极具冲击性的歌曲。仔细琢磨一下，可以说那个歌手真的是非常幸运，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可以完全否定过去自己的机会，而在甘泰圭看来，能以推翻自己的方式投入自身的价值，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据说那位歌手最近公然表示，对自己以往创作的歌曲感到无地自容，这么说，一直非常内向的他最近变得如此活跃，也是通过推翻自己的而获得力量的缘故吧。
甘泰圭一边感到嘴里一阵苦涩，一边出了宾馆大门，走进浓浓的烟雾中。与擦肩而过的车辆逆向而行，他的思绪自然地从那个歌手过度到病榻上的先生。据说他年轻时曾以大学生身份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并带头反对日本恐怖；光复后则致力反独裁斗争。独裁政权一方面努力使他与社会隔绝，同时又施行提议他入阁的战术。但是先生很清楚，答应入阁或出马就等于自我隔离，只有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才是在社会中寻找自己位置的唯一方式。
甘泰圭沉浸在对先生的思绪中一直到十字路口，他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脑海中，那个歌手与先生的形象竟然重叠在一起。先生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同样也是依靠逆向性的、不断的体质改善。如此看来，体质改善不仅因改变而必要，同时也为不改变所必需。片刻之后，他欣然泯灭掉内心的欲望之火，卸下很多想做和要做的事情，决心迟早去拜访一下先生。这时他的脑海中已经不存在报社部长的任何记忆了。
甘泰圭与久违的张号角一起吃完午饭，信步走在街上，偶然经过一个再现杀人事件的地方。越过几乎睹住一侧街道的闹闹哄哄的人们的肩膀，他们看到一个戴手铐的年青男子，正与着制服的警察们混在一起，整个儿犹如在拍电影。不难看出，那是警察方面正在对前几天在那里发生的杀人事件做现场鉴定。
鉴定工作被警察和包括看热闹者在内的一些人愤怒的吼叫与催促声推过来，又被看似律师的男子与嫌疑人家属的人们反过来吼叫的声音推过去，吃力地、缓慢地进行着。再看看这场闹剧的主人公，那充满灵气的眼神很难让人相信，他杀人之后身上依然带着犯罪凶器。他磨磨蹭蹭地透过每一个间隙观察人们的视线，终于用拿在手里的刀对准了扮演死者的警官的胸口。人们似乎是看戏看到了高潮部分一样，禁不住发出呻吟声，然后对那些演得真实而兴致勃勃的演员们报以一阵掌声。在那一瞬间，被“捅”了一刀的警察显露出痛苦的神情倒在地上，就这样嫌疑人犯了杀人罪，而被害者也断了气。令人紧张万分的戏演完了，观众们的兴奋慢慢平息下来。主人公那丢了魂似的表情和无力的身影，与大白天在马路上抢劫杀人的戏剧本身，似乎有点不合协的味道。
留下来的全是警察与法律的事情。马路中间横躺着被锋利的凶器夺去生命的年青男子的尸体。经过长时间的搜查之后，警察们终于确认了几个嫌疑者的身份，拿着他们藏着的或推论为是他们的凶器，开始了与尸体上伤口形状和深度相对照的作业，其结果是再次回到演戏的场面。
用已经存在的伤口与刀相互对照！想到这一事实的那一瞬间，甘泰圭不寒而粟。他的脑
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把锋利的刀像插进刀鞘一样插入流着血、敞开着的伤口中的情景。
这并非是在重现杀人事件，这本身已经是另一次杀人行为。就那样刀始终陷在伤口之中，而刀就等于是伤口和伤疤。
以前甘泰圭也在身上带着一把可以折叠的小刀。偶然得到那把小刀以后，不知为什么他不想扔掉它，于是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使用，结果理所当然地把它当成了随身物品之一。
像刀这种所谓的凶器，在人类社会中似乎始终会导致与它给人的印象相符合的结果。有一天他因琐碎的事情被搜身时，那把刀跑了出来，被某一执法者拿到手里，于是他不得不在那个场合充分坦白所有可能的嫌疑事实。可是他的说明却向着与其解绳不如切断的方向前进，当然对方不打算去理解他。在那种狼狈中他才清楚地意识到，不管怎样，刀在别人眼里都是潜在的凶器；对他们而言，那个凶器必须与不管是伤口还是伤疤吻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安心，才能进一步在他们之间占有一席之地，不管是以否定的还是肯定的方式。
那天，当他说不清道不明，再也无法分辨时，警察官打算逮捕他，但不知什么原因又仿佛发慈悲一样，只没收了刀，就把他给放了。对方突然转变的态度让他疑惑万分，转过身时又忍不住瞟了一眼那个警察官。他看到他身上悬挂着的手枪和警棍之类的武器，似乎正在发出叮铃铛朗的声音威吓着他。那么这些武器究竟又会与什么相吻合呢？随即他明白了：那些东西不管在哪里，始终瞄准着他的头顶与心脏中央——他身上的每一个致命处。
当甘泰圭茫然地望着演员们整理周边准备出发时，张号角一边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一边开了口，而他的话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截断了甘泰圭的思绪。
“我刚才最后一次看了一下那个年青男子的脸。过不了多久，这张脸就会伴随着人面兽心之类的话通过报道公开给人们。而现在我的心情反而是想对人面兽心这句老套的话破口大骂。因为感觉这句常被我们无所顾忌地使用的话里，萦绕着可以冻死人的寒气，于是随时都能听见那寒冷的风声。这句话那锋利的刀刃、人们使用那句话时那冷酷的心端或冰冷的笔尖，是不是那种冷酷一再使刀制造了伤口呢？”
“我也如此想过：挥舞着的刀面对着人们，心要比刀尖更冷更寒。想想那些不计其数的杀人与督杀照片吧，人类的历史无非就是没完没了地重复绞刑与枪决场面的电影而已。怎么可以说那不是伸到人类精神下巴底下的刀呢？数不清的刑事剧与推理剧是否也是一种证据呢？”
当一部分演员们开车离开，一部分演员坐车离开，观众也纷纷离去之后，他们还在那儿伫立了许久。
“不仅如此。我们有时候看别人的幸福就像看奇形怪状的静物一样。那时别人的幸福，或干脆幸福概念本身，就成为刀逆向地刺向我们。被称为凶器的种种物件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否也因为‘我比别人不幸’的想法，即作为幸福的反作用的痛苦所引起的呢？”
“但是如果那样想的话，爱情、友情、相互尊重等等，是否都终究是在发挥与对方身上的伤口相吻合的刀的作用呢？你和我相爱是否就是往对方的伤口中插入彼此的刀，而且是无数次重复插入的行为呢？我们有时候是否必须受那些刀的锋利，那些刀的尖锐呢？”
“人生中哪有像刀与伤口那样，想重合到一起却重合不了，或是没有相互关联的东西呢？反过来，又哪有想分开时却分不了的东西呢？犹如形成我们人生的所有东西一样，我们人生本身也是如此。”
两个人的对话就此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他们预感到无论自己的语气怎么淡漠，再谈下去——至少在一段时内——就会彼此成为刺向对方的锋利的刀，或只是在彼此身上寻找伤口。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他们的话题，结果不得不像是从自己身体里拽出心脏一样痛苦地拿出刀。于是张号角拿出和自己身上的伤口长得一模一样的刀，突然伸到甘泰圭面前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在不知杀人是一种罪行的人们面前，你自己或许也可以杀人？”
当他结束短短的提问赶忙转头时，看到朋友的脸上泛出某种悲伤的表情。甘泰圭任凭他在自己脸上瞟来瞟去，松开一直紧紧压迫着下腹部的大衣带，用力拽一拽扎起来，而后答道：
“坦白地说，我很久以前就希望有人死，不断有人死，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就算是为了我而死也罢。因为他自己不可能会选择死亡，哪怕是以发生意外事故的方式。我一直对此不满，为什么我的愿望一次都无法实现呢？当然，希望我死的人们中也有真死掉的人；但情况往往是，当我对他们的反感被别的什么抵消掉，或是被自然遗忘的时候，大部分人却因病而死去。所以不能说一次都没有满足我的期望。而在那种希望别人去死的过程中我经常意识到，随着我对杀人失去负罪感，那个家伙就真的死掉了。不仅是对我而言死掉了，而且是在这个宇宙中寂灭，仅仅因为我，因为我侥幸的期望而寂灭。实际上，只要没有负罪感，我可以什么都干。那是我经常浮现在脑海中我的，或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基本命题。”
然而，甘泰圭这么说着的时候，张号角从他的脸上丝毫也看不出杀意或仇恨的表情，反而看到一个里面空荡荡的圆圈。看着那个圆圈他喃喃说道：
“是的。这么说你总有一天也会杀掉我，就像那被杀的是你自己一样吧？”
不眠之夜。朴性稿在想象，不停地翻来覆去地在想象。尽管这样那样承受过的精神折磨已经不少了，但从前他一直与失眠症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