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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默默地跑着。特洛伊个头比我小，但跑的速度比我快。不过我总是能超过他。他试图用速战速决来使我疲劳；我打算用拉锯战来拖垮他。我们跑着跑着，就这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虽然我们在营房周围跑的是环形路线，但我还是常常会偏离轨道。我绕着所有的一切转圈，直到这一切成为圆圈的一部分，而这个圆圈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我还是没有抛掉自己的心病，这个病仍然占据着我心灵中的一部分。但它已经不能再让我弯下腰，把我的步枪枪口塞进我的嘴里；也许有一天它会再次发作，但现在我已经对付过去了。
特洛伊跑步时总会打响指，这是他的高中田径教练教他的把戏，可以给他自己打气，继续跑下去。我们的军靴拍打在沙地上，发出剧院的幕布落下的声音。我们就是在舞台上奔跑的演员，边跑边说着自己的台词。我们在向“全能的时间”戏剧的伟大导演证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上战场或是证明其他什么的。我们可以跑一整晚，整晚不停地穿过沙地，绕着我们假想的营地跑来跑去。我们听见马车在舞台上绕圈，我们就是这些马车。我们没理由这样来挑战对方，来向对方证明什么。没有什么好证明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我们是一体的，几乎用着同一个脑袋。我们就这样跑下去，理论上可以跑到地底下去。我们绕着栅栏转圈，就像野兽绕着不知怎么下嘴的猎物那样转圈。
我的肩膀很痛，肚子也不舒服，而且跑得时间太久，连脚尖儿都跑痛了。但我们还是继续跑着。我的裆部已经擦伤，特洛伊也一样，因为他对我说：“真希望能在裆上擦点凡士林。”我也表示有同样的愿望，但我们仍然没有停下来。太阳升起来了，喇叭里照样传来起床的号声，催促那些埃及人起床作祷告。我们毫不理会，继续跑着。
也许那时我根本就不会抠动扳机。我的厌烦和孤独还没有让我走向绝望。也许特洛伊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救了我。我想到了我的姐姐，此刻她正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我认为自己是个可怜的冒名顶替者，一个念错了台词的演员。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很明显我要的不是糟糕到可以让人去死的处境。我想到了海明威，他那一枪开得多及时。他是那么的绝望，但他真的很有勇气。有人认为自杀是一种懦弱和欺骗的行为，但我认为自杀是一种很有勇气的做法。回顾自己的生命，认定自己不值得再活下去，然后做出这种恐怖的举动。有无数人生活得没有意义，却很少有人结束他们毫无意义的生命。面对着枪口或是一瓶打开瓶盖的安眠药，嘴里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世界需要我这样做，而不是活着，也不是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苟且偷生。”――这才是勇敢的男人和女人该做的事，这就是自杀。但我没有勇气杀死我自己。我还得继续做我所知道的最棒的事，也许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做一名锅盖头士兵。
特洛伊的葬礼：无言的悲伤
虽然海湾战争已经过去很久，但在沙漠上经历的一切，仍如海市蜃楼般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特洛伊也许救了我的命，但之后他却丢掉了自己的性命――退伍后作为平头老百姓的他，在密歇根找了份差事。有天早上他开车去上班，大概是脑袋不大灵光，或许是喝醉了酒，撞上了一堆黑色的冰块，然后又撞在一棵大树上。所以，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有六个人去密歇根州的格林维尔参加葬礼。有我、阿迪克斯？拉尔森（Atticus Larson）、罗杰？瓦格纳（Roger Wagner）、桑德？维格（Sandor Vegh）、约翰？邓肯医生（Doc。 John Duncan）和道？威尔蒂（Doug Welty）。当我们到达底特律机场时，他们五个已经喝了三十六个小时的酒，我也喝了三十个小时的酒。（在大家恢复自由以后，我比他们晚回到基地，所以比他们晚六个小时知道特洛伊的死，并且还少喝了五箱啤酒。）因为我是六个当中最清醒的一个，所以由我来租车。密歇根的冬天可真是寒风刺骨。我们是在匆忙中离开高温的沙漠地区的，随身只带了一套制服和一套平常穿的衣服，没人带夹克衫，连阿迪克斯都没有带。他是个地道的威斯康星人，应该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气候。凌晨三点，我们在底特律城里兜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圈，才找到出城的路。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揣有烈酒，所以就互相交换着喝威士忌、杜松子酒、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来御寒，免得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我开着车，这时候开始下起雪来。我们都一言不发，只是偶尔骂上两句：“真他妈的走狗屎运”或是“该死的，真该死”。我们已经被伤得太深，恨不得马上死去，去和我们刚走不久的朋友做伴。我们要结束一切痛苦，很显然酒精是起不到作用的。好朋友已经走了，我们他妈的也就不在乎其他什么了。
叫利萨的那个女孩，也就是特洛伊爱了很多年的那个女孩，给我们指了去殡仪馆的路。我们到的时候，利萨和她父母也在那儿。同时在那儿的还有特洛伊的未婚妻。（当利萨让特洛伊明白她只想和他做朋友后，他开始从沙漠给现在的未婚妻寄信。）特洛伊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说服了他未来的妻子，让她加入海军陆战队。她是在我们作战时加入的。之后她告诉特洛伊他们俩的订婚可能没法实现，因为他已经回到密歇根，而她还和部队一起待在西海岸。但她还说他们俩应该等等再说。她是个好女人，聪明又坚强。作为新兵，我们在海军陆战队里和女兵打交道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和她相处，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战友和一位死去的朋友的前未婚妻。
尸体查验如我们期待的那样进行了很久。我们还有点迷糊，不过醉意已渐渐退去。有个人，我已经不记得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咱们别喝了，浑蛋们。几小时后还得把特洛伊抬到墓穴里去呢。”
在进行尸体查验时，我们继续咒骂着，说出的脏话和哀乐一样大声。一阵臭骂后我们安静了下来。说完“操他娘的”之后，我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们会给特洛伊穿上海军的蓝制服，还要刮掉他的胡子。他的未婚妻很生气，因为他们把胡子刮得太干净，可我倒觉得无所谓。他们还在他胸前放上些装饰品。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看上去和往常的特洛伊一样，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快乐。
我们在利萨的父母家里睡了几小时。他们对我们很友善，在
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为我们准备铺盖，还要在地上给我们打地铺。但我们谢过他们之后，还是一起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
我把我的手枪射手和步枪射手的奖章别在我的海军蓝制服上，和我得到的七条勋表放在一起。而我那枚战斗勋章被放在最醒目的地方，它是红色的，红得像血的颜色。我讨厌穿上蓝色军服的感觉。但我也知道，穿着它的我看上去肯定容光焕发，就像他们那该死的征兵海报上的一名士兵，这听起来肯定像是我在给他们打广告呢。
特洛伊的母亲认为自己是个被基督拯救获得重生的人。我知道她常常不喜欢特洛伊的酗酒和骂人。我也知道特洛伊和我一样，不相信神明。但很明显他的葬礼是由他妈妈来张罗的，而不是他自己。牧师在葬礼上天花乱坠地歌颂着国度的统治者基督，将他吹成是神一般的人物，等等。我开始厌倦这一切。但我想也许特洛伊要的就是这样，即使他和他母亲有如此大的分歧，即使他和母亲为此争辩过，但是如果让他母亲看到他是以一名教徒的身份入土，也许他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这样可以让她母亲和其他人心里会得到一些安慰。不管你在生时如何伤害过或是如何辜负了你所爱的人的期望，在死后也没必要还这样对待他们。
墓穴旁边站着三个从附近的后备役部队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是来鸣枪行礼和为特洛伊的母亲叠军旗的。由于天气很糟糕――地上覆盖了一到两英寸厚的积雪，冷风吹过，本来就寒冷的天气更是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葬礼只进行了几分钟。牧师继续说出那些神圣的话语。后备役军人朝空中开枪射出空弹，然后用那种深奥莫测的代表死亡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叠好军旗。作为护送灵柩的送葬者，我们缓缓地将特洛伊的棺木放进冷冰冰的墓穴里。他的未婚妻将自己的一对V形臂章扔了进去。然后他的弟弟将泥土和白雪踢下去，盖住棺木。
特洛伊本来想一直待在海军陆战队，希望到死都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可是因为几年前在菲律宾群岛时他就没有通过尿检，所以他们不再给他机会，没让他回到海军陆战队里来。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一点让人气愤的是：部队规则常常会破坏明智的选择。让特洛伊回来其实就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是个好队员，是个优秀的头领，他对海军陆战队是又爱又恨；他流出来的血液是绿色的，据说在新兵训练营里，只有真正的魔狗才会这样；他喜欢当一名士兵，喜欢当一名被诅咒的、讲着粗话并有着下流想法的士兵。
他在1991年11月退伍后，继续和我们一起在营房里住了六个星期。每顿饭都是由我们从食堂里给他买，给他时间擦拭自己曾经用过的武器。他还训练了几个刚来不久的队员，教他们怎样瞄准和伪装。他甚至还和我们一起到战场上去过一次。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件好事儿，因为当时我是观察狙击队队长，行动中出现了任何差错，我都会被关禁闭。还好那次行动很顺利。特洛伊也在这次行动中进行了他最后的沙漠行军，最后一次用狙击步枪开火。
我望着特洛伊的母亲被他儿时的伙伴扶进轿车里。她一直将军旗紧紧地攫在胸前。来到密歇根州的格林维尔，让我更加懂得了特洛伊对海军陆战队的爱。这座城市完全就是个工业发展失败的例证。这里一片白茫茫的，充斥着酒味和宗教的气息。我想这样的印象是由我在这里见到的那些人所造成的。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在哀悼一个与他们一样的人。我不能告诉他们特洛伊在多年前就已经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让他们知道真相却还要继续为他哀悼，这样做显得我太无情了。
葬礼完了之后，特洛伊的家人在附近的一个叫“狮群”（Lions）或是“祝你好运”（Kiwanis）的俱乐部举办葬礼晚宴。去的路上，我们几个在一家酒店前停下，买了些啤酒和几瓶威士忌。还没走到晚餐大厅，这些酒就全被我们喝光了。晚餐上的老人们显得很激动，因为他们身边有一群年轻的戴着部队肩章的战士。他们说了不少奉承话，夸奖我们的军服、我们的举止以及我们在上次战争中怎样英勇作战。
那几个后备役军人也在大厅里。当他们的中士走到阿迪克斯旁边，问他的勋表来得是否正当时，我们两帮人之间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一等兵，你看起来太年轻了，不像是有资格得到战斗勋章的人。我敢打赌你在沙特的时候肯定是在新兵训练营里。知道戴上不应该属于自己的勋表是要受军事处罚的吗？”
阿迪克斯说：“老兄，你他妈离我的战斗勋章远点儿。我可没在你胸前看到什么奖章或是勋表。我在沙漠里拼死作战时，你他妈还不知道在后方的军需储备中心干什么呢。”
“陆战队队员，我要回总部好好查查你的档案。我可不在乎你是不是个现役军人。我是一名中士，而你连个军衔都没有，你得尊重我。”
“我他妈会尊重你的，我要拿拳头来揍你的屁股。”
罗杰是我们几个里军衔最高的，是名中士。这时他过来给我们撑腰。他告诉那个可爱的后备役军人，除非他想在自己的老家被狠狠地揍一顿，否则他和他的手下最好他妈的赶快从这儿滚出去。所以他们每人抓了一片蛋糕，灰溜溜地从大厅的后门走了出去。
葬礼宴会结束后，我们到利萨的父母家和特洛伊高中时的朋友一起参加聚会。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家伙，和我们多数人同岁。对于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从部队回来后不久就离开人世，他们感到很伤心。我们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因为特洛伊虽然不喜欢格林维尔这个地方，但他喜欢这里的朋友。而在部队里，一等兵们除了用步枪射击以外，还会花大量时间对其他人讲述自己入伍前的平民生活、在老家的朋友等，虽然他们本来应该将一切忘掉。
特洛伊回家后的几个月里，曾经对他的朋友们谈起过我们。所以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愉快的交谈，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彼此多年。他们非常感激我们在海外为国效力，这让我们觉得很尴尬。他们叙述着特洛伊跟他们讲过的战事。这时我们才发现在他们所听到的故事里，特洛伊将我们塑造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因为对他来说，我们就是英雄。此刻为了特洛伊的离去，我觉得无比悲伤。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些从战场上回来后，只讲别人的英雄事迹，而对自己只字不提的硬汉子。特洛伊通过对他的朋友讲述排里其他战士的经历，很有效地淡化了自己在战争中的英雄角色。他成了那个讲故事的人，将自己变成了旁观者。不管怎么说，我在海军陆战队时对自己能在那里服役是感到自豪的。因为不管海军陆战队和海湾战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朋友特洛伊，在部队里光荣自豪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在回到家后，他是快乐的。他是个好人，不应该卷入到战争中来。知道我的朋友是幸福地离去的，这让我很欣慰。死时，他是个戴着战斗勋章和各种战斗勋表的战士，还有一身让他充满自豪的、无用的杀人绝技。
特洛伊的朋友们都散了。阿迪克斯建议我们去他们说的特洛伊最喜欢去的那个酒吧――他那一大帮朋友在他死前几小时还和他一起在那里喝过酒。
酒吧在一家古玩店的地下室里。罗杰买了一瓶威士忌，一轮下来就被我们倒光了。阿迪克斯坐在吧台前，对女招待说他觉得她很漂亮，如果她能让他干一下，他就会忘记特洛伊的死，并且给她100美元。桑德硬塞了四颗什么东西到我面前。我一口喝下杯里的酒，烈酒流下去，燃烧着我的喉咙。我知道，在黎明到来前，我们要在这个酒吧里惹出点乱子来。
酒吧里的当地人都不是特洛伊的朋友。里面的男人大都留着长发，穿着有重金属标志的T恤衫、破牛仔裤和匡威（Converse）的
网球鞋。女人中有不走运的醉鬼，也有雍容地走下舞池、新近荣登高中美人头把交椅的校花。我们几个跑进小小的舞池里，随着工业音乐翩翩起舞。我相信那是尼彻？艾布乐队（Nitzer Ebb）演唱的歌曲。我们互相推搡着，击打着对方。那些当地人根本没法儿到舞池里来跳舞。我们用头去顶着对方的头。道和桑德还互相攻击对方的脸部。罗杰又买了一瓶酒，我们轮流喝着。阿迪克斯喝完后，将酒瓶朝墙上扔去。那些文明的公民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或是对我们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