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身酸痛，感到两只脚火烧火燎的。我的脚不会起水泡，好像它们是专为了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而生的，所以我的脚从来就不起水泡；我曾经一口气走了40英里，也没有起过水泡。但现在我的两个肩膀就像是起了火一般。大腿根处全是汗水，已经被磨破，开始出血。我能感觉到沙子已经粘到了伤口上，膝盖也十分肿痛，整个人从背部到脚趾都疼痛难忍。但我不会停下来，除非有人让我这样做。那支狙击步枪足有14磅重，沉甸甸地在我的手心里。我想到了背包里拆开的M16步枪，它也有7。78磅重。然后我又在脑海里清点了一下我所有的装备，确定背包里的每样东西都绝对是必需的。一路上，有的锅盖头把一双双军靴、袜子和一套套制服，还有他们先前没有按照命令扔掉的黄色杂志，从背包里扔出来。另外有人扔掉了一个汽油炉子，还有人丢掉了一个剃须刀具袋。要是它不能救你的命，那就尽管扔吧。
随后，我们停下来吃东西以补充体力。我吃着饭盒里的粉末状巧克力和脱水的鸭梨，把里面的主食
意大利空心面给了戴特曼，然后把饼干放进裤袋里，将它们留到下次我需要补充盐分时再吃。我们都有轻微的拉肚子的症状，我翻过一个沙丘，准备一个人在那儿拉屎。
沙丘的另一边，死尸和报废的车辆散落了一地。风呼呼地吹来，我想这是昨晚在此停留的某个伊拉克部队的残骸。有十二辆汽车――其中八辆是运兵车，四辆是补给车――围成了一圈。士兵们围在火堆周围死去。这堆火肯定是他们今天早上，或是昨晚升起的。不知道他们临死前都在吃着什么，这让我很不安。我正在战争博物馆里参观一个个作品，但没有博物馆管理员来给我做向导。没有讲解员向我说明每件作品的来历，也没有作品捐献人的名字刻在大理石上，很明显捐献人不想留名于人间。
汽车围成的圆圈两旁，各有一个巨型的弹坑，看起来像是打在一大块黏土里的一个拳头印。卡车的驾驶室里有几具死尸。运兵车的后车厢门敞开着，车厢里的尸体一具具重叠在一起，堆成了一座小山。火堆周围的男人都弯腰前倾着，坐在钢制的大号弹药箱上死去。尸体都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腐烂得很厉害。风吹过沙丘时，我能闻到，并且能闻到一股又一股死尸的臭味，就好像是我嘴里被塞进了潮湿腐烂的寄生虫。我一阵反胃，肚里的东西全倒流回嘴里。吐出去前，我使劲舔食着它们，好像这样就可以掩盖那些死人恶心的气味。我走到火堆旁，那里有一个空的弹药箱，箱子旁边倒着一具死尸。我从裤袋里拿出饼干，将嘴里的东西全都吐在了火堆里。然后，我和那些死人一起坐在火堆旁。我掰开饼干，将饼干放到身旁，手里捏着它，这样我就几乎忘掉了死亡的沉闷味道。那堆火看上去好像是许多天以前点燃的，火堆上铺满了沙子，迎风摇曳着。六个锡做的咖啡杯端坐在火堆里。那些士兵的军靴已经燃到了脚跟处。我右边那个人没有了脑袋；左边那个的脑袋吊在两腿之间，双臂在两边晃动着，就像是战败国被烧坏的旗帜。尸体上布满了蛆虫。虽然我分辨不出他们的头衔，可我能猜测出我对面的那个男人是这个部队的指挥官。炸弹降落前，他正坐在最中间下达巡逻任务的命令。他对自己的手下说：明天我们要杀掉那些美国佬。
此刻说什么都是愚蠢的，但我想这样做。我想问那些死人，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身份识别码是多少，并告诉他们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他们肯定也有问题要问我，但生与死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无法逾越。我可以弯下腰，闭上双眼，尝试着加入到这些人牢固的死亡圆圈里。但我还不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不能闭上眼睛。
我身边的沙子冒着余烟，被熏得漆黑。我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海市蜃楼，死去的伊拉克士兵就是我的同伴。可如此多的死亡的存在提醒着我，告诉我自己还活着。不管在北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我都还活着。我明白我可能不会再这样生气勃勃。我能看见一切，却又什么都看不清――和死人在一起的这一刻让我不枉此生，让我那总是不确定的未来，从此有了价值。
沙丘那边传来让我们回到公路上的命令，我听见有人只用两个音节叫到了我的名字。先是特洛伊，再来是约翰尼，然后又是特洛伊。我把饼干扔进灰色的火坑里。想说点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我闻到了体内的可可粉和干梨子往外呕的臭气。
然后我走到沙丘的另一边，回到了排里。
我们继续前进。直到夜幕降临，才在有油井燃烧的约200码以内的地方开始了我们战斗中的宿营。火苗喷出100英尺，直射天空中，好像是燃烧的手臂在触摸冷漠的神灵。我们还听见大火燃烧的声音，像是灭绝了的野兽想要重回人世的怒吼的回音。我们感觉到燃烧散发出的热量，然后开始挖自己那倾斜的防护掩体――那是些浅浅的像坟墓一样的坑洞，能够有效地抵御小型武器与炮弹的袭击。
柯汉被这些大火与不时落下的石油雨点搞得尤其恼怒。他问约翰尼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雨披搭个披棚之类的玩意儿，或者他可不可以睡在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下面。这两个要求都被约翰尼拒绝了。于是柯汉开始大叫。他想发言，可他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唧唧喳喳地说着不知所云的话，简直毫无意义。
柯汉是个大块头。而约翰尼的块头比较小，甚至显得很斯文。可这时约翰尼抓住柯汉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他，冲他叫道：“给我醒醒，柯汉，回到我身边来，回到我们中间来。这就是战争，宝贝，这就是你的战争。”
柯汉大笑，说：“该死的，你知道我到这儿来就为了打仗，我只想摆脱这该死的石油。”说完，他瘫倒在沙子上。我把自己的雨披披在他身上。然后替他挖出浅浅的防护坑，劝他躺进去。
整个晚上，油井大火都在燃烧着，呜咽着。石油的雨点打下来，有人大叫了两三次有毒气。最后我戴着防毒面罩睡着了。这是个死亡的好办法，可我还没死。
第二天一大早我醒来时，防毒面罩还罩在脸上。我扯下面罩。虽然大火烧了一个晚上，可是清晨的空气还是那么清新，那么凉爽地吹拂在我的脸上。由于面罩里的湿气可能已经污染了过滤器，所以我换了一套新的过滤器。
我和约翰尼被派到F连，去参加第七远征旅第三营进攻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飞机场的行动。我们营里其余的人要与卡车或运兵车会合，并乘车加入正在进行的攻击行动。我和约翰尼与F连的人一起坐着载重五吨的卡车前往目的地。那些普通士兵不会喜欢我们，他们也确实不喜欢我们。G连的那位中士向我们表达出来的好意已经成为许多天以前的历史。我们俩跳上卡车。那些普通兵用怀疑与轻蔑的目光盯着我们的步枪，他们不相信我们的武器和我们受到过的训练比他们的更优越。我认为他们的武器相当肮脏，他们自己也很肮脏，当然，我自己也很肮脏，可我的武器是洁净的，并且我也没有办法看到肮脏的自己。
我怀念乘坐载重五吨大卡车的时光。自从加入侦察与目标捕获排以后，我就再也没坐过，因为我们有悍马汽车。坐在庞大笨重的卡车上，我们可以在沙漠中得到更广阔的视野。并且昨天站在地上看到了大毁灭的情景，而现在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个360度的景观。死亡马上变得到处都是。运兵车和坦克的躯壳燃烧着，火苗从车里蹿出来，挑衅着那些死去的人。尸体散落在沙漠上，好像之前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高举拳头宣誓，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坐在卡车上的每个人都能看见同样的景象。但我们没有相互说任何的话。好像我们想要自己回味这个大屠杀的场面。
坐在卡车上以作战部队为单位向飞机场进发时，我们偶尔会经过战俘拘留区。这些拘留区只不过是蛇腹形铁丝网围成的周长为几百英尺的圆圈。圆圈中间是一群投降的士兵，大拇指上被铐上了塑料手铐。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手执M16自动步枪在圆圈周围巡逻。当我们驶近铁丝网时，我甚至可以看见那些战俘的脸。他们看着我们，冲我们微笑。有时候当一名战俘得到妥善处理时，会出现令人尴尬的感激场面。被抓的人会跪倒在曾经是敌人的看守面前，哭着抱紧看守的两条腿。我想这样的表演有真情流露的成分，也有装模作样的成分。那些投降的士兵为自己还能活下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非常聪明地用苦苦哀求来取悦他们残忍的、可能会要人命的看守。
投降比接受投降要容易得多。那些投降的士兵盲目地相信他们所投诚的士兵和军队的善良与公正，所以才会投降。他们是忠诚的，他们的信念多少是简单的。而接受投降的士兵却必须遵守公正的规则。这不仅需要有坚定的信念，还需要有艰苦的付出与严明的纪律。
比起现在这些活着的，用力地摇晃着劝降宣传手册，并且微笑着等候发落的士兵，我对昨天目睹的死去的
伊拉克士兵给予了更多的怜悯。这些活着的士兵投降前还是我的敌人，而死去的已经死去。在投降的前一刻，这些被囚禁的男人还试图想杀了我。所以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可能会吃到我的枪子儿。而那些死去的男人在几天前、几周前，或至少是几小时前就已经无法杀死我，所以我用不着亲自射杀他们。过去当我考虑到自己的敌人时，我会把他们看做和我一样的男人，同样陷进了他们自己制造的陷阱中。可现在，我看到他们还活着，仍然在呼吸。我与他们近在咫尺，看着他们微笑着乞求，想与我成为朋友，这就是我的朋友，可是我现在正准备去杀死他们的战友。我不在乎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安危，不在乎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敌人被困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在这个困境里，只要他们不在我的步枪射程以内，或是不忙着来送死，我就会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当做和我一样的不幸者。但只要我看见他们还活着，我就想将我多年来所受的训练，所忍受的折磨，全都付诸他们身上。我想做出过去几年里学到的一些卑鄙的行为，比如在1000码以外，抠动扳机杀掉他们，或是用我那锋利的刺刀挖出他们的心脏。
我们在距飞机场还有两公里的地方跳下车。负责指挥我们的少尉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狙击手，所以约翰尼向他提出了建议。这是个常出现的问题――普通士兵的长官明白狙击手可能会在战场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可他们应该怎样才能让狙击手和那支神奇的狙击步枪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少尉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首先他必须决定怎样部署他自己的普通士兵。我和约翰尼只想离那些普通兵越远越好，普通兵在战场上会变得十分焦虑，并且会像坦克兵一样杀掉不该杀的人。约翰尼指着附近的一个沙丘，对少尉说我们俩会埋伏在那里，并且告诉他我们的无线电频率和联系代号。
少尉问道：“上士，那你们又做什么呢？”
约翰尼回答道：“长官，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会召集轰炸机和炮兵参与这次行动。只要我们观察到任何敌人的动向，就会立即通知你。我们要消灭所有潜在的目标，长官，我们会在关键时刻拯救你。”
然后，我们同两名工兵一起坐着
悍马汽车靠近那座沙丘。他们在车厢里放了足够炸出一个有圣地麦加城（Mecca）那么大的洞的C4炸药C4，一种多样、专门爆破的军事可塑性炸药。――译者注。两个工兵为自己在布雷区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确实也有资格为自己感到自豪：他们准备要炸出一条直通巴格达的道路。开车的那名工兵已经在他的合成纤维头盔的背面写下了这样的誓言：战斗工程兵会把你给炸疯。
我和约翰尼一起挖了一个浅浅的掩体――下午我们就隐蔽在里面。敌人机场的指挥塔是我们感兴趣的主要目标。我估算出指挥塔离我们有800码。约翰尼同意这个数据。估算距离的本事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你可以给一个陆战队队员指出一个目标，然后告诉他那目标离他有500码的距离。可是除非他自己能感觉出那确实有500码，不然就算他相信你说的是对的，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得出那个数据的。他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不过在我看来，像是5000码，又像只有50码。”他可以一整天都盯着那个目标，却仍然搞不懂该怎么估算。而对另一个陆战队队员来说，你可以告诉他距离为500码。然后他会说：“我知道。”这个陆战队队员才是你想要他陪伴在你左右的人，因为他对距离远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
我们在掩体里准备好武器。约翰尼的前面是那支50口径的巴雷特式狙击步枪，我的前面是一杆M40A1型步枪。巴特雷可真他妈的沉，昨天约翰尼还扛着它，辛辛苦苦地走过了20英里。所以我希望约翰尼能用它朝敌人开枪，作为他辛勤劳作的回报。我们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些普通士兵。我们在敌军飞机场的东北方向，等待着战斗打响。风已经转向，所以整个地区上方都布满了从熊熊燃烧的油田那儿吹来的滚滚浓烟，天空一片漆黑。有时候天空会变成稍微清晰的棕色，却给我们呈现出一幅毁灭性的画面，让我们看到飞行跑道上坑坑洼洼的弹坑和瘫痪的汽车，以及一具具死尸。F连的普通士兵们在我们的南边挖出临时战壕。偶然传来的电波信息让我们得知，在我们的西北方向，海军陆战队其他几支特遣队正同敌人进行坦克大战，偶尔还会同敌人的步兵进行火拼。
我军有一个侦察排在基地的南边，远征旅第三营穿插在东边。飞机场里的
伊拉克部队偶尔会发射出炮弹，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打不中目标。有人叫了两次“毒气”警报，我们立即戴上防毒面罩。不过现在戴防毒面罩已经成了例行公事，而不是救命的必需。我知道，用不了几分钟，就有人会宣布一切安全。我在想每次发出“毒气”警报的是不是同一个家伙，他不停地叫“毒气”，是不是只为了寻乐打趣儿。
敌方士兵正在转移到飞行指挥塔里去。这时他们的两名指挥官开始争执起来，他们指着对方的脸，示意对方是敌军，即我们的部队。我敢肯定其中有一个打算与我们作殊死搏斗，然后英勇牺牲。而另一个却不想负隅顽抗，也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去。他们俩开始扭打起来，一旁的士兵立即上前拉开了他们。
我请示允许我开枪射击。指挥塔里的敌军是最完美的目标。塔上的窗户全都已经被炸飞，那些士兵都直挺挺地站在里面。我知道自己可以直接击中其中一个人的脑袋，约翰尼已经给出了射击需要的准确信息，并且他认为我可以连续射中两个人：一个是那个想继续作战的指挥官，另一个是他手下的一名少尉。他认为只要我除掉了那个指挥官，塔里的其他敌军都会投降，并且那个指挥官手下的其他人都会投降，有可能还是基地里的整个防守部队。
这时无线电通信设备里传来F连上尉的声音，不许开枪，塞拉探戈一号――信号中断。不允许开枪射击――信号中断。如果他们身边的同伙――信号中断――被子弹射中头部――信号中断――他们不会投降，收到请回答。
我回答说，收到，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