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肫鹄础Ｋ晕揖龆ㄓ糜⒂锖俺稣庑┗皑D―如果这些人是间谍，他们有可能在西方的学校接受过训练，就会懂得我说的英语。当然，也会听出我话里的恐惧。
约翰尼背包里背着PRC77型无线电通信设备，但他无法与训练控制中心取得联系。他对我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你一看到他们亮出武器，就马上开枪射击。谁知道他们后面还有多少人呢，搞不好是他妈一整排的人。”
我已经参加过上千次军事巡逻，自从到了沙特，还进行过多次本应是生死攸关的战地巡逻，但我们从没有真正见过潜伏的敌人。敌人这个概念在我脑袋里是抽象的，我很难理解它，就像我很难理解自己的出生一样，我必须亲眼见到才能了解一件事。我在寻求着新的知识。但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军事巡逻体验，却和我在沙漠里进行的其他巡逻没什么两样。日常巡逻觉得无聊、烦躁和期待。甚至在这次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只花了几分钟走过这500码的距离，巡逻的意义还是一成不变。我开始做起白日梦，幻想着回国后首先要在哪里吃汉堡包：应该是萨克拉门托市里的全国冻肉连锁店（Nationwide Freezer Meats）；我要吃掉一个夹着奶酪的双层汉堡包。约翰尼停下脚步时，我几乎和他撞在了一起。他盯着我，意识到我的思想已经开小差了。
那四个男人中有三个蹲在沙丘顶上，望着我们。我们离他们只有100英尺的距离了。我可以在两三秒内给这三个人以致命的一击，这种想法让我异常兴奋。我知道不管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们都将是赢家。我要把他们中的一个人或所有人都杀掉，我在约翰尼耳边这样说。可他没有回应。在我们右边不远的地方有五头骆驼，很明显是那些贝多因人的，骆驼看上去还是很冷漠。
我们盯着那些人，他们也盯着我们，就这样对峙了好一会儿。约翰尼不知道该怎么办，仍然试着与训练控制中心取得联系。我用右手大拇指将步枪的选择触发器从开启状态调到开火状态，再调回到安全状态，然后再到开启状态。就这样反复调了一次又一次。
安全，开火，开启……开启，开火，安全。
沙丘上的一个男人朝我们挥手，约翰尼也向他挥手――这是个兼具警告和安慰意义的手势。
这个男人也许会被一名侦察员视为奸细，他向我们走来。他年轻英俊，脸上带着微笑，一边走，一边又向我们挥了挥手。我们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应。我慢慢地将触发器调回安全模式。那男人蹲在离我们几英尺的地方，在沙子上画着什么，那样子就像是一个队长用食指在沙子里画巡逻示意图。他对我们说着阿拉伯语和英语混杂的乱七八糟的语言。
他指着那些骆驼，有几个人从掩体里钻出来，手里拿着件大口袋。现在我们能看到有八个人。我开始明白那男人抱怨的是关于那些骆驼的事儿。但我们还是听不懂具体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聚集在他那幅示意草图周围。他缓缓地将手伸向我的步枪，我用手掌顶往他的脑袋，轻而易举地就把他掀翻在地。我意识到他没有什么不良企图，只是拼命地想要和我交流。于是我取出弹夹，退出子弹，铜制的弹壳掉在我的手心里。
那人坐倒在地上，双手放在背后支撑着地。我取出子弹时，眼睛盯着他。对我来说，要对他采取行动就像打个哈欠那样简单。他的眼里混杂着迷茫和惧怕。我伸出手想将他拖起来。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抓住了我的手。我把步枪递给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把枪接过去，然后笨手笨脚地拿枪口对准那些骆驼，并且嘴里模仿出射击的声音。我和约翰尼互相看了看对方，立即明白了。八个人却只有五头骆驼。他们的骆驼被人射杀了，他们以为是我们干的。
他查看着我的步枪。要是我们的上校能像他那样检查一杆步枪，那可就再好不过了。他认真地往弹盒里瞅，表现出对武器的敬畏。我知道他想找的是火药，以确定步枪刚刚开过火，射中了他部落的骆驼。我从他手里拿过步枪，将它拆得七零八落的，并且取下整套枪机组件拿给他过目。我的M16步枪总是一尘不染。因为我一天要花费几个小时进行清洁，而且自从出国后就从没开过火。粘到那人身上的只有清洁剂、润滑油和防护剂。我组装好武器。那人转过身去，同其他聚集在沙丘上的贝多因人说着什么。然后那些人便回到他们藏东西的掩体里，向外面搬运大口袋。
约翰尼想向他道歉，但还没等他说完那个人就走了。我冲那个人叫道：“嗨！”他听见后转过身来。我朝他挥挥手，他也朝我挥挥手。我和约翰尼后退了100多码，看着他们将东西放到骆驼身上。我从左胸口的口袋里取出公猪獠牙，放进嘴里咬着。
约翰尼说：“我真高兴我们没对他们开枪。不知道是谁把他们的骆驼当靶子给打死的？”
我们开车沿着高速公路往三角地区赶。我和戴特曼还有克罗克特坐在悍马汽车的车厢里，对他们讲起刚才碰到贝多因人的经历。他们觉得很有趣，大笑着拿那些“骑着骆驼的赛马骑师”开玩笑，我不喜欢待在三角区，更不喜欢被另一个国家雇用到战争中来。可他们竟然这么没心肝，这让我觉得特别心烦意乱，我想制止这两个笨蛋对贝多因人的无礼。
贝多因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不管联军准备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他们都不会杀我们。我刚刚和他们度过了人性的一刻，没有脏话，没有愤怒，也没有仇恨。戴特曼和克罗克特因为自己的年少轻狂和无知，而且还接受过海军陆战队无情的训练，所以他们惧怕贝多因人的仁慈；他们无法透过贝多因人的沙漠长袍，看到被遮盖在里面的人性。
我还没来得及指出他们俩的错误，向他们解释贝多因人与
伊拉克人的区别，一辆奔驰轿车便从后面驶来，速度很快。有时我们会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加长的奔驰轿车，通常是一个沙特男人开着车，后面坐着一个女人或几个女人。这些女人戴着头巾，那是一种传统的穆斯林女性蒙的头纱。看着一辆高速行驶的轿车转瞬飞驰而过，这是唯一能见当地公民的机会，而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正是我们（相对于居住在陆地上生活的居民来说，居住在沙漠中的贝多因人只能算是下等公民）。我们明白沙特人希望与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是幽灵救世主。那辆车离我们越来越近。克罗克特站在
悍马汽车的后面，一只手拽着车栏杆，另一只手放在嘴前，舌头在两根手指间抽动。
奔驰车司机慢慢转过头来，过了一会儿才看见克罗克特。车后座里坐着一个蒙着头巾的女人，我看见她紧盯着克罗克特做出的无礼手势。不知道她是感到震惊，还是迷惑，或是感到恶心。但我知道我会记住她当时的目光，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紧紧地跟随着这个粗鲁的美国年轻人。
奔驰车呼啸而过。克罗克特和戴特曼大声叫骂着脏话，兴奋地拍打着对方的背。戴特曼管克罗克特叫“有种的浑蛋”。克罗克特对他说：“那婊子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她想要我。”
信件：了解外界、朋友、亲人的窗口
每周会送来两三次邮件。我特别喜欢在星期天收到邮件，因为那让我觉得我们受到了特殊照顾，要知道在国内可没人能在星期天收到邮件。
12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到一批批“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组织活动寄来的信。我们不知道是谁发起的这场活动――是红十字会（Red Cross）？还是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
第一批信不算很多，营里可能只收到了几百封。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分到六封，邓恩中士和约翰尼决定每个侦察狙击小组分一封，而每个组里收到家信最少的陆战队队员可以得到那封信。在我这个组里，是科蒂斯得到了这封信。军事部署几个月以来，在发信时，他只有四五次听到过叫到自己的名字。甚至在看了《好色客》（Hustler）黄色杂志背面的广告后，他还尝试过给加利福尼亚州兆吉拉（Chowchilla）的州立峡谷女子监狱（Valley State Prison for Women）的犯人写信。不幸的是，他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过。
得到信的六个陆战队队员就像新加冕的国王一样，微笑地等着邓恩和约翰尼把信交给他们。很少表现出礼貌的科蒂斯，吹嘘自己是怎样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照。
他说：“操他妈的拉里？弗林特（Larry Flynt）《好色客》杂志的发行人。――译者注。”
科蒂斯收到的信是一位11岁小男孩儿写来的。克罗克特打开的信是来自一位有三个孙子的老奶奶。我们取笑他们俩：迪克森说科蒂斯是鸡奸犯，骂克罗克特是个性变态。虽然柯汉收到的信不多，但他还是很愉
快，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娶了个洛杉矶的17岁泼妇。那泼妇可以操任何会活动的东西，她在信里就是这么对柯汉说的。信里还有一张她的快照。我们看了后，全都为她的年轻而感叹。并且为她感到可惜，要不是她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欲望描述得如此形象、如此坦白，我们应该说她是纯真的。戴特曼娶了他的哈雷摩托车。他收到的是他家附近的一所大学里的一年级新生寄来的明信片。那张明信片甜蜜而且内容健康，我们看了之后都一言不发，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乔尔克收到的信封上面盖着“怀俄明州科迪市（Cody，Wyoming）”的邮戳，可惜信已经不见了。阿迪克斯收到的信，其实只是潦草地写在一张粉色索引卡片上的一条信息，应该是来自一位刚辍学的大学生，因为上面写着：我刚从耶鲁大学退学。我喜欢做很多次爱和吸毒。如果你也喜欢做很多次爱和吸毒，请尽快回信。谢谢。很明显阿迪克斯收到的信引起了轰动效应，其他“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信都不足道。我们凑在阿迪克斯周围，读着那条很快就将成为名言的信息，以确定他没有骗我们。我喜欢做很多次爱和吸毒这句话成为我们讽刺性的呐喊，比说“啊哈”或是“想做就做”还要过瘾。
阿迪克斯给那个“吸毒女孩”回了封信。虽然他从不吸毒，也只做过两次半的爱。她没有回过信，这让我们都很伤心。
但很快，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他的背包里找出一两封“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信。有时候信里还夹着那些年轻的写信人纯洁、神圣和富有爱国主义的自画像或照片。这些信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孩儿写来的，有高中毕业班的女生，有大学新生和大二的学生。这些女孩儿和我们差不多大，有的只和我们相差一两岁。
阿迪克斯说：“这些女孩儿现在还没有到法定年龄。等我们从这鬼地方出去，她们也已经到法定年龄了。仅仅只是写信给未成年人，我们是不会被捕的。这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是战争的传统，要让那些女士感觉到战争的浪漫。”
有时候我们会给这些女孩儿回信，但都保持不了长久的联系。没有发生那种一诺终生的爱情。她们写这些信只是为了敷衍了事，完成一件简单的任务――在内布拉斯加州约克市（York， Nebraska）的那个女孩儿感到自己是在为联军解放科威特作出自己应该作的贡献，在沙漠里的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锅盖头们可以从她寄来的“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信中，共同得到一点乐趣，并且在看了“吸毒的女孩”的短信息后，还可以感受到真实的刺激。不管被派到多远，锅盖头们从来不嫌漂亮女孩的照片太多，或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寄来的。
我保存了一张女孩的照片――她是艾奥瓦人――我将它保存了几个月。收到她的第一封信后，我就给她回了信。我尽量将信写得可以显示出我的聪明、性感和勇敢，以及随时准备为祖国牺牲的精神。也许她以为我疯了，这封对“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回信是多么有风格啊！她写了封回信给我，还在信里放上她高中时的照片。在照片的背后她写着她爱我，说她正忙着为我祈祷。后来，我在后方将新领到的科威特西南地区地图叠好后，将她的照片和排里人收到的十多张其他女孩的照片放到了一起。
最后，越来越多的“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信出现在营里，简直就是泛滥成灾。一天傍晚，我们吃了三周来的第一顿热饭热菜――是事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煮了十六个小时的红豆和米饭――然后军士长马丁内斯叫我到连里紧急集合。太阳还没有下山，但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一股微风吹过沙漠。由于我们都没有刮胡子，而且好几周都没洗过澡，集合显得有点随意：一些士官在说着悄悄话，他们的排长在向军士长汇报。
马丁内斯解释说海军陆战队军乐团（Marine Corps Band）预计我们将迅速地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担心很快他们就得执行大量的巡演任务，而乐团又缺小号手和短号手，所以要从所有海军陆战队的部队里挑选乐队成员。上级命令以营为单位进行征选。马丁内斯希望可以让第七陆战远征旅第二营后勤保障连队（Headquarters & Support pany）令人骄傲的老队员去充实军乐团。他需要有自愿者，任何一个能吹一点点号的人都可以。他还强调说被选上的幸运者第二天就可以启程――由司令官亲自护送到首都华盛顿，到最著名的乐团里去演奏――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惊无险地逃过等待着我们这些剩下的可怜的、悲哀的傻瓜的子弹。有五名队员自告奋勇，马丁内斯命令他们在全连人面前站成一排。我想我知道等待着这五个锅盖头的是什么。这些人都是新兵，是我们到沙特后连里来的最新一批人；其中两个人有一个是车辆调配场的机械师，还有一个是行政助理。马丁内斯在他们耳边小声说着什么，他们一边听一边微笑着，表现出无比自豪的样子，好像马上就要领到自己的英勇奖章。马丁内斯肯定在向他们保证，即使他们被选上了，他们的荣誉和英勇也丝毫不会被打折扣。然后，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支塑料玩具笛子，给五个候选人每人发了一根。对他们说：“欢迎到乐团来！给我吹，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狗杂种，快吹！”他命令他们吹《玛丽有只小羊羔》（Mary Had a Little Lamb）、《平安夜》（Silent Night）和《来朝圣吧，信徒》（e， All Ye Faithful）这几首曲子。
当他们吹完的时候，全连人都已经笑得前仰后合。马丁内斯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干净的装着那些“献给每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信的垃圾袋，对他们说：“你们几个人给我读完这里面的每一封信，然后统统给我写回信！让那些女孩感觉好点！还要记住，你们能到这个作战步兵营里来，是三生有幸的！你们很幸运能够有个家！”
马丁内斯显得下流并且刻薄，可他说新兵有幸能有个家，却说得非常对。我曾经时常担心失去家园和失去所有的一切――失去爱情，失去金钱，没有食物，没有避难所，交通不便。少年时的我常常被无家可归、失业、不知道怎样谋生和不被人所爱的白日胡思乱想所困扰。想象着自己站在街角，在雨中，身边站着一条脏兮兮的狗，我没有食物可以喂给它吃。这些担心发生在里根执政的时候，那时关于无家可归者的话题已经受到广大媒体的关注，肯定是这个话题促成了我的焦虑。里根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他的官邸离我家只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