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地边有一个小小的山包，山包上有座孤墓，也许经常在墓顶加土的缘故，那墓顶
就显得尖尖的。这座孤墓在我们家后院就能见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贴着我们家后院
墙根的旧湄溪和汶江每年七八月汛期迦成汪洋一片时。菜地、由果园桑园改建的水
田都淹了，惟独这座孤墓淹不着，从来如此。孤墓淹不着，我们家也淹不着；孤墓
淹着了，我们家也至少有一半进水了。所以每次发大水，我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后院
墙根，目光忧郁而散漫地盯着那一片汪洋和汪洋中那黑黑的如一只傲然挺立的仙鹤
的脑袋的孤墓，口中喃喃有词。记得墓地周围茅草丛生，里面还夹有令我们垂涎的
野草莓野山楂，都红嘟嘟得勾人。墓地两例还有两棵洋槐树，一粗一细，我们管它
们叫“青蛇”、“白蛇”。事实上印象中我们每次在孤墓近旁活动，总会碰到一个
美丽的女人。美丽的女人蹒跚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那步态和年轻的身姿、
面容就有些怪异地纽结在一起。我记得上中学后某一天偶尔在一本字典里发现了一
个词，然后莫名其妙就在眼前呈现那种步态。这个词是：“搀兑”。那是一种令视
觉别扭、让感觉滑稽的步态，正因为如此，在记忆的唤醒中，这步态就如一幅木刻，
重新深深印到了我脑子里。那美丽的女人离去后，墓前总留下一些用泥块或小石块
压着的剪成长条形的薄黄的纸，伴着几缕香烟，在风中飘忽着，在若有若无若即若
离袅升着。那女人脸上的表情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她刚刚忙活一番的只是哄一个婴
孩入睡，或侍弄完她喜爱的一片花卉，甚至她刚刚听到了许多祝福的语言。
技师穿着那件有银色扣子的黑色外套，考察了数十个年轻人，终于收下两个徒
弟：我父亲和一个外号叫“红嘴”的年轻人。他俩都是在1945年日军开辟“大陆交
通线”在柳镇实行三光政策时成的孤儿，属于优先吸收入团入党又属照顾对象。技
师本来对瘦小的父亲不太满意。后来他无意间听到镇里的柳全大爷说了一句话，就
把父亲要下了，还带着一种怜悯。柳全大爷说：“日本小子真能节俭；就一颗枪子
儿就让万成成了孤儿。”
父亲原本刚当上区团委书记，因为说了那番地生没让他挨饿日本人让他挨饿的
话以后就不再当书记了，但他道出了柳镇的实情。柳镇人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
柳镇带来的灾难：他们让柳镇人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他们使柳镇人口从原先的八百
多户锐减到五百来户，他们烧毁了繁华主街两边的青堂瓦屋上千间……我想我很理
解柳镇人的感情，1992年我有一次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父亲死活不让我去，说我
去了就断绝和我的父女关系。父亲对小日本的这种咬牙切齿莫名其妙有些类似于对
于我年过三十不嫁并有老死在家趋势的感觉。他对这两件事同样耿耿于怀。也难怪，
我十六岁开始恋爱，但二十年后我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我毕竟和我爷爷奶奶两个叔叔两个姑姑血脉相连，所以我告诉父亲即便小日本
八抬大轿来抬我我也不去了。父亲老泪纵横。我想地主不剥削欺压百姓是不可能的，
但他们的剥削压迫在父亲的感觉里跟外族的入侵比起来有些微不足道罢了。
当父亲和红嘴成了技师的徒弟的时候，他们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二岁，理所当然，
红嘴成了师兄我父亲成了师弟。
红嘴原名柳根儿，因左嘴角带一块五分镍币大小的紫色胎记而得名，那块胎记
使他时时刻刻都像在嚼着一片红花瓣。“柳”在柳镇是大姓，约占了总人口的六成，
“根”有扎进土里世代繁衍永不断绝的意思，柳镇的父母是喜欢用它来给自己的孩
子取名，所以镇子里叫“柳根儿”的不少。但红嘴的真名使用率并不高，偶尔在开
会或队里分粮食的时候才用上那么一两次。
据说有一回队里分粮食，队长喊了三遍“柳根儿”还是没人应承，这时只见红
嘴挺身而出，大声吆喝：“柳根儿柳根儿，柳根儿野哪儿去啦？”
这段笑话是父亲和他师兄在他们师傅家的餐桌上说的，他们两个孤儿在拜师学
艺的同时，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家，尝到了家所体现的种种乐趣。父亲一沾酒就脸红，
而且满嘴是话；红嘴则越喝越沉默，脸喝得青下去了，嘴角那块胎记则越发红得刺
目。那时候使用诸如“性感”之类的词汇是犯忌讳的，若能使用，倒正可以用在红
嘴身上，不仅仅形容那张嘴，还可以形容他身上的其它部位。他个子虽说不太高，
却体格健壮；一头鬃毛似的头发齐刷刷的，仿佛刷什么都不成问题。技师女人有段
时间用钝了家里的衣刷，每次见到他，都忍不住想把那头毛发抓到手里，刷一切该
刷的地方。他和瘦小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每当技师家有重体力活，比如出肥、
买柴、砌个院墙之类，技师总是派他去，而他也总不惜力，干得挺乐。他总是说什
么东西都是用完了就完了，谁有力气，用完了还能生出来。
正在这时，技师的女人怀孕了，这事显而易见的时候是在技师到柳镇的第二个
冬天。腊月里宽大的衣裳，也遮盖不了女人那日渐突出的肚腹。这时女人已经有三
十五六岁了，还是头回有身孕，技师在兴奋之余又总是担忧，怕女人有个闪失，坏
了他做父亲的美梦。他让她整天呆在床上，甚至去溪里涉洗涮涮的事也不让她干了，
因为他总觉得经堂门口那几步台阶太陡峭了。他似乎要独自品尝将要做父亲的快乐，
叫徒弟帮忙的少了，家里、厂里，技师做什么事就都像玩命，仿佛做完今天明天就
不做似的。人瘦了，话也少了，脸不知是因为瘦削还是因为绷紧了显得棱角分明，
仿佛那上面突然长了许多尖利的突出，让人不敢触碰，甚至眼睛也得避让得远一些，
好像不那样，眼球也会被那些突出扎几个窟窿眼。谁有他那件黑色大衣，似乎粘连
着他的肌肤，柳镇人从未看见它和它的主人分离，那眩惑柳镇人的两排银光闪闪的
扣子，似乎也被风尘剥蚀了它们的光泽，不再使柳镇人眩晕了。但却包含了另外的
意义。它们的冷峻和严肃密切地配合了它们的主人，或者说，给它们的主人作了准
确的注解。
这时，就发生了那件事。那天傍晚，风很大，从北方平原来的风和从南边森林
来的风似乎都聚集到了碾米厂的屋脊，它们在那儿打着旋，呜噜呜噜叫着，撕裂着，
扭打着，似乎要争个雌雄高低，却谁也占不了上风。空气清冽清冽的，吸到肚里似
乎就能在那儿结成冰块。他仿佛听到了下雪的声音。
技师想早一点回家，这样的天气，她的女人会害怕的。他的两个徒弟，一个正
弯着腰用笤帚归拢散漫一地的白米，一个正坐在高高的木头搭的台子上，面前是两
排控制机器的开关。技师关照几句，拿起了挂在墙上铁钉上的黑色大衣。这时，那
飞速转动的宽大、厚实的皮带突然脱离轮盘，以千钧之力，朝一个方向劈过去。技
师的最后感觉，便是有一对乌鸦的黑色翅膀，一条大蟒蛇挺直起来的身子，一把明
晃晃的钢刀，遮黑他的视线、缠住他的呼吸，向他的肉身削剪过来……
有一个时期，我曾不厌其烦地告知家人：并不是每一个男人女人都非得结婚不
可。我重复那些话，每一次都有所发展。我把自己的体验，结合报刊上的、口头流
传的，总之一些真真假假的诸如痴男怨女怨男痴女的东西灌输给他们，使他们相信
与其去和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男人过所谓的婚姻生活，还不如单身一人快活安哉。我
说时代不同了，人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不同。现代女性的命运并不仅仅局限于婚姻。
事实上，婚姻限制自由和权利，它给女人的惟一便是她可以生个合法孩子。
当然，我并不敢在父母面前这样大言不惭。知我心思的惟有我姐。我发现，近
几年来，自从姐夫的事业越来越兴旺，姐的观念也拓展不少。比如几年前要是姐知
道姐夫竟敢搂着女人跳什么贴面舞，她非气得吐血不可。可如今她谈起谁谁为了某
种利益把自己的女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婆）送到别人床上——就连这样的事竟也能
淡（泰）然处之了。可见时间和环境是如何地能改变一个人。
想起那件黑色大衣，它呈现在我面前，似乎已经不是一件纯粹的、过了时的、
破旧的大衣了，它是一种别样的东西，远比一样“物”含义更深、更多、更广。
记得父亲从碾米厂回家后我们家的境况就一天不如一天。先是父亲得了很严重
的胃病，他的胃本来就不好，加上后来在碾米厂常常偷偷煨些又干又硬多半是半生
不熟的米饭吃，他的胃就来了一次大出血。而母亲从来没下地干过活，一着太阳就
中暑。所以我们家年年超支。后来母亲把门口的石磨石盘搬到灶屋，窗户蒙上厚厚
的帘子，半夜起来磨豆子，做成豆腐，偷偷拿出去卖。后来不知怎么被大队知道了，
大队民兵连长就带了人来抓，他们训练有素，先揿灭手电，然后放轻脚步，几个在
前门守着，几个穿过弄堂翻过后院，每扇窗户底下也叫人候着，就像搞地下党似的。
于是人赃俱在，悉数没收。有一回谁的脚踢响了一块石头（也许是故意的），父母
亲就慌慌忙忙把刚包好不久的一砧板热豆腐藏到了楼上的稻草堆里，那温乎乎的水
顺着楼板缝往下滴，正好滴到了民兵连长的头顶。
“是什么吊东西，这么臊臭？”
母亲拿过毛巾，说：“是猫尿。家里的猫刚生了小仔。挪了几次窝都挪不动。
这该死的猫，撒尿也不寻个正经地方正经时候！”说着要给民兵连长擦。
民兵连长一听是猫尿，就恶心得不行。其他人也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猫尿上，一
伙人忙乱一阵，也就撤了。
但类似这种幸运很少，一般总是人赃俱获。我熟悉一种感觉——心惊胆战、无
地自容。这种感觉我如今确实记忆犹新。关键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损失，在于他们认
为你在犯罪、在违法，而且你自己也认为自己在违法、在犯罪，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艰难岁月磨蚀了多少人的生活、梦和希望，风化了多少属于人性的东西。所幸的是
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用不着承担生活落在大人身上的那份沉重和无奈，而且我天
性好奇，向往美好，喜欢冥想，同时用不着担心这些东西会被骚扰、被禁止和没收，
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私有财产，才真正属于自己。
当然，我好奇的无非是：那只小鸟越过树梢到底飞哪儿去了；那只被我捻死的
蚂蚁——它的同伴的哭泣声究竟是怎样的呢？……至于那个美丽的与众不同的女人，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她是谁？那被黄土和茅草遮蔽的是谁？那两棵树跟蛇不沾边为
什么又取了“青蛇”“白蛇”的名字？总之，我的问题很多，但一般不敢问；大人
要么不理睬你的提问，要么会呵斥你，他们有更紧要的事要想、要做。
我想，你对事物的好奇，无非是它对于你的神秘。而事物对于你的神秘，大概
就是因为它的可知又不可知，存在又似非存在吧。比如我在写这些字的时候，我面
前摆着一个笔筒。一面明亮的大镜子、一个墨水瓶。笔筒里还插着一个圆圆的银色
气球，这是女儿的玩具。镜子把我的面容、表情及房间里的一切照得纤毫毕露，那
种真实让我感到一种被窥视般的窘迫，我把它倒扣在桌子上。至于墨水瓶，它把我
的形象缩小成模糊的一点，不仔细看简直看不出来。谁有那个圆形的银色气球，它
的形状和颜色把房间的四面墙壁弯成柔和而模糊美丽的曲线，那窗帘的花边、那青
翠婆娑的吊兰……所有这一切，都显出一种隐约的美丽和格外的柔和，尤其是那个
置身其中的我。一种隐约使那个我异常迷人。我甚至有些嫉妒那个在里面的我的存
在了，那个我想触摸又触摸不到，想进去又进不去，说已经在里面又不像的自我了。
那一天我和姐姐在乌苕子地里寻野菜。姐姐有个特点，干什么都专心致志，像
豁出去似的，她不知道，她已经不知不觉靠近了孤墓，在一刹那，她只听到一个声
音在喊：“梅，梅！青蛇，白蛇，鬼，从坟洞里爬出来了！”声音落处姐姐蓦地抬
头，发现自己已经在孤墓眼前，眼前一片突兀的阴森，这阴森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
或凌空而下，向她碾压过来，要把她小小的身子覆没成无。姐姐甚至连“哇”地喊
叫出一六都没有，她只是无声无息地瘫软到一片姹紫嫣红的紫云英中。
当人们把消息告诉经堂的女人，女人的第一个反映就是让自己昏厥过去，而且
最好永远也不要醒过来。可是肚子里的孩子不让她安宁，他跟她那薄薄的几乎透明
的肚皮，用已经变得硬邦的头顶她的胃。她一阵恶心，醒过来，第一眼看见那个尖
屋顶，灰褐的瓦片鱼鳞似的在她眼前闪烁，然后是那些假梅枝，红的白的在她眼前
跳荡，都抓不住，梦境里似的。她把眼睛回到尖屋顶，把眼睛挪到近处——挪到那
个座钟（那是她结婚时哥哥给她的陪嫁）、那幅胖娃娃的画像、那些平时多么珍爱
熟悉的东西上——好像只要这样，就可以不用回到现实中。
周围人说话声音嘁嘁喳喳的，柳镇人对这个不幸的女人深表同情，他们自觉地
想放低说话的音量放慢说话的节奏，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做了（可声音照旧不轻节奏
依然不但）。女人过后就会想起，在那时候，其实连他们心底深处的每一声叹息都
没想在她面前掩饰。
尤其是女人们，她们在掬完了同情之泪后，立即总结了经验教训。有人说都怪
怨这两人平时太要好了，好过了头，俗话说：吵吵闹闹，白头到老；不吵不闹，半
道分手。你看这女人，平时男人上班送到桥头，下班迎到门口，总是一副望眼欲穿
的样子，好像过完了今天就没有明天，过完了明天就没有后天，这一下真没有明天
和后天了，连今天也只是开了个头……
女人们话还没说完，床上那迷迷瞪瞪的女人忽然坐起来，瞪大眼睛，叫男人的
两个徒弟：“柳根，万成，快去叫你们师傅，下班了，该回家了，天黑了，带上手
电，要下雪，烤半斤黄酒，穿上大衣。快去，快去！”
万成就是我父亲的名字，出事时，他没出息地尿了裤子。柳根儿听完师娘的这
番话蹲到外面台阶上呜呜哭起来，他说师傅完了，这下师娘也完了。因为在皮带甩
出去的刹那他咬破了自己的舌头，说话就有些模模糊糊的听不太真切。这时候风不
再恣肆地把天井里那棵毛竹的细枝舞来舞去，天空静静地飘起了雪花。
技师的单位来了人，是意外事故？还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亦或就是针对性的谋
杀？来人去现场看了看，又对在场的另外两人作了询问。结论很快就出来了：纯属
意外事故。人死了就死了，说明他自己的阳寿到了，气数尽了，难弄的是活着的人。
技师的女人原本是地主成份，对此技师单位的人都大吃一惊。她从小娇生惯养，19
40年由两个哥哥做主嫁给了技师，他们自己解放后被镇压了。女人平时有技师这个
工人阶级的红帽子护着遮着，她自己又从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