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些事儿- 第348部分

　　　　天宝十年无疑是安禄山人生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叛乱已经不再是安禄山的想法，已经开始低调地付诸行动。安禄山之所以行事低调是因为他最害怕的人李林甫还活着！

　　　　安禄山这个河东节度使并没有按照惯例兼任太原尹。虽然此时并不像安史之乱之后那样节度使必然兼任治所州刺史，但这却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

　　　　此前，安禄山出任平卢节度使兼任柳城太守，出任范阳节度使时兼任范阳大都督长史（范阳大都督由亲王遥领，长史为大都督府的实际长官），而安禄山这次出任河东节度使仅仅担任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市）太守。由此带来的深远的政治军事影响将在日后逐渐显现出来。

　　　　这年秋天，新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决定用一次军事胜利来确立自己在河东镇将士心中的地位，可是却事与愿违，安禄山这次出征收获的却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但损兵折将的安禄山却看到了一个常人想不到的扩充实力的机会。

　　　　第二年，为了一雪前耻，安禄山决定统率二十万大军征讨契丹，其实这次讨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安禄山上奏李隆基希望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率军配合这次征讨行动。阿布思本是九姓胡人的首领。后来率部内附唐朝。身材魁梧而且素有谋略的阿布思深受李隆基的宠爱。阿布思的得宠自然引起安禄山的嫉妒和不满。

　　　　安禄山此前曾经上奏将阿布思及其率领的部众迁移到他的辖区内。这件事因为遭到阿布思的反对而作罢。安禄山想利用这次联合征讨契丹的机会趁机杀害阿布思，不仅可以铲除一个强劲的对手，而且收服他的部众以增强自身的实力。

　　　　此时的漠北已经成为日渐强盛的回纥的天下。在回纥的打击下，穷途末路的阿布思最终投奔葛逻禄部落。

　　　　在北庭都护程千里的军事威慑下。txt全集下载葛逻禄人将阿布思以及他的妻子、部众数千人押送北庭都护府。阿布思的人生最终以悲剧收场，程千里升任右金吾卫大将军，主管京城治安。

　　　　安禄山无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阿布思败亡过程中，安禄山不断地将阿布思散落的部众收归到自己麾下。“禄山已得（阿）布思众，则兵雄天下。愈偃肆。”（《新唐书》）

　　　　很多史家将安史之乱归罪于李林甫为了一己私利而提出的“以番代汉”政策。这个政策的确为包括安禄山在内的一大批胡人将领的升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可是安禄山之所以最终走上反叛之路的原因却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李林甫的死。

　　　　安禄山逐渐蜕变为埋藏在唐帝国内部的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正是因为一个人的触碰，这个炸弹才进入爆炸倒计时。

　　　　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早年名叫杨钊。杨钊的祖父杨友谅与杨玉环的名义上的祖父杨志谦是亲兄弟，所以他只是杨玉环的一个远房亲戚。

　　　　剑南是哪里？剑南指剑阁以南的广大区域，大致包括今四川大部以及云南东北部。

　　　　后来肃宗李亨当政时认为剑南节度使管辖区域过于辽阔，所以分拆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和东川节度使。代宗李豫将剑南西川节度使、东川节度使以及山南东道节度使合并设立“三川节度使”。唐代没有“四川”的概念只有“三川”的概念。

　　　　许多人以为四川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境内的四条大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个“川”并不是大河的意思而是平原或者原野的意思。北宋政府将唐代的“三川”分割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合成川陕四路，简称“四川”。不过这个四川要比现在的四川省要大。

　　　　唐代宰相制度的特色

　　　　在人们的印象中，宰相往往官居一品，但唐朝的宰相却并非如此。一品职事官都是被边缘化的虚职，如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以及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自从尚书令撤销后，正二品中便没有职事官的身影，直到唐代宗时期，侍中与中书令的品秩从正三品提升到正二品，但此时的侍中与中书令逐渐沦为并不管理本省事务的名誉职衔。从二品职事官基本沦为荣誉性职衔，大都督的权力被长史侵夺，府牧的权力被府尹侵夺。尚书左、右仆射的权力被尚书左、右丞侵夺，大都护随着都护府的名存实亡而丧失权力，至于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以及上将军以及统军自从设立之初便是基本没有实权的职官。唐代宰相一般情况下为三品官甚至更低。宰相制度的低级别化是皇帝集权化的结果。高级别的官员因相对而言难以驾驭容易对皇权产生威胁，因此高级别官员位高而权不重。而中级官员位虽不高而权重。这种政治格局可以增强皇帝的政局控制能力。

　　　　唐朝沿用隋朝创建的三省六部制。三省相互制衡，分工合作。为了加强三省协调与沟通并提高工作效率，朝廷在门下省设立政事堂。获得在政事堂参议朝政权力的官员称为宰相。唐高祖时期，宰相为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唐太宗时期，为了保持权力平衡，三省长官以外的其他官员加授“参议朝政”、“平章国计”、“专典机密”或“参议政事”等头衔后也可参与最高决策。成为“委任宰相”。“委任宰相”必须得到皇帝授予的相应头衔方可履行宰相职务，而三省长官一旦担任该官职便理所当然地出任宰相即“当然宰相”。“委任宰相”的地位逊于“当然宰相”。唐朝前期，“委任宰相”的名号并不统一。

　　　　唐太宗即位后尚书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唐太宗曾担任改职因此被废弃，但实际上李世民即位权曾担任中书令。空置尚书令与削弱尚书省权力是紧密相连的。唐朝建国后。虽然三省体制得以确立，但三省的力量却并不均衡。尚书省长官不仅参与最高决策而且负责行政执行工作。尚书省的地位明显高于中书省与门下省。尚书令的品级为正二品，而中书令、侍中的品级为正三品，仅与尚书省管辖的六部尚书的品级相当。在《开元令》颁布前，中书令、侍中的排名甚至在吏部尚书之后。

　　　　尚书令退出历史舞台后。尚书左、右仆射（从二品）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成为新的当然宰相。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这项任命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之后，尚书左、右仆射退出当然宰相的行列。如果不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尚书左、右仆射便不再是最高决策层的一员，后尚书左、右仆射不担任宰相成为惯例。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尚书左、右仆射仅仅管理尚书省日常事务，但尚书左、右仆射对尚书省事务的管理权限也逐渐被尚书左、右丞侵夺。虽然尚书左、右丞、六部尚书以及六部侍郎依旧是跻身宰相的重要途径，但一旦担任宰相后往往改任或兼任中书省或门下省的职务。

　　　　中书与门下两省担任宰相的人数远多于尚书省。尚书省地位衰落的同时，门下省的地位不断提升。门下省的封驳权在唐太宗时期得到制度保证。政事堂设于门下省，因此门下省在三省的博弈中占得先机。门下省的优势地位很快便丧失。贞观末年，中书令长孙无忌知三省事。这无疑拉开了中书省地位上升的序幕。

　　　　由于门下省拥有封驳皇帝诏书的权力，武则天刻意压制门下省。弘道元年（公元683年）。侍中裴炎升任中书令后将政事堂移至中书省。侍中升任中书令成为宰相的重要升迁途径。与此同时，名目众多的使职侵夺了原本属于尚书省的行政职权。使职向上汇报普遍采用状，因此奏状取代奏抄在上行文书中处于主体地位。门下省的驳正权因此受到极大削弱。中书省成为三省新的核心。

　　　　开元十一年（723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中书门下由单纯的议事机构变身为政务决策与中枢处理机构。中书门下成为超然于三省的宰相机构的同时，三省的职能与作用也因此而发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变革。唐初确立的三省制逐步走向瓦解。

　　　　尚书省因为被排除在中书门下权力核心之外，因此其地位一落千丈。《大正新修大藏经？2156号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收录建中二年敕旨文书记载：“祠部牒安国寺佥定律疏院。”《不空表制集？表一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记载：“中书门下牒祠部”。这说明许多敕旨和敕牒直接下发到所司，不再下发尚书省。制书类下行文书一般经尚书省签转。但尚书左右仆射签署权被省略，见《南宋馆阁续录》所载《李绅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告身》。尚书左右仆射逐渐与尚书省分离，逐渐沦为下野宰相、朝中重臣或者藩镇将领的过渡性职务或名誉职务。尚书省成为以左右丞为长官并受中书门下领导的制敕的签署转发机关。尚书省的权力无疑被逐渐架空。

　　　　虽然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依旧是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名义长官，但却向着中书门下长官的方向转变。

　　　　中书省逐渐成为中书门下领导下的以中书舍人为实际长官的草拟诏书的秘书机构。唐朝中后期。首相一般由中书侍郎担任并实际主持中书门下工作，因此中书省的地位和命运中书门下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中书省与中书门下呈现分离态势。

　　　　在中书门下权力扩张的同时，门下省与中书门下产生激烈的磨擦与冲突。门下侍郎虽然为门下省的名义长官，门下省以主要行使驳正权变为主要行使封还权。唐代中后期，史书对门下省驳正上行文书的记载寥寥。而对封还下行文书的记载激增。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五卷？唐纪六十一》记载：“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次封还敕书。德裕将出中书，谓涯曰：‘且喜给事中封敕！涯即召肃、谓曰：‘李公适留语，令二阁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惊曰：‘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敢复禀宰相意邪！’二人怅恨而去。”朝廷任命李仲言为四门助教的敕书被给事中郑肃、韩次封还，而身为门下侍郎的郑涯不得不假称李德裕不同意才使得敕书得以颁布。这说明门下侍郎对门下省的控制力较唐朝前期已经大为减弱，而给事中成为门下省的实际长官。

　　　　中书省与门下省职能演变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未完待续。）xh211

第15章　【安史之乱15】（）　
中书舍人、给事中担任中书、门下实际长官在唐朝并没有在制度得到确认。北宋元丰改制时，朝廷设立了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中书后省以及以给事中为长官的门下后省。这种演变趋势最终定型。

　　　　在三省职能发生改变的同时，宰相名号也发生着重大变化。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此时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均为正三品官员，“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含义便是享有与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同样的参政议政的权力。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郭正一、礼部侍郎魏玄同四人共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旨平章事。

　　　　这标志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同中书门下三品与成为专用的宰相称号。两个宰相名号同时存在，但两者却有所区别。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卷》记载：“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示以平章事为名。”宰相名号由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纷繁复杂逐渐走向统一。

　　　　两个宰相名号并存是为了区别宰相的地位。一至三品官中除了侍中、中书令外担任宰相者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四品官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玄宗时期，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使用频率已经大幅降低。至德二载（757），肃宗任命李麟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是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称号最后一次出现。大历二年，唐代宗将中书令、侍中的品级从正三品提升为正二品，而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的品级从正四品提升为正三品。

　　　　随着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品级的变更，同中书门下三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中书令、侍中因为地位显赫而很少实际授予群臣，担任此官职的节度使或者重臣时往往仅仅获得名誉头衔，并不实际管理本省事务。因此“当然宰相”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几乎所有的宰相均需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

　　　　这种变化体现了两种深层次的。宰相中虽然资历与名望不尽相同。但不会出现明显差别。皇帝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授予将自己信任的官员提拔到宰相的职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成为宰相的专有名词。

　　　　鉴于政治体制的变化，宰相制度出现四个重要的新变化。第一、宰相由官职化转变为资格化。

　　　　唐朝前期，一旦担任三省长官必然身居宰相。“当然宰相”构成宰相主体，而“委任宰相”仅处于辅助地位。三省长官均是体制内的官职。

　　　　唐代中后期，宰相必然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号。代表宰相资格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本身不是体制内的官职，本身没有品级，仅仅是一个资格证明。

　　　　第二、宰相由兼职化转向专职化。唐朝前期，宰相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本部门度过。而只在商议国事时前往议事堂。“诸司官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唐朝中后期，宰相主要在中书门下办公，在本官署的时间有限。

　　　　“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不复视本司事矣”。第三，宰相由高端化转变为中端化。唐代前期，宰相一般为三品官员，有时为四品官。

　　　　唐代中后期。中书舍人（正五品上）、给事中（正五品上）等五品官员出任宰相的情况开始出现。德宗至宪宗时期，翰林学士受到的宠信达到顶峰，号称“内相”。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官成为跻身宰相的重要途径。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官员品级一般四五品官员。

　　　　第四。荣誉宰相由可控化变为泛滥化。为了表示尊崇，唐玄宗授予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称为“使相”。

　　　　当朝宰相离京担任节度使时，朝廷为了表示尊崇有时会保留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但不再实际履行宰相职权。从下表可以看出，“使相”日将渐泛滥。

　　　　此外，三师、三公、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高级官职也频繁地授予割据一方的节度使。

　　　　第一、太平公主与唐玄宗的矛盾极其尖锐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因此她存在发动叛乱的动机。

　　　　太平公主曾经与李隆基联手除掉韦皇后，拥立睿宗李旦即位。当共同的敌人消失后。两个强势人物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太平公主想要改立一位昏庸懦弱的亲王为太子，以便使她能够长久地保持政治影响力。

　　　　李隆基并不是李旦的嫡长子。因立下大功而被册立为太子。太平公主借机大肆营造太子并非皇帝嫡长子不应被立为太子的舆论。太平公主安插很多耳目监视李隆基的所作所为。这让太李隆基子如履薄冰，如坐针毡。

　　　　太平公主曾乘辇车在光范门内拦住宰相。暗示他们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