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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朝臣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集体对抗，他们对武皇的强烈不满，表现出置生死于不顾的针锋相对。武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忧心重重，她所体验的不仅仅是风烛残年的身体。更有那颗孤独的心；
这颗心已经为这个王朝跳动了几十个春秋，所散发出雷电交织、呼风唤雨般的神力，足以令历朝须眉汗颜。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建立起来的王朝。曾经寄托过她多少抱负和追求。
现在这颗心正在随着身体的衰竭而衰竭，而这个王朝表面上还掌控在自己手里。但她所做出的一切，都无法找回过去的岁月，也无法弥补已经失去的权威。她不知道朝臣要干什么，却也敏感地察觉到，自己正在被朝臣所轻视、所孤立。
张氏兄弟没有这种忧虑，他们在通过武皇弹劾魏元忠之后，又借助武皇的庇护，使其亲属得到了种种利益和好处。眼前的荣耀。使他们看不到结怨朝臣所带来的后果，甚至不能从群臣那敌视的眼光中体察到什么，更不懂得武皇的良苦用心和为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以至于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尽快离开京都长安这块是非之地，一切又可以回复到昔日美好的岁月。于是，他们蛊惑其心腹李峤上表请武皇回洛阳。
心身俱疲的武皇也很想换个地方，调节一下积蓄在心里的不安和孤独，于是，她听任了他们的劝告。带着文武百官回到了洛阳。
朝臣对张氏兄弟所形成的势力耿耿于怀，焦虑不安；对武皇迁就和怂恿张氏兄弟的举动大惑不解。
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保证太子平稳继位，而不能节外生枝；太多的波折。太多的变数，使他们对任何影响和干扰太子顺利继位的行为都会由衷的反感甚至愤怒。
他们把积怨不约而同地对准张氏兄弟，尽管张氏兄弟在抑武扬李方面做出过特殊贡献，但他们不能洁身自好，又私欲膨胀，不惜手段陷害忠良；回到洛阳后不但不能收敛自己的行为，相反，他们以得到的利益而骄狂，私欲也愈来愈膨胀。这些都足以激起大臣们对张氏兄弟同仇敌忾。
长安四年七月。朝臣以贪赃受贿状告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三人同时下狱。而这三人恰恰都是张氏兄弟之同宗，均依靠张氏兄弟而得势。
紧接着张氏兄弟也被指控涉案其中。这是朝臣一次集体行动。且案件直接涉及内宫，令武皇震惊。
为正视听，武皇命左右台一同审讯。案件历经数日，其判决结果是，张昌宗以强买人田罚铜二十斤抵罪，张同休贬为岐山县丞，张昌仪贬为博望县丞。
这次变故，虽然打击了张氏兄弟的势力，但在武皇的直接干预下，却又一次保全了张氏兄弟。
事情到此为止，武皇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从严处理张氏亲属，是为了还朝政以公正，避免君臣之间的直接冲突；保全张氏兄弟，就是要让朝臣明白，这是皇室的地位所在，武皇的权威所在。
武皇身边不能没有亲信，尤其是在这孤独的晚年，更需要有自己的贴身亲信。事实也是如此。
太子那边已同朝臣自成一体，受到朝臣的拥戴与保护，母子之情早已被森严的宫廷法则所取代。
武氏子弟所顾及的只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在趋于强势的皇嗣面前，他们只能与朝臣合作，对武皇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他们需要武皇的庇护，但也仅仅只是把武皇看成是他们的一道护身符，
在皇嗣不可变更已成定局的状况下，他们对武皇的依赖也越来越少，因此，他们不会再多顾及武皇现在的处境和感受；唯一能够伴随其左右的只有张氏兄弟了，张氏兄弟一旦落马，武皇也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朝臣已经很难体察武皇的最后感受了。他们心目中的武皇始终是一个强悍的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女皇，随时都可以做出令群臣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他们看不到今日的女皇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威风，风烛残年的身体加上无情的病痛，正在慢慢的吞噬她的生命，耗尽她的精力，她已经到了需要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抚慰的时候了。
朝臣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们的关注点始终是确保皇嗣地位不受侵犯，皇嗣是他们奋力争取甚至冒死规谏的结果，尽早实现皇权回归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为此，他们打击的目标不是张氏的亲信，而是要通过抓住其亲信最终打倒张氏兄弟。
张氏兄弟倒是看到武皇病情正在加重，为防不测，他们正在加紧结交党羽，暗中准备应变。然而，除了引火烧身，一切都无济于事。很快，就有人在洛阳城里到处张贴“张易之兄弟谋反”的传单。
事情被大臣禀报到武皇那里，武皇不予理睬。许州人扬元嗣告密称，张昌宗曾召见法术师李弘泰给他看相，李弘泰称张有帝王相。武皇令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联合调查。
张昌宗承认确有此事，正准备奏报武皇。在张昌宗看来，这就是自首行为。
韦承庆、崔神庆上疏曰：“依照法令，自首可以免刑，但李弘泰妖言惑众，应逮捕法办。”
宋璟上疏曰“张昌宗受陛下如此宠爱和荣耀，还召请法术师看相，他还追求什么？李弘泰既是妖言，张昌宗为什么不立刻捆绑交付有关单位。
依照法令，张昌宗应该宰首，没收家产。请陛下批准逮捕收押，追查他的罪行。”武皇不加批示。宋璟则再上疏，“如果不收张昌宗，恐怕动摇民心。”左拾遗李邕上疏，请武皇批准宋璟的请求，武皇均不采纳。
不久，武皇令宋璟到扬州、幽州、陇蜀等地去调查案件，宋璟摆出理由，拒绝接受使命。司刑少卿恒彦范上疏，请求武皇诛杀张昌宗。
朝臣已经完全不能容忍张氏兄弟对武皇所造成的影响，更担心张氏兄弟的行为会遗祸宫廷、危及太子继位。只要张氏兄弟在武皇身边一天就有一天的威胁！当务之急就是要宰除张氏兄弟，迫使武皇还政于太子。
武皇始终保持着沉默。神龙元年春正月，改元之后的武皇病情未见好转，一种来日不多的悲凉感油然而生。她为这个朝代该付出的已经付出，而那颗憔悴的心却始终不得安宁。（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一章【一代女皇】（）
年轻时狄仁杰就显示出了很高的情商。他很孝顺，有一次去并州当官，登上太行山，看到南边有一朵白云，于是潸然泪下：“吾亲所居，在此云下。”
我的尊亲就住在这朵白云下面啊！于是悲泣，站了许久，一直等云朵远去才重新上路。
这种大孝子在唐代很受人器重的。古人认为人生舞台无非是家庭、朝廷，对家庭要讲究孝，对朝廷要讲究忠，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浮云。以后人们教育孩子，就经常讲狄仁杰这个故事，叫做“白云望亲”。
不仅对自己的长辈孝顺，对别的老人他也孝顺，这就是儒家常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待别的老人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那时候也没“碰瓷”这一说，所以看到别人家的老人倒地还是有人敢扶的。
在并州，狄仁杰有个同事叫郑崇质，家里老母多病，郑崇质又接到命令，要求他出使国外，那时出使国外可不是美差，走一趟短的要数月，长则好几年，而且路途充满艰险，什么事都有，死人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当时唐朝政府专门有规定，什么级别的使臣出使国外死了享受什么级别的抚恤，可见这差事实在不好干。所以碰到出国这种事，常有人推诿，但是狄仁杰仗义，他对同事说：“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你家老母有病，怎么能让她对万里之外的儿子怀有忧愁！因此狄仁杰提出代替郑崇质出使，郑崇质的感动可想而知。
而且受到感动的还不止他一个，当时狄仁杰的上司蔺仁基正与司马李孝廉闹矛盾，听说此事后主动对李孝廉说：“吾等岂独无愧耶？”我们两个听说这事难道不羞愧吗？于是两人竟然由此和好了。这就叫榜样的力量。一个单位团结一致很困难，因此要立榜样树典型。
狄仁杰到哪里任职。都能为民做主，走的时候老百姓都感恩戴德，给他建立德政碑甚至生祠。
狄仁杰一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行为都以大局为重。有一次武则天曾经在他面前回忆往事。说：“以前曾有人诬告过你，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
狄仁杰的回答是：“他告我，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碍大局。您告诉我他的姓名，则不利于同僚的友爱团结。请求您还是别说了。”武则天听了后大为感叹。
正因为一身正气，所以历代对狄仁杰评价极高。刚才说了，同样一件事——比如奉劝武则天立李家人为太子。不立武家人为太子——有的人被历代历史学家们批评是借机给自己谋求长远利益，而狄仁杰，则被认为是为苍生社稷谋福利。这就是行为端正带来的善果。
才能非凡狄仁杰有优良的气质和才干。史书上说狄仁杰“倜傥不羁”，也就是说他是个气质洒脱的人，。潇洒之余，狄仁杰的性格也很沉稳，从小就这样。小时候有一天，狄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门人被杀了，县吏跑来破案。全家人都接受询问去了，唯独小小的狄仁杰坐在书房读书。
县吏见状很生气：“小孩子，你为什么不动弹？”狄仁杰回答：“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书本之中，我正想和圣贤对话，这还忙不完呢，我哪里有空跟你们这些俗人说话！搁着一般的小孩子，看热闹还来不及呢，哪能坐得住。
县吏相当于警察。警察来质问，他还如此对答如流。一点也不怵，很酷。这就是狄仁杰的性格——有主见。沉稳，同时又执拗。狄仁杰有很好的教育背景，而且写得一笔好字。
武则天曾当众夸奖狄仁杰“能书”，字写得好，要知道武则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她可不会随便夸赞谁。还有史料说狄仁杰很善于医道，会针灸，而且水平很高。唐高宗显庆年间狄仁杰去赶考，在华山脚下看到一大堆人围在一处，个个伸长脖子观望，人群中间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鼻子上长了一个大瘤子，瘤子很大，坠在脸上，把眼睛扯得都翻白了。孩子的家人坐在旁边，万分焦急，背后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能疗此儿，酬绢千匹”。看得出来这家没少求医问药，但是都没奏效，所以到官道上来悬赏求治。
狄仁杰上前自告奋勇：“我能治疗！”孩子父母赶紧请他施术，史籍上说他在孩子脑后扎针，然后一拔，瘤子应手而落，孩子得救了。
这有点神，肯定是传说者的夸张，这哪里是针灸啊，明明是激光刀嘛。不过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轻易否认故事本身，因为古人的传说里，神医的医术总是被夸大，说得神乎其神。他们认为神医肯定有天赋异禀，跟凡人不一样，所以你去看扁鹊、华佗的正传，里面有不少夸张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就此说扁鹊、华佗完全是假的。
估计这个书生治病还是靠手术加药物的方式。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后面，狄仁杰治好了孩子的病，孩子父母赶紧把一车的绢拉过来要送给他。一千匹绢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折合人民币计算怎么都在200万以上，这个巨型红包被狄大夫毅然拒绝了。他说：“我给你家孩子治病是看他可怜，你的钱我不能要，我非‘鬻技者’也。”
狄仁杰非常善于断案。上元二年（675），他被召入长安，当了大理寺丞，不久就创造了一个纪录，一年断案17800起。这个数字很惊人的，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话，平均每天要断案49起。
那是审理卷宗，不是看小说，我敢担保多数读者看小说的速度都没这么快。一年下来，上级来考核政绩，宰相看狄仁杰是个新来的，随便给了个低等级。狄仁杰的上级大理寺卿张文瓘赶紧找宰相说：“这不行啊。你给狄仁杰这个成绩不公平。”
宰相问：“他很能干吗？一年审了多少案子？”张文瓘说：“一万七千八百。”宰相大惊失色，可见这个数字多惊人。结果他把狄仁杰的成绩改为上下等。一个新手能达到上下等，可谓出类拔萃。后来狄仁杰那个神探的美名。就与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于断案有关系。
这里顺便要说一句，唐代的司法程序和今天的有类似的地方。一般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部分民事案件，我国古代历来“刑民不分”）都是先交由事发地方政府审理（古代政府就是司法机关），
然后上报中央各个司法机关，其中狄仁杰所在的大理寺一般负责审理京师判处“徒”（唐代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个等级）以上案件，以及金吾卫查办的案件，还有就是地方移送的死刑案件。
唐代官场有个好传统，就是并不讳言政府办案会有冤假错案。官员如果能纠正冤假错案，往往会被当做政绩加以宣传，而不是出于官官相护的目的而加以掩饰。
唐代司法机关也有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据说很多案犯因为案件迟迟得不到审理，在环境恶劣的监狱里辗转哀号，度日如年，天长日久案件越积越多，被称为“滞狱”。
所以说，狄仁杰以极快的速度审案，本身就是一种德政。他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大理寺的工作效率，减少了“滞狱”现象，他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来。就大理寺丞的职责而言，大部分案件应该不是狄仁杰亲手侦破，虽然唐代大理寺官员也时不时直接参与重大案件审理，但多数案件是在基层官吏审理完毕后交由大理寺复审。所以我估计狄仁杰的主要功劳在于审阅卷宗，从中发现疑点或者真凶，避免冤假错案，提高审判效率。胆量过人，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前面说过，狄仁杰从小性格执拗。一生坚持原则不动摇。这是他成功的要素之一。他引起皇帝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就和他的性格有关。有两位将军，一个叫权善才。一个叫范怀义，误砍了昭陵的柏树。高宗知道后勃然大怒。
你到人家老爸坟头上砍树，人家能不愤怒吗？何况还是皇上的老爸。高宗下令，一定要严办这两个人。案件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按照律法条文一审，认为应该免官。
高宗一听就炸了：“权善才砍昭陵的树，是使我陷于不孝的境地，必须杀头。”狄仁杰据理力争，保住了他们，那话说得有艺术，他先给皇上戴高帽：“人都说劝谏皇帝难，我看要是碰到桀纣那样的昏君就难，碰到尧舜那样的明君就不难，我今儿觉得跟您说这事应该不难。”
好，给皇帝把套设下了——您不想当昏君，所以您肯定听我的，对吧？
然后继续给领导树典型找差距：“您看人家汉文帝，有人偷了高祖庙的玉环，文帝一定要把这人满门抄斩，执法大臣坚持按律法只能处死盗贼本人，最后文帝不也答应了？”
“您再看人家曹丕当年，一个大臣劝谏他不要向河南移民，曹丕不听，这个大臣上去一把抓住曹丕的衣襟，曹丕最后还是答应了。
今儿这事我要是劝不动您，我都羞见前人了。”然后再晓以利害：“您今天为了一棵树杀两位将军，千年以后人们怎么评价您？我今天坚持原则，是为了不让您以后被人戳脊梁骨啊！”我全是为您好啊。
高宗让他又是戴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