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些事儿- 第229部分

　　　　同时，用崭新的治国理念结束门第森严、贵胄林立的时代。以更大的空间接纳那些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庶子，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

　　　　这无疑有利于这个由她创建的新兴朝廷，有利于她的宏图大业的实现。

　　　　武皇看重儒学，早在太宗时期的十几年中，就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然而，她又对儒学明径有着本能的抵触，她看到那里有太多的陷阱，太多的迂腐，太多的韬光养晦、藏锋留拙；也领教了被儒学经典教化下的重臣对自己一次次的伤害。

　　　　她不能作茧自缚，被纲常伦理捆住自己手脚，那样她将一事无成。她需要朗朗乾坤，清风送爽的文采；需要优劣高下，工拙易见的对策；更需要不守成规、激流勇进的人才。

　　　　她要用诗赋、用策问引导天下，训练士子，把他们从明经帖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他们以质朴，以真知灼见。

　　　　特殊的身份，武皇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总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始终怀疑他们真正的才能和与己合作的真情实意。

　　　　她从天下寒门庶子身上看到了朝廷的希望和生机，不断地敕昭天下，举荐贤才，以至于每年的应考者首尾相连，入流士子，年以千计；还设“南选”，在江淮以南一带选拔人才。武皇对入流士子加阶进爵，委以重用。

　　　　她在乾封年间于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就曾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武皇就是要通过此等举措赐以君恩。

　　　　高宗时期，时任吏部侍郎的魏玄同，因担心朝廷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而上疏皇帝。

　　　　魏玄同对历代“用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提出质疑和批评。

　　　　他指出，那尺丈长短的量器，衡量的尺度短；钟庾大小的容器容纳的东西怎么能够多。

　　　　非量器所能达到的，哪里能衡量；非容器所能承受的，怎么能容纳？意即天下之大，人才之广，怎么能用不相适应的量器和容器来衡量呢？

　　　　唐玄同还反对贵胄子弟不经学校调理和品德培养，按照规定很早就求得官职，有的童年之时，已经腰系银印绿绶，有的年近二十还未成年，已经身穿朱紫之服。

　　　　弘文馆崇贤馆之生，千牛佩身尚辇乘御之类，考察既浅，技能也低，然而本有门第，资望自高。唐玄同还认为，国家用人，就像人之使用钱财，穷困者满足于糟糠，想着粗布衣裳；富足者粮肉丰馀，身着华丽的皮衣。

　　　　然而在衰败凋敝缺乏贤才的时候，就可以磨砺鞭策迂腐迟钝之人来驾驭；在太平多士的时候，就应该精心挑选俊杰之士而任用。

　　　　唐玄同的上疏虽然没有被皇上采纳，然而，唐玄同在上疏中批评、指出的这些问题和弊端，所提出的一些如何使用人才的见解，

　　　　武皇还是认同的。武皇看到了朝廷以往选人任人的弊端，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举，改变贵戚子弟不经历练、不求才学而坐享其成，很小就腰系银印绿绶，

　　　　不满二十就已经身穿朱紫之服的现状；打破选人任人专断一司，由少数主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的做法。

　　　　尽管她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一举达到目的，但通过泛选和泛举，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进入仕途，也让天下有用之才由天下举荐而得到发现和重用，至少可以造就一批新生力量，改变朝廷各级官员各种力量的对比；

　　　　发挥这些新生力量的智慧和作用，就可以有效鞭策和制衡那些不思进取的贵戚子弟，弥补朝廷人才匮乏带来的诸多不足。

　　　　为选才用人，武皇乐此不疲。天授三年，各道安抚使遵照武皇旨意，向朝廷推荐大批试用人才，

　　　　武皇亲自接见，并且不问贵贱，也不问才能智慧与否，一概授予官职，官衔最高的凤阁舍人、给事中为正五品上，最低的校书郎为正九品上。

　　　　武皇这一不分青红皂白滥用人的举动，被时人作打油诗来讽刺，一位叫沈全的贡士更是用“糊涂安抚使，瞎眼圣神皇”来责骂武皇。

　　　　御史纪先知将沈全抓获，报请武皇予以治罪法办，武皇不以为然地笑道：“只要你们不像打油诗说得那样滥，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最好把他释放。”

　　　　在朝臣看来，这不惜为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大度，而武皇的真实意图则比这更为深远。武皇的用人策略是：唯才是举，恩威并重。

　　　　也就是在普选中为天下贤能提供更多机会，又在使用中识别和挑选更多的有用之才；在于平流竞进，为更多的有识之士参政施才提供机会。

　　　　唯多唯众，才能从中发现和挑选更多更好的人才。推荐选举只是为挑选各种有用人才打开门阀、开辟渠道，而识别和锻炼人才最终还得靠使用。（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三章　【一代女皇】（）　
因此，她把重点放在使用过程之中，而不在乎选人过滥，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者，她会将他们淘汰、罢黜，

　　　　有时甚至会毫不留情地杀掉那些败事有余的投机者。由于使用得当，奖惩分明，因此，在武皇身边，总会有大批贤能有识之士争相为其服务。秉承隋唐以来尚武之风，

　　　　满足天下豪杰的英雄情结，她又开创武举，以文韬武略示天下，策动天下尚功习武，鼓励士子投身边塞尽忠报国。武举之制始于长安二年。

　　　　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岁如进士之法选送于兵部，进行课试。各科考试通过，兵部即可授官给禄，不必如文官须再经过吏部试才能释褐任职。总之，只要有利于皇权永固，

　　　　江山社稷长治久安，武皇不惜如流无限，也不吝啬为人择官。大批国之栋梁在优胜劣汰的竞流中脱颖而出。

　　　　万岁通天元年夏四月，天下大旱。武皇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虽然，天灾乃世之常态，并非人之过失，然以此为契机检讨时政，又不失为利国利民之良举。因此，历朝历代的君主，

　　　　年复一年都在做着这样一件看是荒唐的事情，其用意已不在于感动苍天，而在于以君主以朝廷之姿态安抚民众，达到用善政取胜于民。

　　　　武皇重视农业生产，有着更深层的意义。从废唐立周革命一开始，朝廷内部就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武皇自信能够驾驭这种局面，但前提必须是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即朝廷可以乱而天下不能乱。因此，要使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并保持不败之地。

　　　　即在与反抗势力的角逐中，不被反对者授之以口舌或借机煽动民众，那就是天下的稳定和民心的取向。

　　　　武皇知道。农为百业之首，农兴则国旺。农衰则国弱，稳定农业就能稳定天下。

　　　　还在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书建言十二事，开宗明义就是“劝农桑，薄赋遥。”

　　　　又组织北门学士以她的名义撰写《兆人本业》五卷，教育齐民知农务农，这其中就不乏她的真知灼见。就当时而言，武后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农桑为国事之首。亲理朝政后。

　　　　她明确规定，凡州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地方官吏可得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要受到惩罚。对朝廷多年来推行的租庸调制，武皇观其功效，察其演变。

　　　　按照“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之统计。武皇从有司得知，田移豪户、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的问题已经显露。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为此，她及时修正方略，积极应对。

　　　　租庸调制创建于高祖武德七年。这是唐高祖在建国之初以农事为建国之本而创立的一项重要制度。

　　　　该制确定，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内八十亩为口份。二十亩为永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名曰租；

　　　　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名曰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

　　　　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名曰庸，或曰“输庸代役”。该制以“轻遥薄赋，为民制产”为主旨，切合民意，甚得民心，实为富国强民之良策，故长久实施而不衰。

　　　　武皇看重该制，尤为欣赏“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的均田济世原则。

　　　　然时过境迁，其中的弊端也摆在武皇面前。最为突出的是，“租庸调”制所实行的“按丁制产”，其所授田亩作为一种最高限额，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兑现，绝大多数农户分得的口份田或永业田与规定所得相去甚远。

　　　　那均田之举，也只是让一般农户有其田，并没有打破等级制度，官宦之家按级别爵位分别享有多少不等的职份田，在宽乡，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可以享受永业田和勋田，所以，他们的田产远远超过一般农户。

　　　　由于田亩相差过于悬殊，加上有司对农民耕种什么，不能耕种什么都做具体规定，农户无所适从，因而出现了大户扩张土地的“兼并”和农户逃往外地的“逃户”，严重影响了租庸调制的全面实施。

　　　　武皇不想打破这种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只能针对时弊，做出务实的选择。

　　　　一曰放手不管。武皇深明政苛则民乱之理，懂得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因此，对农户种什么不种什么一概由农户自己做主，朝廷上下不再作统一规定。

　　　　最简单的道理是，耕种非农户莫属，非农户莫能，官府干涉农户无疑于班门弄斧，视农户于不敬，其结果只会束缚农户因地制宜安排耕种而得不偿失。

　　　　就此而言，官府与其强势而为，不如撒手不为，顺其农户自作主张，自我发展。变有为为不为，把官府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作为中彻底解脱出来。二曰因势利导。

　　　　农户逃亡，大多为时势与生计所逼，他们从土地较少的狭乡逃到土地较多的僻乡，是为了摆脱官府制约，以自由之身，开荒种地，获取较多收获。

　　　　虽逃避了官役，减少了部分租庸，但却为国家增加了耕地，创造出更多财富，也缓解了因人口增加而田亩不足之难题，从长远看，则更利于国计民生。

　　　　与此同时，农户逃亡，大户人家耕种土地必然人手紧缺，这样可以减少对耕种者的盘剥，减轻农户负担。

　　　　因此，武皇废除对逃户的种种处罚，对他们一律予以宽容。对返回的逃户，可享受“给二年”的种种优待，并要求地方官府做出善待逃户的积极回应，因而在有些地区，逃户田地由官府托人经营；如果逃户回来。归还田地庄稼，课役全免。

　　　　三曰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就是，一方面抑制大户人家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鼓励和扶持农户继续开垦荒地。多年之后，天下粮仓丰实。人口户籍倍增。

　　　　武皇认识到，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因此，天下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君主行天下事，常以利弊定取舍，然世事演变，此起彼伏，是谓天无长势。

　　　　时无定数，必明变通之理，取舍之道，察天时地利，该保留的且保留，该放弃的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兴利除弊，方可济世安民。租庸调制自唐初以来，已经推行数十年。

　　　　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其自身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是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只能由后人来解决。

　　　　随着天下安定，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三百八十万户进一步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人口骤增，土地紧缺问题加剧，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其他问题，这是后人必须直接面对的现实，

　　　　如果一味地死守成规不放，而不能有任何的变通，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造成天下更大的不安。

　　　　多年的治国生涯。武皇已经体会到，任何一项举措。都不可能至善至美，有其利必有其弊。为政者在于权衡利弊，择善而为。

　　　　武皇始终牵挂农事，无不为农事担忧，一旦天下灾害频发，就要召集文武百官，检讨时政过失，还多次委派朝廷官员到各地辰灾，并安抚百姓，寻找治理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民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长寿元年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安西四镇。捷报传来，武皇大喜，随之敕令，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用兵三万人镇守。王孝杰以军功拜左卫大将军。

　　　　边境安定与否，一直是武皇牵肠挂肚劳心费神的大事。她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是那种国泰民安的环境，也知道百姓最企盼的是安居乐业，而不是徭役厚赋。然边境之患迫使她不得不得不兴师动众，兵戎相见。

　　　　大唐开国，以文治武功称天下，政治修明，民力富厚，国势甚威。秉承先祖遗风，国家尚武之风甚盛，文官武夫，无不以军功勋爵为荣耀。

　　　　太宗贞观十年，国家推行府兵制，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个，寓兵于农，无事耕于农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农家弟子加入府兵，既健全了国家武装，也为一些农家弟子开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太宗在位期间，国势渐强，四夷降服，来朝进贡称臣者甚众，求学、经商者更是络绎不绝。

　　　　其时所举战事，多为平息夷争，或朝廷派兵，或以夷制夷，更多为两者兼用。

　　　　贞观十九年，为解新罗之虞，太宗李世民就亲御六军伐高丽。先帝高宗继位不久，时局变化，府兵渐衰，四夷又起。

　　　　高宗先后调兵遣将平西域、百济、回纥，特别是平高句丽，完成了太宗未能完成的事业。给事中刘仁轨以文官之身出征，老将李勣，名将薛仁贵，连年征战。

　　　　他们均以勇武善战、战功卓著而驰名天下。战事频发于安西四镇，几经反复，形成多年征战局面。

　　　　早在永徽元年，高宗视其多年相安无事，即罢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也迁回西州，原本在于“不欲广地，务其安人”。

　　　　不料在显庆二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朝廷不得不举兵平息，次年，安西都护府只得又迁回龟兹城，四镇随之恢复。咸亨元年四月，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四镇再罢。

　　　　调露元年，在西州都督崔知辩、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后，重置安西四镇，朝廷对西域的统治再次恢复。

　　　　吐蕃对此很不甘心，于垂拱三年进军西域，攻克安西四镇后，挥兵东入，前锋直达敦煌；又受封阿史那馁子为西突厥可汗，兴兵犯唐。永隆元年七月，吐蕃再次进犯。

　　　　被提为武卫将军的黑齿常之在河源将其击败。高宗、武后再提他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他在河源一带屯田，并建烽火台戌所70余座。以防吐蕃。

　　　　长寿元年，西州都督唐休璟上表朝廷，请求发兵抵御吐蕃。收复四镇。

　　　　此时吐蕃内部发生变化。赞普都松芒波杰为加强君权，除掉权重一时的噶尔家族。以“反叛”的罪名杀掉重臣噶尔。赞辗恭顿。

　　　　此为噶尔家族在吐蕃王朝全面失势的信号。手握大权的大论噶尔。钦陵闻讯后十分恐慌，准备再建战功，以求保身。噶尔。钦陵其弟噶尔。赞婆率大军取道临洮，进攻河西，企图切断唐朝与西域的联系通道，然后再夺取西域。

　　　　武皇抓住吐蕃内争的有利时机，重新加强边防部署，策划新的大规模反攻。

　　　　为了保证作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