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百姓说话。
萧铣是一个仁人。他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可以理解了，他猜忌部下。是因为他想和部下坦诚相待却做不到，他不想让部下有太多的杀戮。然而部下们不听，于是他很无奈的选择夺回权力，处死部下。
从九月到十月，二李能够这么快的削平萧铣，这其中有着萧铣自己的功劳，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很简单，他自己已经说过。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知道投降的结局，死亡似乎是唯一的道路，然而他依旧不后悔自己所做的选择，因为他是一个真正“心忧天下”的人，他的能力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许并不突出，但是他所做的一切足以对得起所有人。
在被押入长安后，面对李渊，萧铣没有求饶。没有哭泣，不卑不亢的说：“我是称王的田横，没有背叛汉朝。”（亦犹田横南方。非负汉朝）意思是说，我没有背叛隋朝，而你呢，你李渊硬生生的从隋朝的小皇帝手中夺去了皇位，你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偷东西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别人当面指责他是小偷，面对萧铣的话，李渊无言以对，于是他选择了最低级的应答方式——暴力。李渊下令。将萧铣在长安斩首，年三十九岁。
李渊不知道。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暴力只会加大仇恨。萧铣投降数日后。勤王军达到十余万人，听说萧铣已经投降，都失去了斗志，纷纷脱下铠甲向唐军投降。
李世民打仗旷日持久，步骤每次都差不多，消磨对手的士气，等待有利的时机，一举歼敌，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在于一个“静”字；李靖则是选择最恰当的方法，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快的时间，以胜利的方式解决战斗，李靖的军事指挥艺术在于一个“动”字，两个人指挥作战方法的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李渊、李世民、李孝恭、李靖等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大唐帝国的版图逐渐增大，平定北方，又攻击南方，唐朝统一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神话。在解决了几股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后，我们将眼光由全国转回长安，看看在皇宫中受着满朝文武叩头的李渊，他是如何统治这个在他手中建立的帝国，他能否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他能否使这个国家威凛凛加四海，彪悍悍震天下？
经过隋末的大起义，连年不断的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口大幅度的下降，唐初的人口只是隋朝的十分之一，到了唐太宗贞观初年（627）人口还不到三百万户，然而隋大业二年（606）的人口是近九百万户，可想而知，那场连绵十余年的战争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人口虽然不多，更加要命多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极低的水平线下，能保证有饭吃，但不保证吃饱；能保证有房住，但不一定遮风避雨；能保证穿上衣服，但无法保证冬天不挨冻。这就是那个时代老百姓们所过的真实生活。
（凋敝之余，极寒重切）作为新兴王朝的统治者，李渊有责任，也有义务改变这一切，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进，让他们对这个新兴的王朝有信心，相信在英明皇帝的带领下国家能够重新走向繁荣，自己的日子也可以过的去，不用担心原本什么都没有的自己被抢劫，也不用担心在睡梦中自己被强拉去当兵，让自己和妻儿有个安身立命的场所，不用流落街头，也不用乞讨度日。
李渊在当皇帝后，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主要是革除隋炀帝的弊政，这样做有两点好处，对于李渊来说，有利于维护他的统治，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以活的更好些，能吃饱饭，能穿暖衣。李渊入关之初便下令士兵不得杀人、抢劫、强奸、叛逆，违者斩。这条命令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人心，有利于原本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的重建。
杨广的所作所为，以及杨广后来的结果，李渊是看在眼睛里的，他时常引以为戒，不敢走杨广的老路，当上皇帝后便废除了隋炀帝所制订的严苛的法律，并且在武德七年（624）颁布了新律令，即《武德律》。《武德律》比隋炀帝的《大业律》要轻的多，也有所改进，更加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个社会集团要想长远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在唐代。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制度都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它们是唐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繁荣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两种制度——均田制和府兵制。均田制起于北魏，府兵制起于西魏，到了唐代，均田制和府兵制都成了大唐王朝强盛的支柱。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改革，对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意义，有关历史教课书上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无论是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大家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在这里我就不罗嗦了。
我想说的是，大家可还记得孝文帝当时推向了一项土地制度，想起来了吗？没有想起来也没有关系，我可以提醒你，就是这个——均田制。
当了皇帝的李渊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这套皇帝地主理论，向《明朝那些事儿》致敬），控制着大量的土地，他一个人要是种这么多地。一定得把自己累死，这种亏大发的买卖作为精明人的李渊是说什么也不会干的。可是这么多土地又不能让它空着，那样太浪费了。这可咋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分出去，分给那些没有土地或是土地很少的农户，让他们耕种，然后自己收租，一年到头也不少赚，而且又不累，有钱赚李渊当然高兴了，而且这也不是他开的头，在老早以前老祖宗们就曾经亲自试验过。这个制度很好，风险小。收入可观，于是李渊在武德七年颁布均田令。实行均田制。
均田令规定，每个纳税人（丁男，成年男子在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之间）授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纳税人死后口分田由政府收回，永业田归自己所有，可以传给子孙后代。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唐代无论是土地分配还是纳税都不是按户，而是按丁，即成年男子（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之间），有一个丁，就纳一个人的税，有两个丁，就纳两个人的税，童叟无欺，公平合理，谁也别想赖账。
土地分配完了，剩下的就是收租，但是这可不能乱收，你说今年收一石（音蛋，古代度量单位），就收一石，你说收十石，就收十石，虽然你是皇帝，这也是不可以的。
即使你要剥削老百姓，也要在老百姓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剥削，要不然老百姓人家一年就生产十石，全让你给收走了，老百姓还活不活了，人家吃啥？喝西北风？
杀鸡取卵这种事，李渊知道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他是不会干的，既然如此就需要一种制度将政府每年要收的东西稳定下来，也就是制订一个行之有效的赋税制度，唐代实行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度。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是相对应的，均田制是土地分配制度，租庸调制度是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当然这个纳税还是以丁为基础，一个丁每年向政府上交二石粟，称为租。
蚕桑之乡每年上交绢二丈，附加绵三两；麻布之乡每年上交布二丈五尺，附加麻三斤，称为调。另外老百姓还得给政府服劳役，要打仗你得帮着运粮，发洪水还得帮着治水，路坏了还得跟着修路，要是那一年风调雨顺，年景很好，既没有打仗，也没有洪水，你以为自己可以休息一下了，这你可就错了，统治者早就想好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下一道命令，我要修个宫殿，你还是要干活。
每丁每年为政府服劳役二十天，然而可不可以不干呢，你说老子一年挺辛苦的，想在家休息两天，或是身体不好养养病。也行，但是这可不是你向长官打个报告，长官一批就了事的，而是你要拿出东西，贿赂一下，不是贿赂长官，是贿赂朝廷，对，就是贿赂朝廷，而且规章制度上写的明明白白，朝廷不能赖账，你也不能赖账。
在你决定今年不去应役了之后，你就要准备好绢交给朝廷，三尺绢抵一天，就是交三尺绢少干一天活，你要是二十天一天都不想干，得交六丈绢，这就叫庸。对于这个朝廷规定的特别的细致，一点都没有马虎，如果碰上闰年怎么办？
闰年就是比平年多出一个月，以绢代役也不能这么算了，而是要再加上一个月，每年增加服劳役两天，要是还不想去，再多交6尺绢，就可以了。这么一算，平年不想干活，贿赂朝廷6丈绢；闰年不想干活，贿赂朝廷6丈6尺绢，就哦了。（小说《唐朝那些事儿》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八章【动荡的年代】（）
等到你们村的村长（里正）叫你去干活的时候，你可以很神气的告诉他老子交了“绢”，今年不用干活，村长虽说比你官大，也不能说啥，只能灰溜溜的走开，到下一家，如果还是这种情况，村长只能很无奈的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都学懒了。”
实行以绢代役的制度，有的史学家说是统治者变相的对老百姓进行剥削，我不否认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们在持批判的观点看待问题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实行以绢代役，对于朝廷来说，没有事情的时候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有了事情，又可以让老百姓服劳役；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想服劳役就交绢，想服劳役就去干活。
绢代役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一点毋庸置疑。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了保障，只要不遇见什么大的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蝗灾），一年忙到头，生活也还过的去，每天早上给自己打打气，努力干活，积极劳动，争取早日奔小康。
相对比而言，当官的生活则是要比老百姓们强的多，无论在哪个时代，公务员都是首选的高待遇的工作，只要不遇上朱元璋那样的老板，公务员是没什么高风险的。
在唐代，官员的待遇很高，承袭隋朝的制度，官吏都是会授予土地的，而且无论是退休，还是死去，土地政府都不收回，可以做为永业田传给子孙。
从一品大员往下直到九品芝麻官逐渐递减，当朝一品授田一百六十倾，到九品只有二顷，虽然官小地少。但是足以安身立命，光宗耀祖，所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前仆后继，奋勇前进。走向了高考的独木桥（古代的科举）。
在唐代开国之初，李渊为了表示对开国功臣的酬劳，赐予了一些功勋宿将们土地，称为“赐田”，例如李渊的铁哥们裴寂，被赐良田千顷。
无论是赐田和授田都是官吏地主们的私有土地，是永远不收回的，但是要知道土地是有限的。而官吏却是一年比你年增长，到后来政府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大都成为了地主的私有土地，均田制也就是随之崩溃了。
但是这都是后话，在建国之初，推行均田制的时候，李渊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这个制度能够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国家休养生息，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重新过着稳定安宁的生活，事实也似乎是如此。当然了，均田制真正的执行中的弊端也是不容忽略的。
在我们今天有的省份。土地多人口少，每个人分的土地就多，例如东北；有的省份土地少，人口多，每个人分的土地非常的少，也许都不到黑龙江的一半，例如中原各省，东南沿海各省。在唐代，也发生了这种情况。虽然地理位置和现在是不相同，情况却是差不多。在唐代这两种省份都有他的专有名词，像浙江这样的省份叫“狭乡”。像黑龙江这样的省份叫“宽乡”。
政府规定每丁授田一百亩，但是在“狭乡”，常常每丁授不满一百亩土地，而且连规定的一半土地都授不上，不是不想授，而是实在没有土地，于是政府鼓励“狭乡”的人口向“宽乡”转移，而且提出了相应的奖励政策，这就和清代的“闯关东”有点相似了。
当时规定，从自愿“狭乡”迁往“宽乡”的，去离居住地三百里以外，
免除一年的赋税；去离居住地一千里以外，免除三年的赋税。这是“狭乡”的情况，那么“宽乡”的情况是不是能比“狭乡”更好呢？毕竟“宽乡”人口小，土地多，政府还规定，在“宽乡”的农户可以自己开垦土地，超过一百亩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向长官打个报告，地就归你种。
在初期，“宽乡”的情况确实比“狭乡”要好的多，不止土地一百亩全部到账，而且任由自己开垦土地，由自己耕种，但是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发展，即使是在“宽乡”也发生了授田不足的情况。
官员所分配的永业田也有不足额授田的，而且所缺的不是一亩两亩，缺少一半以上都是正常，这就可以理解了，公务员这个待遇高的群体都受到这样的待遇，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朝廷掌握的土地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早晚有发完的一天，不够了，怎么办？
不发呗，于是无论是官员还是“狭乡”、“宽乡”的老百姓都遇到了授田不足的情况。据现有史料分析，当时还是有不少的土地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根本不在朝廷的控制之下，更无权支配其使用，李渊虽然采取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但是始终无法从世家大族手中夺取土地。
口分田是要收回的，禁止私自买卖，那样是犯法的，轻者要打屁股，重者要坐牢；永业田虽然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也不允许私自买卖，如果有特殊情况迁移到别的地方，也得经过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才可以买卖，李渊实行这样禁止土地买卖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
国家一年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国家控制土地的多少，如果土地都被世家大族或是官吏买走了，自己找谁收税去（世家大族往往都是当官的，当官的不纳税），在与他人争夺土地这方面李渊不想失败，为了保证每年有足额的税收，李渊也不能失败。
在唐初，这些情况执行的还是很好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进步，均田制的发展，农户们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买卖的程序变得不太复杂，惩罚也不严重，一遇见天灾**，农户们便变卖土地，借以渡过难关，于是土地兼并现象愈衍愈重。
同时。租庸调制度并没有随着均田制的走向而调整，无论农户所分的土地足不足额，每年应缴的赋税都没有变。如果每年一百亩土地可以让老百姓过的很好，在“宽乡”分得五十亩土地。也可以勉强度日，可是在“狭乡”只分得二十亩土地，就连交赋税也不够，更别提怎么生活了。
于是“狭乡”的人口纷纷向“宽乡”流动，可是慢慢的就会发现“宽乡”的土地也不够了，“宽乡”也变成了“狭乡”，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无法生活，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在所难免的走向了末路。府兵制如果说均田制是大唐王朝的经济支柱。府兵制就会说大唐王朝的军事支柱。
府兵制是预兵于民，民兵合一的制度，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士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自备武器、粮食、铠甲、衣物，大大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