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而任用，则不管民有多少，都不足以治理。看到这里，我也要提出一个疑问，世上名不副实的大有人在，有的人会装，没人搭理的时候做高洁的隐士，一旦做官就原形毕露，所以仅凭一个人过去积攒下的名望就认定人才的做法是不是不够全面科学？
对此，苏绰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大胆试用和用心考察。他说，美玉没有剖开的时候，外观上跟瓦块石头没有什么区别。骏马没有奔跑起来的时候，跟劣马混在一块无法分辨。等到将玉石剖开，让马跑起来，玉跟石头，劣马跟良驹才分得清。贤士未用之时，混迹于普通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所以要把贤能的人选上来，先试用试用，考察考察，那么是不是称职就明显了。从前姜太公在那里垂钓，百里奚在那里喂牛，宁戚扣牛角，管夷吾三败。这个时候，天下悠悠之口，谁能说他们是贤者？等到姜太公辅佐武王建立周朝，管夷吾帮助桓公成就霸业，数十年的时间。功成名就，人们才识别出他们原来都是当世奇才，于是后世对他们赞不绝口。
像他们这些不世英才，尚且不能在机会没有来的时候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何况不如他们的人。但是，如果一定要等待太公出现了再去用。必然出现千年过去了还看不到太公的影子。一定等待管夷吾出现才任用，必然出现百世过去也等不到管夷吾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士必从卑微到显著，功必积小以成多，哪里有还没有做事就有了成就。不经过历练就发达的。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贤人可求，士人可选拔。得到贤人而用，得到士人而使用，则天下大治，有什么不能成功的。总之，给官员设定一个试用期，让实践去检验人才的真伪。这是一个创举。直到今天，设置试用期依然是考察人才的重要方法。另外，对于治理地方。苏绰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善于做官的人一定会先精简官位，官位少了，有德行的人容易当官，则事情没有办不好的，官位多了。其中一定会混入坏人，则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当官的少了事情少。事情少百姓们落得清静；官位多了事情多，事情多百姓们就会不胜其烦。是让百姓清静还是混乱。在于官员的简繁。
现在的的胥吏的数量不少，从前人多事多，还看不出人多，现在户口减少，还按照原来的编制配备，还觉得人手不够。
例如听说州郡里还有兼职的代理的，他们侵扰百姓，甚为无礼，这样的人，都应该裁掉，不能习以为常。不仅仅州郡的官员应该选择有德之人，至于党族闾里正长这些官员，也应当审慎选择，选上一方之贤才，管理好一方。里正、三长是治理民众的基础，基础牢固，上面才会安定。
求贤之路，不是只有一种途径，然而为了审慎，一定要试用，做好试用期的考察。访问其居家所为，打听其同乡之人，考察他的过去，用人之道很清楚了，是贤人还是不肖就区别开了。以这种方法求贤，一定不会后悔。
简评：苏绰的用人之道带着理想主义，事实上，即使采用九品中正制也是打着任人唯贤的旗号的，苏绰的贡献在于他明确反对把门第、文笔看做人才的唯一标准，而把德放在第一位；从有德的人中挑选能做事的官，为此他提出了选拔人才的新方法，即观察他过去的所为，给他一个实践的机会，最终把德才兼备的人充实到各级政府中。
苏绰作为世家子弟，能有这番见识的确不简单，当然，有想法不一定能行得通，他也只是提出了州吏以下小官们的选拔，还未触及世家大族的切身利益，当然，后知后觉的我们知道，真正不分贵贱地选人一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固化下来。六条诏书第五条，恤狱讼。（慎用刑罚）审案用刑是官员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业务，也是体现社会公正与否的标志
刑律运用得当，能够起到打击犯罪，褒扬正气的作用。反之，刑律运用失当，甚至人为制造冤狱，百姓怨声载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为此，苏绰从刑罚的目的、审案的方法、判决的结果等方面加以论述，批判了崇尚严刑峻法的酷吏作风，提出了宁肯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的狱讼新观点。苏绰认为，各级官员在审案断案的时候一定要慎用刑罚，只有公正判决，赏罚得当，才能起到止恶扬善的作用。
他在六条诏书中写道，人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本性有情绪，本性虽然善良，情感却可使人为恶，善恶既然分明，赏罚就得跟上。如果赏罚合理，就能起到扬善止恶，反之，民众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随之产生怨恨叛乱之心。正因为这样，先世的贤王们重视赏罚之事，特别提出要戒慎。
何谓戒慎？即负责断案的官员要全心全力地弄清楚案情，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还原案件的真相。对此，苏绰提出审案判决要分三步走：首先，要运用五听之法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取犯罪分子的口供，得出基本结论。
笔者按：五听是《周官》中提出的古代断案方法之一，这套体系包括了“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所谓“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就是要从嫌疑犯的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呼吸急缓、听觉和眼神这五个方面进行侦破。其次，用获取的证据验证审讯得出的结论，以此推究出案情的过程，找到隐藏的秘密，让奸恶行为藏无所藏，犯罪分子无可逃匿。
第三，案情掌握后，根据犯罪事实适用的律法条款判决，对主犯判刑要轻重适宜，对从犯要尽量轻判，不要自以为推断出案情而沾沾自喜，以从严审判而后快。对于官员审案和判决的结果，苏绰认为不外乎有三种情况：
上等：判案入情入理，能够仔细斟酌礼制和法律，判决结果大合人心，宣扬教化，罪犯罪有应得。中等：宰守们不可能人人都见识非凡，因此大家在推究案情的时候，肯定也有想不到或者疏忽的地方。（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八章【下诏书】（）
这时候只有用一颗至公之心，去掉枉法的念头，尽可能地搞清楚是非曲直，力求公平公正。审案的关键；在于尽量查证；然后依法拷问审讯；不苛刻；不暴躁；有疑点则从轻发落；未经审讯不妄加处罚；根据掌握的案情进行判决；案件不会积压。末等：不但不宽容反而更加残暴，把百姓看做木石，一味去严刑拷打。
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因巧言令色而免罪，口笨的人无辜被判有罪。宰守们应当尽力做到中等，而要把上等作为目标。对于处于末等的官员，应依法惩治，不能赦免。为官者应当考虑地长远一些，要有德教的意识。先王之制认为，与其乱杀无辜，宁肯赦免有罪。与其做有害于善良的事，还不如纵容坏事。
就是说，如果知道自己不能确定案情真伪，那么宁肯放过有罪的，也不妄害好人。现在从政的人不这样想，他们宁肯错杀一千好人也不肯放过一个坏人。之所以如此，不都是因为天性残暴好杀，只不过认为只有为政严酷才能免除后患。
这种人，不能做到一心为公，如此执法的人，就是奸恶之人。为什么这样说？天地万物以人为贵，一死不可复生，然而严刑逼供之下，不堪忍受酷刑而招供，不能申冤，然后遭遇刑戮，这样的情形恐怕会有的。
所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制定慎重判决的政策，都是爱民的表现。
即使伐木、杀草、田猎这些事如果违背时令，都会妨碍圣王之道。何况刑罚使用不当以致滥害无辜，一定会伤天理、损和气的！做着伤天理损和气的事。却向往阴阳之气和谐，四时风调雨顺，万物繁荣昌盛，百姓幸福快乐，有这样的好事吗？所以。古语说，即使有一个人哀叹，圣王之道就被颠覆了，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宰守们对于狱讼之事不慎重能行吗？当然，若有大奸大恶之徒。伤风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违背道义的，杀一儆百。以清王化，这时是可以用重刑的。以上两点把握好了，就算尽得刑政的要义了。
简评：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一切犯罪问题。只有本着宽容之心，重视生命的宝贵，认识到不冤枉一个好人比不放过一个坏人更重要，慎用刑罚，才能达到刑罚止恶扬善的最终目标。
六条诏书最后一条：均赋役。赋役是赋税和徭役的合称，赋税是国家按照人头征收的税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徭役是国家向编户百姓派的义务工。所谓义务工，就是只出力不要报酬。苏绰认为。贤明的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
。国库空虚，帝位就不牢固。所以，自古以来，国家都有征税制度。虽然征税的多少不同，但用途是一致的。在这里。苏绰挑明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只有国家经济上去了。皇帝手里有了钱，帝位才能稳固。
（没有钱说别的。都是白扯。）但是，苏绰也知道，当时的西魏政府并不富裕，关西本来就穷，加上灾荒连年，国家又常年用兵，钱粮一直是执政者的大问题。
但是，苏绰并不因此而束手无策，他从儒家治平的学说入手，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所以，苏绰说，现在国家叛乱未平，军费开支又大，虽然无法做到减少税收造福百姓，但可以做到平均税负。
如何平均？即豪强地主与贫弱的农户、奸巧之徒与老实巴交的人一样缴纳。圣人说，不患寡患不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越是有钱人越能够影响官员从而少向国家交税，越是贫穷的百姓租税越重，这样以来百姓们的心如何能平？）苏绰又说，租调的生产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纺线织布，需要一点点积累，不是说几天就能完成的。所以各级官员必须劝课农桑，让百姓们早早下手做准备。
生产丝绢的地方先要纺纱，生产麻布的地方要早早织布，准备好了，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这样既能把国家所需的赋税收上来，又不影响百姓的生活。
如果不早早准备，需要的时候又急迫，官员们又怕完不了任务上司怪罪，于是打骂胁迫，让百姓立即办理。百姓们没有办法，只好向富商们去采购，富商趁机加价盈利，有钱的人花大价钱购买，没有钱的人只好以付出高额利息的代价举借。纳税的百姓，从此更加穷困潦倒了。收取租税，虽然国家有制度，但说到斟酌贫富，具体在于里长，取决于太守县令们。
如果斟酌得当，则百姓喜悦政治和谐，如果检理无方，奸猾的胥吏趁机夺利，百姓们就会怨声载道。徭役的派发也是如此，如果不仔细研究，却让贫弱的人重徭而到远方戍守，让富强的人轻使而就近戍守，太守县令们这样办差，一点也不体恤民心，这都是王政败坏的罪人。
简言之，苏绰均赋役的中心思想就是公事公办，豪强地主同平民百姓同样纳税服役，不能使富者得利而贫者雪上加霜。这样虽然没有减轻穷人的负担，至少让穷人从心理上不至于产生不满和对抗。这就是六条诏书的全部内容。
宇文泰以身作则，将六条诏令放在办公桌右上方，当做自己每天的必修课、座右铭。同时，他要求百官要针对六条诏书的内容进行学习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牧守令长如果不能精通六条和计账的直接免官。
西魏官场风气为之一振。就在宇文泰进行制度创新，国家治理走上正轨，综合实力逐渐上升的时候，他的对手高欢在晋阳也没闲着，高欢针对州郡官员任意收税的行为，规定调绢四十尺为一匹。以此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但高欢在河南地的改革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东西两方动不动就开战，中原大地屡遭战火的洗劫，河南诸州本来是土地肥沃的大粮仓，因为战乱，如今只落得田地里野草茂盛。老百姓不敢种庄稼，饿死的人不少，老百姓吃不上饭，官府到哪里去纳税，所以官府也陷入财政危机，各项开支也没有着落了。
为解决这个问题。高欢命令各州在沿河及渡口设置粮仓，通过漕运供应军粮，同时防备灾年，以此减轻百姓们的负担，与民休养生息。同时高欢将目光盯上了一种特殊商品：食盐。
幽州、沧州、瀛洲、青州这些靠海的地方是海盐产地。高欢命人开工厂煮盐，盐属于特殊的商品，因为谁也不能缺，谁也得吃，所以国家专营，利润高，高欢的钱袋很快就鼓起来了。老天爷也特别照顾高欢，山东一带接连几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谷物价格贱到九钱一斛，老百姓的日子好过起来。
国家繁荣富强后的副作用就是当政者的野心膨胀。高欢又不安分了，混一东西的梦想让他再次动了兴兵的念头。高欢大军再次出动，自晋阳沿汾水西向。
但是，汾水河畔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西人平地起新城，玉璧成为一个不得不拔的钉子。
经过三次东西大战。两魏元气损伤不少，双方都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因此太平日子过了近三年，首先蠢蠢欲动的仍然是东魏。
东魏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侯景坐镇豫州。侯景虽然识字不多，却有治理一方的大才，他南防梁朝西拒魏军，河南的事从此让高欢高枕无忧。在这种形势下，高欢迫不及待地要同宇文泰再次决一死战。公元542年8月，高欢自晋阳出兵西征
。大军到了玉璧，不走了，汾北冒出来的这座玉璧城令高欢十分头疼，有这么个碉堡杵在这里，他根本不能安心渡河，再笨的人也知道，只要他的主力部队过去了，玉璧的魏军随时会截断他的粮道，没有了后勤保障，仗根本就没法打。
所以，要想痛痛快快地到关中跟宇文泰掐架，首先得过王思政这一关解决掉玉璧。高欢大军将玉璧城围住，但是玉璧地势险要，强攻必然是一场恶战，所以，高欢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
守城的是王思政，当年挟持永熙帝元修的两大奸人之一，高欢一直对他非常痛恨，但是，为了减少点损失，为了能顺利攻占长安，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况冤家宜解不宜结，王思政只要肯投降，咱们还是可以重归于好的。
于是，高欢向城中投书劝降，开出的条件是并州刺史，并州是东魏大丞相府所在，其地位甚至比相州还重要，谁干过并州刺史？高隆之、高澄，他们一个是高欢最信任的兄弟，一个是亲生儿子。为了让玉璧屈服，高欢开出的价码可以说足够高，但是，高欢失望了，他太不了解王思政这个老对手了。
相反，王思政对高欢太了解了，两人虽然在一起共事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貌合神离，王思政把高欢看做独霸朝政挟持天子的权臣，高欢把王思政、斛斯椿看做皇帝身边的奸佞之徒，高欢一直认为，元修出走的罪魁祸首不是他这个大丞相，而是皇帝身边的宵小们。当初，王思政不愿容忍高欢，如今又如何能屈人之下。
何况，王思政现在深得宇文泰的信任，宇文泰把潼关以西的军事行动全权委托给他，他是感激的，何况，以王思政的风度性情，当然不是高官厚禄所能打动的。王思政让长史裴侠回书，裴侠不负所望，写的回信词句壮烈，他在信末反诘高欢：可朱浑道元不远万里去投靠你，你怎么没有让他做并州刺史？
言外之意，并州刺史不过说说而已，做不得真，那么重要的地方，除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