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展，帮助故乡的现代化建设出力。
问题是，中国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了。
事实上，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之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达的国家，即便按照人均国民产值计算，中国也不比美国差多少，如果以购买力为标准来计算人均值的话，中国则过了美国。至于所谓的“现代化”，中国就是标杆，其他国家都得跟着学。比如，中国在战前就实现了电力免费供应，而生产电原料、维持电站、建设电力输送网络与电力基础设施的费用，全部由政府税收承担，居民在全国平均水平内的电力使用全部免费，只有过平均值的部分才需要交纳“社会公共资源占用税”，而这笔每年有上万亿元的税收，全部用来维护国家电力基础设施。要知道，在战前，人口过一亿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电力免费供应。此外，城市供水、生活用燃气供应、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使用权等与民生有直接关系的社会资源，要么已经实现了免费、要么在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免费，即国民的基础消费都通过税收支付。
什么叫现代化？
这就叫现代化，而且是比西方国家还要彻底的现代化。
当然，中国立下的标杆，还不止这些。
当时，中国已经完全废除计划生育制度，开始鼓励国民生育后代。原因很简单，在获得了几乎无尽的能源、以及农业生产不再需要依靠土地之后，一个国家能让多少国民过上富足的生活，不再由自然资源决定，而是由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或者说是生产效率决定。以中国在战前的生产效率，一个劳动力就能养活十个、甚至更多的人口，因此人口增长对中国已经没有明显影响。
为了鼓励生育，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规定一对夫妇在生育子女之后，其中一方可以不参加工作，由政府通过社会公共保障基金，提供相当于当地平均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社会抚育金，而出台这项政策的根本理由就是，孩子不是父母的个人财产，而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因此社会有义务承担抚育责任。如果夫妇养育的子女达到或者过三个，那么在最小的孩子年满六岁之前，那么该家庭就能获得相当于当地平均收入百分之二百四十的社会抚育金，而且在最小的孩子年满六岁之后，夫妇中的一方能够在未来六年之内，继续领取相当于当年平均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社会抚育金，直到找到合适的工作为止，另外一方则能在半年之内接受由政府提供的再就业培训。
可以说，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人口结构。
要知道，在全球自然灾害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口已经降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最低的时候在七亿左右。随后十多年，人口逐渐恢复正增长，并且在大战爆前五年，迎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生育高峰。
除了鼓励生育，中国还在其他社会福利上进行了全面改革。
教育制度上，除了全国性质的十二年义务教育之外，部分较为富裕的地区还出台了更加详细的教育政策。比如在上海与广东，十二年义务教育分成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与国家基本义务教育一样，第三阶段则分成了两种形式，一是三年的劳动技能培训，二是三年的素质培训。前者，主要面向社会工作岗位，由政府与用人企业协商，确保接受了劳动技能培训的学生能在出身社会之后找到工作，就业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者，主要面向高级教育，即在结束三年的素质学习之后，学生将向大学提交入学申请、参与大学的入学录取考试。
最初的时候，参加素质培训的学生非常多，毕竟传统教育观念摆在那。
只是到二零五零年前后，社会风气生了转变，主要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反而不如掌握了劳动技能的中学毕业生，而且大学毕业生在工作的前十年的收入，比中学毕业生低了百分之二十，随后十年与中学毕业生持平，要到二十年之后，才过了中学毕业生，而在二十年之后，大部分掌握了一技之长的中学毕业生已经是所从事的工作中的骨干了，收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再说了，谁愿意在四十岁之后才迹？
结果就是，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天平开始倾斜。虽然在大战爆前，两者还没有达到平衡状态，但是只要展下去，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就能达到平衡状态，从而避免出现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
要知道，大部分社会工作岗位，实际上都不需要大学生，技能娴熟的中学生就足够了。
在医疗方面，虽然中国在大战前还没有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保障，但是在大战期间，该制度已经得到落实，常见疾病都在免费医疗保障的范围之内，而且凭公民身份证号码来获得对应的医疗保障服务。
有趣的是，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的时候，中国的税收比例并不高。
大战爆前一年，中国的税收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七，而且包括了地方税收，比社会福利相当的北欧国家低了大约二十个百分点，比法国、德国等高福利国家低了十五个百分点，比美国都低了五个百分点。
当然，西方国家觉得中国的税收比例有很大的水分，实际应该在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五之间。
事实上，就算按照百分之五十五计算，也低于北欧国家。
导致中国在实现高福利的同时，保持低税收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聚变核能带代表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的总体成本，使政府在维持较低税收的时候，能够实现高福利。
当然，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中国实际上是在用整个地区经济体来供养几亿国民。
要知道，与美国为主的地方经济体相比，以中国为主的地方经济体中，其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了许多。战前，只有中国算得上是真正的达国家，像展较好的巴基斯坦、朝鲜与马来西亚等国，只算得上是准达国家，而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都还不是达国家。在以美国为的地区经济体中，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与英国都是达国家，墨西哥、巴西与南非是准达国家，即便是展中国家，总体水平也比较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战前的基本社会体制，可以国取胜的基础。
要知道，在富裕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为，正是通过过去近四十年的对外扩张，打下了国家强大的基础，让公民富裕了起来，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满足，或者说都知道，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捍卫幸福的生活，也才能获得更加幸福的未来。
结果技术，在战争爆后，中国公民的积极性最高，远远过美国。
这种积极性，在战争中转化成了强大的战争实力。
（第二百五十七章 切入点 文字暂缺）
正文 第二百五十八章 金融战略
第二百五十八章 金融战略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最主要的战胜国不是债权国，而是债务国，而且是全球头号债务国。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在大战结束的那一天，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一千六百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在过去四年多里，平均每一天产生一万亿的战争债务，而手持借条的就是东方同盟集团的其他成员国。
显然，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要知道，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战胜国都是债权国，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而且这个债权国就是美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通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向盟国借款，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英国手里接过了世界霸主的权杖，成为了全球头号超级大国，也成功取代英国成为西方领袖。
这次，中国的玩法与美国完全不同。
可以说，这是中国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金融战略。
从时间上看，在大战爆发前二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就针对世界大战制订了一整套完整的金融战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最初制订这套金融战略的不是中国政fu官员，而是一位归国的华商，即从未登上世界首富的位置、却是全球公认的最富裕的人，曾经在中国商政两界呼风唤雨的盛世平。
从时间上看，盛世平力推的金融战略，在黎平寇担任总理期间就开始实施了。
别忘了，黎平寇与盛世平是同学，两人的私交非同一般，而黎平寇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就经常与盛世平碰面。后来，黎平寇在当上国家元首之后，推行的很多经济改革政策都与盛世平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民营资本能在黎平寇主政的二十年里，以举世震惊的速度发展壮大，最大的功臣不是黎平寇，而是盛世平，因为黎平寇本人并不是非常了解中国的民营经济。
当时，盛世平甚至被外界称为“中国的影子总理”。
盛世平所推行的金融战略，就是用债务取代债权，通过巨额债务，把更多的国家绑定在中国利益之上。
说得直接一些，其他国家持有的中国债权越多，就会越支持中国。
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战败了，那么其他国家持有的中国债权就将变成白纸，甚至连白纸都不如。
问题是，这是最核心的金融战略，不到世界大战就派不上用场。
要知道，在和平时期，全世界最多只有一个国家敢这么做，因为在任何一段和平时期内都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掌控全球金融，因此也就只有这个国家有能力扩大债务规模，让全世界为其买单。
事实上，之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在巅峰时期，美国欠下的债务，就算把美国拆散卖了都偿还不了，可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破产。主要就是，那些持有美国债券的国家绝对不会让美国破产，因为美国破产，就意味着它们手里的债权将作废。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就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那么，在和平时期该怎么做呢？
盛世平采用的办法很简单：提高人民币的币值。
从表面上看，只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购买力增强。更深层的，则是人民币在升值的同时打压了美元。
结合一些其他金融政策，就成了打击美国的最好武器。
甚至可以说，在美元不再是全球金融唯一的核心载体的时候，美国就已经输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时，最为显著的政策，就是中国首先让货币与黄金等贵重金属挂钩。
不可否认，如此极端的金融政策给中国制造了很多麻烦，比如造成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怪异现象。当然，这也不怪异，因为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就成为了国际游资的避风港，而大量境外资本涌入，必然导致国内流动性增加，从而导致货币的实际购买能力降低。
只是，这一政策，也彻底改变了国际金融秩序。
要知道，当人民币的保值性超过了美元，那么美元就不是唯一的核心货币了。
当然，这得有个前提，即中国有与美国相当的经济实力，不但要有能够为其他国家自由进出的国内市场，还要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却有必须有的东西，比如由尖端科技带来的先进产品。
说得简单一些，要让其他国家接收人民币，除了要让这些国家的产品能够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之外，还得让它们能够拿着人民币，在中国、而且只有在中国才能购买到国家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产品。
当然，这也是美元能够独霸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础。
要知道，在美国鼎盛时期，美国生产的很多产品，其他国家都没有，比如在信息化时代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高端商用计算机处理器。直到二零二五年，美国都是全球唯一能够生产高端商用计算机处理器的国家。当然，美国的独门绝活绝对不止这一样，还有很多，数都数不过来。
所幸的是，可控聚变核能技术为中国提供了类似的物质条件。
结果就是，中国只用了十年就取代了美国，让人民币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影响范围最广的货币。
只是，中国没有走美国的老路，即在夺取金融霸权后就在货币上做文章。
当然，这也与现实情况有关，即在大战爆发前，人民币、美元与欧元三足鼎力的全球金融格局已经形成，如果中国在货币上做文章，比如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掠夺其他国家，肯定会遭遇滑铁卢。
事实上，大战爆发前的十年，可以看成是全球贸易最为公平的十年。
主要就是，中国、美国与欧盟相互制约，都不敢轻易在货币上做文章，从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较为公平的贸易环境。
在此期间，人民币仍然在升值，即便速度不快，趋势也没有调转。
可以说，这是盛世平所推行的金融战略中，最为关键、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步。
要知道，在全球自然灾害结束之后，中美全面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谁都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会打起来。
当时，美国政fu一直在抑制美元升值。
虽然美元也没有大幅度贬值，但是在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衬托下，也就在变相贬值，从而使美国经济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大战爆发前十年飞速发展，甚至大有反超中国、重新夺回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的趋势。
可惜的是，这最多只是回光返照。
战后，就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金融政策，特别是维持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政策，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正的导火索。原因有二：一是人民币升值严重威胁到了美元，从而有可能把美元排挤出国际金融领域，从而迫使美国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二是美国经济持续十多年的飞速增长，给了美国的精英份子一个假想，即美国的综合国力不比中国差多少，只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就能战胜中国。
基于这两点，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在大战爆发前，人民币没有继续升值，哪怕也没有贬值，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会在二零五二年爆发，很有可能延迟十年，而在十年后，美国肯定没有信心战胜中国。
当然，这种看法有点偏颇。
只是，道理却是正确的，即人民币在战前升值，绝对是中国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要知道，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十分强烈的情况下，各国都在增持中国债权，甚至连美国的几大金融集团都加大了中国公债的持有量。结果就是，在大战爆发的时候，人民币的实际币值已经被大幅度高估。
对中国来说，这绝对是好事。
原因就是，在战争初期，中国可以在人民币的币值被高估的时候，大量发债，然后在海外大量收购各类战争物资，而随着人民币的币值回落，或者说贬值，等到中国需要偿还债务的时候，负担已经大大减轻。
结果就是，中国在大战期间欠的债越多，反而越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要知道，欠的债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掌握的战争资源越多，意味着在货币严重贬值之后实际偿还量越少，更加意味着那些大量持有中国债务的国家必须全力支持中国，以免手里的债权变成废纸。
可以说，这也正是盛世平制订的这套战争时期金融战略的精华。
也许，在制订这套金融战略的时候，盛世平并没有想到，巨额外债，还会成为中国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谈判筹码。只是不可否认，正是盛世平这个很少抛头露面的华商，在二十多年前，就为中国打下了胜利的基础。要说贡献，盛世平绝对不在黄瀚林等国家领导人之下。
当然，能够有此认识的人并不多。
所幸的是，黄瀚林是黎平寇培养的领导人，而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