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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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海洋- 第5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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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俄罗斯肯定会在年内入侵伊朗,而伊朗军队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按照李明阳的估计,如果俄军得到了美军支持,伊朗很有可能在开战一周之后丢掉德黑兰。

这下,新的问题出来了。

要不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稳住战线?

戚凯威坚决反对出兵伊朗,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条铁路线,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开辟第二块地面战场,而且这也会严重分散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既然海路已经打通,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他看来,把伊朗变成俄军的泥潭,反而更有价值。

要知道,伊朗有数千万人,而且国土面积并不狭窄,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伊朗人也较为好战。

这些因素,都应该得到发挥与利用。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他在大陆方向上的战略进攻不受影响。

可惜的是,这次不但牧浩洋反对,连黄瀚林都明确表示,如果伊朗遭到入侵,中国陆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部队派过去,与伊朗军队并肩作战。至于围魏救赵战略,必须等到伊朗战线稳定下来之后。

在黄瀚林表明立场之后,戚凯威也不再坚持,也没有办法坚持。

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回到总参谋部之后,牧浩洋除了要跟戚凯威扯皮,还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日,就任战争部长的第三天,牧浩洋在临时安排的会议地点,接待了来自全国的数百名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然后在会议上打出了他担任战争部长的第一张牌:战争期间各大企业必须以保证产量为主,不得以拖欠款项等任何名义影响工业产能,并且遵守政府产业规划的统一安排。

为了增强“说服力”,牧浩洋还暗示这些工业巨子:谁不听话,谁就出局。

虽然在会议上,企业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采购款项不到位,企业将无法及时支付工人工资,无法采购工业原材料与工业设备,也就无法按时完成政府订单,但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这些中国民营资本的佼佼者都给出了让牧浩洋满意的答复,即只要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就会全力以赴的配合国家的战争政策,不遗余力的支持军队的作战行动,尽到公民的基本义务。

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二天,牧浩洋就去见了黄瀚林,然后去找了杜小蕾。

在工业动员上,黄瀚林已经做出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政府管制,即不再以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由政府配给与调控为住。只是杜小蕾觉得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上。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府提供担保贷款。

按照杜小蕾的说法,在政府的信用额度用完之后,还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最后才轮到政府管制。

当然,对这些问题,牧浩洋也不大清楚。

他只需要一个结果: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绝对不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军队的供应必须得到保证。

显然,杜小蕾的答复没有让他失望。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在二零五二年底,中国的经济体系就已经进入战争轨道,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别的不说,杜小蕾在十二月中旬推出的担保措施,就让数十万中小企业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而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大战期间,一家转移到江西的浙江电子企业,所生产的惯性导航仪的几个关键零部件,占到了战争期间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家企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名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已有三千多名员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能够如此迅速的进入战争状态,牧浩洋的贡献最大。

要知道,早在二零三八年,也就是全球自然灾害结束时,牧浩洋就着手制订全国性的战争规划项目。虽然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早期则集中在装备建设上,但是肯定得于工业打交道。根据周渝生、李明阳与马明涛等人回忆,牧浩洋在制订战争规划时,首先做的就是对工业进行摸底,然后以军事需求量划分等级,以确定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而他做的这些事,在战时就是动员标准。

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牧浩洋只负责制订总体规划,落实到细节上,以及具体实施,仍然是由杜小蕾领导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

稳住了国内企业家后,牧浩洋还通过他的影响力,对周边国家采取了行动。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十二月七日,牧浩洋以战争部长的身份,接见了巴基斯坦、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驻华武官,首次向这些盟国提出,应该在工业生产上与中国同步,而中国则提供全面安全保障。

此后,牧浩洋还单独会见了印度的军事代表,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虽然要到二零五三年四月份,即杜小蕾在北京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会议”时,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经济整合方案,开始着手整合同盟国集团的经济力量,重新规划集团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牧浩洋在此之前的举动,等于提前给盟国打了招呼,为杜小蕾在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时,最值得重视的,正是集团中实力仅次于中国的印度。

虽然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印度一下子跌落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随后几年中,欧盟也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帮助印度进行战后重建,反而利用重建,从印度获取了大量利益,但是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相对广袤的国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实力。

七年间,印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的不说,到大战爆发时,印度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仅有百分之六十。此外,印度每万人享有的医疗设施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座增加到了…五座。根据印度在二零五零年做的全国人口普查,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八岁,恢复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前的水准。在生活环境上,印度的人均居住面积由二点三平方米提高到了四点七平方米,人均日摄入卡路里由一千八百大卡提高到二千七百大卡,基本上摆脱了贫穷。

当然,这些粗略的统计数据还不能完全说明印度的变化。

根据国际机构在二零五零年做的统计,印度的基尼系数为四点二,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高达五点八。

这个数据表明,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后的五年间,印度的贫富差距大幅度缩小。

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印度社会逐渐趋于稳定。

毫无疑问,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到大战爆发前,印度已经基本上恢复了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的创伤,成为南亚地区产值最大的工业国。

当然,这并不表明印度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与当初的中国一样,印度在工业化道路上也选择了类似的方法,即首先发展轻工业,以此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在完成了基础积累之后,再稳步发展重工业,最后才是向高端工业进军。

对印度人来说,这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好的生活环境。

对中国来说,这则意味着能够充分利用印度的人力资源,获得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与产能巨大的工厂。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中获得的战争红利。

到大战爆发时,印度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向中国出口数万亿元的货物,同时从中国进口数万亿元的产品。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鞋类、成衣、生态农产品、家具与装饰品,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主要是工业机器、汽车、飞机、高端电子产品、新型船舶与工厂农产品。

频繁的双边贸易往来,已经使印度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体。

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印度不但建立起了轻工业体系,还在重工业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大战爆发的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四千七百万吨。

虽然与真正的工业强国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同一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八亿吨、美国为…二亿吨、俄罗斯为一点七亿吨、欧盟为二点四亿吨,连巴西与南非都超过了一亿吨。但是纵向比的话,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要知道,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印度的钢铁产量也就只有五千万吨。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在重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其地位大幅度提高。

要知道,战争期间,重工业至关重要。

别的不说,到二零五四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产量突破了五亿吨,可实际需求却高达五点八亿吨。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一亿吨。也就是说,印度的钢铁产量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

事实上,印度真正的重要性,还是在其轻工业上。

当然,牧浩洋并没认识到这一点。作为总参谋长,他在乎的只是印度的重工业能够为中国的战争机器提供多大帮助。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中国能在战争期间保持国内稳定,最大的功臣就是印度,准确的说是印度的轻工业,因为正是来自印度的大量轻工业产品,确保中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不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比大战爆发前有所提高。也正是有了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中国的社会环境才能在大战期间保持稳定,也才能倾尽所能的进行军事投资。

所幸的是,牧浩洋知道印度的重要性,不管其出发点是否正确。

也正是牧浩洋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就率先在地区经济体内采取行动。

要知道,美国直到二零五三年底,才在地区经济体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工作。

由此可见,黄瀚林任命牧浩洋为战争部长,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

以牧浩洋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舰队指挥官、也不仅仅是一名能够担当重任的总参谋长,更是一名出色的战争管理者。

第七十九章 另辟蹊径

第七十九章 另辟蹊径

作为战争部长,过问经济事务,明显有越职之嫌。要知道,在国务院中,有专门负责经济的部门。按照黄瀚林对战争部做出的职权规划,在经济问题上,战争部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直接干预。

当然,战争部有其独特的地方。

最独特之处就是,战争部不在国务院之下,而是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的机构,更像是国务院与总参谋部的中间人,而且战争部长直接向元首负责,不向总理负责,在职务上明显高于国务院的部门。

由此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国防部该干什么?

事实上,战争部就是得到强化的国防部,而且在年底,战争部正式成立时,大部分人员就来自国防部。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黄瀚林成立战争部,而不是提高国防部的地位,主要还是为了绕过一个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问题,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冲突。如果直接提高国防部的地位,肯定会削弱总参谋部,而在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明显高于国防部。结果就是,黄瀚林只能绕过国防部,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而且让已经是总参谋长的牧浩洋兼任战争部长,以此整合国防部与总参谋部。

可以说,在政治手腕上,黄瀚林确实高人一等。

通过成立战争部,中国军事力量的两大指挥机构完成了无缝整合,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军队的运作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避免了毫无意义的政治纷争。

当然,作为战争部长,牧浩洋的主要职责就是规划与使用军事力量。

在暂时没有大仗可打的时候,规划军事力量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客观的讲,在二零五三年底之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环境很不乐观,在战略上毫无优势可言。看得更长远一些,最快也要到二零五四年底,在全面战争动员产生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在战略上夺得主动权。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也最多只能缩小战略差距。

这一切,都与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规划有关。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军建设,因为在中美对抗中,海军是第一力量,只有在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空军与陆军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压倒了一切。

别忘了,中国与美国之间隔着占了地球表面积一半的太平洋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靠近美国本土的前沿基地,而美国却在中国本土周围拥有大量前进基地。

从军事角度来看,美国只需要保持已有的海军优势,就能把重点转向空军与陆军,而中国却必须首先在海军上占据优势,才能获得让空军与陆军发挥作用的机会,即中国的军事战略处境远不如美国。

问题是,海军建设周期远超过空军与陆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在战略上最突出的缺陷。

要知道,建造一艘“泰山”级超级航母,就算不包括设计时间,而且完全按照战时标准施工,也需要两年。也就是说,即便中国海军在二零五二年底开始增加航母订单,也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能建成。

也正是如此,牧浩洋认为中国海军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有机会获得战略优势。

当然,这是非常乐观的估计,因为美国也会以同样的速度、甚至是更快的速度建造大型战舰。

十二月上旬,牧浩洋在战争部长位置上,签署的第一份部长令就是扩大“泰山”级航母的建造规模。

按照他签署的命令,四大主要造船厂除了在年内开工建造八艘“泰山”级之外,还要在二零五三年三月底之前开工建造四艘,并且在二零五三年六月底之前,完成四座新增大型船台的建设工程,争取在二零五三年九月底开工建造四艘超级航母,最终目标是在二零五三年底把能够建造超级航母的大型船台增加到二十座,在二零五四年底达到三十六座,使超级航母大批量建造。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宏伟,但是又非常难以实现的目的。

别的不说,大连造船厂、青岛造船厂、江南造船厂与广州造船厂就算扩建,也最多只能建设二十座大型船台。如果要继续扩大超级航母的建造数量,就得开辟新的造船厂,或者提高其他造船厂的建造能力,而这就绝对不是一年、甚至两年就能完成的工作,保守估计至少需要三年。

显然,牧浩洋的这道部长令,像是在拔苗助长。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也与紧迫形势有关。此后不久,牧浩洋就认识到了他所下达的部长令根本不可能完成,即便造船厂能够修建足够多的船台,配套工业设施也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造船需求。

结果就是,到二零五三年初,牧浩洋修改了这道命令。

按照他重新做的规划,四大造船厂的主要任务不是扩大造船规模,而是通过改进建造技术缩短船台周期。如果能把超级航母的船台周期缩短到一年之内,就算只有十六座大型船台也足够了。

事实上,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也就只有十六座大型船台在建造超级航母。

当然,海军要建造的不仅仅是航母。

客观的讲,如果中国海军把重点放在航母上,肯定无法在二零五四年底超越美国,因为美国有着规模更加庞大的航母建造计划,而且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就拥有比中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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