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潜艇威胁还是次要的。
随后的调查,证明了他的观点。“班布里奇”号被鱼雷击中的时候,并没有启动反潜探测系统,因此没有发现逼近的鱼雷。当时在“班布里奇”号前方大约十公里处的一艘反潜驱逐舰探测到了鱼雷,并且发出了警报,只是没被“班布里奇”号收到。因为里根命令保持无线电静默,反潜驱逐舰用定向通信系统发出警报,而“班布里奇”号通信军官已经阵亡,所以无法确定巡洋舰为什么没有收到警报。由此推断,美军联合舰队有足够的反潜力量,只是没有善加利用。
此外,“美国”号的反鱼雷手段也得到了证明。
对里根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军联合舰队已经暴露行踪,而且中国军队的侦察机很有可能正在赶过来。
在舰队作战中,暴露行踪离战败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更重要的是,到这个时候为止,他派出的侦察机依然没有发现中国舰队。
两点过,尼克松准将再次提出异议,要求进行全方位搜索,特别是迪戈加西亚附近,以防遭到突然袭击。
可惜的是,里根少将再次否决了尼克松的提议。
这次,里根没有做错,因为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找到中国舰队,而是要不要全面修改作战计划。
有足够多的理由让他相信,美军联合舰队再也不可能隐蔽行动了。
到了两点半,一架从北面飞来的反潜巡逻机证明了他的判断,因为那架巡逻机不但使用了对海搜索雷达,还在离美军联合舰队大概三百五十公里处紧急转向,等到美军战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飞出了防空导弹的拦截区域。
里根别无选择,只能安排预警机与舰载战斗机升空,扩大防空范围。
现在,摆在里根面前的选择是:前进,或者后退。
前进的话,就得承担在不知道中国舰队行踪的情况下作战的巨大风险,后退则必然会丢掉迪戈加西亚。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里根最应该做的是尽快做出决定,而不是权衡利弊。
美国联合舰队继续前进,就得扩大搜索范围,并且尽可能的呆在中国岸基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外。虽然态势对美军联合舰队非常不力,但是美军拥有较为可观的兵力优势,也就能在加强侦察力度的同时,保留一支与特遣舰队旗鼓相当的航空打击力量,从而获得与特遣舰队一决雌雄的机会。
事实上,因为美军有六艘航母,其中三艘还是性能与“泰山”级差不多的“美国”级超级航母,所以美军在舰载战斗机的应用效率上拥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在大批派遣侦察机之后依然有较为明显的打击优势。
选择撤退,也不见得是坏事。
在这种情况下,牧浩洋将别无选择,只能让登陆舰队出发,提前发动攻打迪戈加西亚的作战行动,而特遣舰队也别无选择,必须机动到马尔代夫群岛海域,为登陆舰队提供掩护与支援。
也就是说,只要登陆战斗打响,特遣舰队就将失去作战灵活性。
换句话说,美军也就有更大的把握判断出特遣舰队的行踪。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最糟糕的结果就是犹豫不决。要知道,在里根犹豫不决的时候,美军联合舰队依然在以三十三节的速度向西航行,而且行踪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而牧浩洋等待的机会也正在到来。
非常可惜的是,里根在这个时候确实有点举棋不定。
事实上,这与他的服役经历有关,因为他在当上航母战斗群指挥官之前是舰队的航空作战参谋。
这个岗位,要求尽可能的细致。
从某些方面来讲,里根与杨禹方非常相似,两人在考虑舰队作战的时候,都会尽量想得周全一些,而且在考虑好之前不会动手。在某些时候,这是稳重的表现。在特殊情况下,却是浪费时机。
显然,乔丹上将让里根来指挥联合舰队,恐怕就是觉得他非常稳重吧。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里根既没有做出决定,也没有继续与尼克松商量,而是在单独思考。
如果他是一个杀伐决断的人,这不是大问题。
问题是,他不是一个杀伐决断的人。
凌晨…,第一批侦察机返航,此时第二批侦察机已经到达了最大侦察半径上,而且没有一架发回消息。
也就是说,第二批侦察机也没有收获。
…半,里根批准了第三轮侦察行动,而且要求由第三舰队派遣侦察机。
原因很简单,前两批侦察机都是第四舰队出动的,而且返航后的第一批侦察机刚刚降落到航母上,还有部分停留在飞行甲板上,三艘“美国”级航母的出动效率都不高,暂时无法让侦察机升空。
尼克松接受了这道命令,而且擅自修改了侦察方案。
按照他的部署,除了应里根的要求向西面与北面各派遣三十六架侦察机之外,还让三艘航母各增派了四架侦察机,集中搜索西北方向。
尼克松的这个举措,差点拯救了美国联合舰队。
要知道,当时特遣舰队就在迪戈加西亚西北方向上,准确位置在马尔代夫群岛的马累岛以西大约七百公里处。
从战后公布的一些资料来看,如果牧浩洋在凌晨的时候采纳了龚继飞的建议,向东南靠近美军联合舰队,那么在天亮前,也就是六点左右,至少会遇到一架尼克松向西北派出的侦察机。
所幸的是,牧浩洋没有采纳龚继飞的建议,依然让特遣舰队呆在美军侦察机的搜寻范围之外。
事实上,美军联合舰队的第三次侦察行动并不顺利。
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至少有七架侦察机与中国海军出动的反潜巡逻机遭遇,不得不提前结束侦察行动。
虽然这些偶然遭遇,也给美军提供了帮助,比如至少让美军联合舰队在天亮之前没有再次被反潜巡逻机发现,但是也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这些侦察机都是在向北飞行的时候遇到反潜巡逻机的。
结果就是,里根由此认定,特遣舰队就在北面,也就是马尔代夫群岛东面。
里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战后,里根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提到,当时他做出这个判断主要靠直觉,而且认为中国海军会适当加强舰队方向上的掩护力度,因此觉得,中国舰队最有可能出现在反潜巡逻机较为频密的方向上。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判断。
要知道,反潜巡逻机属于岸基航空兵,根本不由特遣舰队指挥,而是由坐镇总参谋部的周渝生调配,其活动与特遣舰队没有任何关系。更重要的是,用反潜巡逻机执行搜索侦察任务根本无法为特遣舰队提供有效掩护。要起到掩护作用的话,就应该让反潜巡逻机执行其本行任务,即反潜搜索。
事实上,当时美军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侦察机遭遇的反潜巡逻机不是在搜寻潜艇。
原因很简单,这些反潜巡逻机都是单独行动的,而在对付高性能潜艇时,反潜巡逻机一般以双机或者三机编队活动,单独行动的作战效率并不高,只能对潜艇起到吓阻作用。也许正是如此,里根才认为反潜巡逻机在掩护特遣舰队,因为当时在马尔代夫群岛以东,正好有几艘美军潜艇。
直到天亮,里根才下令转向。
不是撤离战场,而是向北航行,准备攻击藏在马尔代夫群岛东面的中国舰队。
毫无疑问,正是这位被乔丹上将寄予厚望的海军少将的愚蠢行为,最终葬送了美军联合舰队。
有趣的是,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里根少将竟然非常无耻的把责任推卸给了曾经拯救了舰队的反潜作战参谋,认为是反潜作战参谋的疏忽,使舰队遭遇了中国潜艇,损失了两艘大型护航战舰,导致舰队暴露行踪。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不是反潜作战参谋及时出动了六架反潜巡逻机,而且准确判断出了威胁方向,那艘“黄貂鱼”级全电动潜艇就有足够的时间发射第二批鱼雷。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美军联合舰队再次遭到鱼雷攻击,恐怕损失的就不是两艘护航战舰了。
不管怎么说,这次转向,把美军联合舰队带上一条不归路。
第六十章 陌生的战场
第六十章 陌生的战场
战后,很多人把美军在“第二次迪戈加西亚海战”(大战爆发时,美军偷袭中国海军西印度洋舰队的战斗也在迪戈加西亚附近进行,被称为“第一次迪戈加西亚海战”)遭受惨败完全归责于里根的错误判断,也有部分人认为,主要原因是里根少将与尼克松准将产生的严重分歧。
从本质上讲,除了里根要为优柔寡断负一点责任之外,主要还是美军自身的问题。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美国在过去三十八年里所奉行的基本战略。
二零一四年爆发的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当局一直奉行“不接触政策”,即不再以直接对抗的方式来遏制中国,而是通过扶持中国的敌对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强国来牵制中国。
这个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间,虽然美军打了几场战争,但是都是小打小闹,算不上大仗。
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却在三十多年里,经历了数次大规模战争。
从经济上讲,美国显然获益良多。按照一些人的估计,如果美国在中国所经历的几场战争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或者更加直接的军事策略,仅在两次印度洋战争、以及两次中日之间的战争中,就要遭受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美国奉行的“不接触政策”,不但没有使美国遭受直接损失,还为美国赚得了不少利益,创造的经济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问题是,美军却因此错过了锻炼的机会。
要知道,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前,美军的战斗力、素质、组织结构等等,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如果朝鲜不是中国的邻国,哪怕只隔得稍微远一点,中国军队都不可能在二零一五年击败美军。
美军能够拥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与其长期经受战火洗礼不无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军是参战次数最多的军队,而且美军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与频繁参加战争有关。
可惜的是,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美军就很少参加真正的战争了。
相反,在此之后,中国军队却频繁出现在战场上,而且打了好几次货真价实的大仗,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海军就是打出来的。
如果没有东海战争、如果没有两次印度洋战争、如果没有中南半岛战争、如果没有对日战争,中国海军绝对不会拥有二零五二年的成就,甚至不大可能找准发展方向,也就不可能打造出经验最丰富的舰队。
在这其中,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与中日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印度洋战争,让中国海军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下作战,中日战争则让中国海军学会了如何在广袤的大洋上作战。
这些经验,都是无形的、而且无价的资产。
与之相比,美国海军却开始严重缺乏打大仗的经验。说得不客气一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海军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利用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舰队,以及如何用这支舰队来取得战略性胜利。
从战略角度讲,美国海军从一开始就犯下了严重错误。
以战争爆发后的情况来看,美国海军不应该急于把兵力集结到西太平洋上,而是应该首先拔除中国的外围军事基地群,比如在南亚与东南亚用兵,打击中国的软肋,消耗中国的作战力量。在舰队部署上,美国海军最多只需要在西太平洋上留下六支航母战斗群,保持最低限度的战略威胁,把九支航母战斗群集中部署在印度洋上,以澳大利亚与迪戈加西亚为基地攻打中国在南亚与东南亚的军事基地,瓦解几个意志不太坚定的国家,比如斯里兰卡与印度尼西亚,并且迫使中国舰队到印度洋上决战。在彻底打垮了中国海军之后,再在西太平洋上发动战略进攻。
果真如此的话,牧浩洋很有可能被迫出兵西太平洋。
在菲律宾海与美军决战,中国舰队的处境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别的不说,菲律宾海过于狭窄,供舰队活动的空间远不如印度洋。此外,关岛的军事设施比迪戈加西亚完善得多,部署军队的能力也强大得多,而且处于美国核心战区,能够得到足够的掩护。只要美军充分利用关岛,就很有可能在只动用六支航母战斗群的情况下,在菲律宾海歼灭中国海军。
当然,这种战略层面上的错误,绝对不是由一个因素、或者某个人导致的。
从根本上讲,美军的战略重点是速胜,即在中国完成全面战争动员,远超美国的战争潜力全部爆发出来之前就击败中国,因此美军就必须尽快在战略上取得突破,获得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西太平洋上打开突破口,然后对中国进行战略轰炸,削弱中国的战争生产力。
可惜的是,美国却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
要知道,如果美国暂时放弃印度洋,而且稳住以色列,不在中东点火,就有能力把十五支航母战斗群集中在西太平洋上,至少能动用十二支航母战斗群,以绝对的兵力优势压垮中国海军。
从战后披露的资料来看,导致美军犯错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军对战局预判不够准确。
当时,连乔丹等人都没想到,战前的突然袭击,能够消灭中国太平洋舰队,而且随后就消灭了中国的西印度洋舰队,把中国海军三分之二的主力战舰送入了海底,几天之内就掌握了绝对兵力优势。
这个预判上的错误,产生的影响很难用语言说明。
要知道,在制订战略计划的时候,美军只指望能够重创中国海军,扩大舰队规模上的优势,而没有想过能够打残中国海军。结果就是,美军在战略上不敢放弃印度洋,也就不得不在印度洋上动用重兵。因为战略计划直接决定了战争前的准备工作,比如兵力部署、物资调运、保障支援等等,所以在战争正式开始后,如果情况与预料的有出入,就需要很多时间重新部署。
拿舰队作战来讲,在战争爆发前,美军花大力气扩大了珀斯港的基础设施,还在达尔文港修建了可供航母停靠的深水码头,在澳大利亚西北地区修建了数座空军基地,增强了兵力部署能力。相反,在太平洋方向上,关岛的阿拉普港、瓦胡岛的珍珠港、乃至本土的圣迭戈港的基础建设都没有扩大,容纳与支持舰队作战的能力非常有限。以当时的情况,美军最多只能在西太平洋上部署十二支航母战斗群,而且理想状态是九支,达到十二支,必然会降低舰队的作战效率。
这些因素,导致美军在情况已经出现变化的时候,还是得按照原计划行动。
在战略层面上都存在这么多的问题,美军内部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美军的前线指挥官,特别是舰队指挥官来说,最欠缺的就是作战经验,特别是指挥大舰队进行制海作战的经验。
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军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性质的制海作战。
即便在美苏冷战、以及中美冷战时期,也是以海上对抗为主,根本没有作战机会,而美军参与的战争,根本不涉及制海作战,因为在这些战争中,美国的对手都很弱小,根本无法对美军舰队构成威胁,更没有能力在海洋上挑战美国海军。如此一来,美军舰队指挥官的经验,往往来自与对手,即中国海军在几场大规模海战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间接性质的学习与借鉴,显然比不上直接参与。
当时里根的表现,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二十六日凌晨,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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