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个时候,巴拉姆不干了。
原因很简单,已经有足够多的情报表明,中国陆军第十三集团军已经在大马士革南部地区部署就位,而且其先头部队已经加强了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的叙军防线。一支深入到苏韦达省的以军侦察兵还在这里发现了中国陆军的突击集群,只是事后证明,当时在苏韦达省活动的只是一支勘测与工程部队。
根据中国陆军的作战记录,蒋博文少将的第一个安排就是扩大叙军防线,在苏韦达省设立新的防区。也就是说,蒋博文少将已经对以军的部署产生警觉,意识到以军很有可能从约旦打过来。
摆在巴拉姆面前的现实是:就算借道约旦,也不见得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要知道,第十三集团军的总兵力在四万人以上,相当于八个以军旅,而且其装甲力量明显强于以军。
真要在叙利亚南部地区与第十三集团军决战,巴拉姆没有多大取胜的把握。
受此影响,在十一月十三日,巴拉姆主动提出了两线进攻方案,即在约旦方向保持足够多的进攻力量的前提下,在黎巴嫩方向上发动一次佯攻,设法引开第十三集团军,然后再在南面发动突击。
问题是,这样一来,等于要在三个方向上发动进攻。
要知道,巴拉姆只准备在两个方向上发动进攻,即在戈兰高地上强攻,在约旦方向上快速突击。按照他之前制订的计划,美国援助装备组建的六个旅,将用在戈兰高地上,充当进攻的预备队,并且在不利的情况下负责守卫戈兰高地防线。现在要在三个方向上进攻,这六个旅必须在第一时间投入战斗,而不是等到进攻之后再部署到戈兰高地。也就是说,进攻只能在美国援助到达后开始。
因为船队要十一月十五日才能到达,所以巴拉姆把进攻发起时间定在十六日。
这已经是巴拉姆能够做出的最好安排了,就算以色列军人的素质很不错,也不可能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作战。
问题是,从时间上看,这显然对以军十分不利。
要知道,就算中国不再向中东增兵,第十三集团军也能利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全面巩固叙军防线。
事实上,当时蒋博文少将做的还不仅仅是防御部署。
第三十二章 针锋相对
第三十二章 针锋相对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十一月十日,也就是到达叙利亚的第三天,蒋博文就去叙军前线走访了一遍,了解了前方的状况,特别是叙军的情况。次日,蒋博文就向戚凯威提交了一份作战计划,提出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发动一次决定性进攻,只是提到应该进入约旦,从南面包抄以军。
很明显,蒋博文与巴拉姆想到一块去了。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就算蒋博文有信心攻破以军在戈兰高地上的防线,也会因为损失惨重而丧失冲劲。更重要的是,蒋博文手里只有一个集团军,没有预备队,而在他眼里,叙军又靠不住。
虽然有证据表明,当时第十三集团军的参谋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由叙军担任主攻,第十三集团军负责纵深突破。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先让叙军在以军防线上打开缺口,第十三集团军负责扩大缺口与纵深突击。但是蒋博文肯定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这意味着要让叙军打一场消耗战,不但会因此丧失突击的突然性,还会导致叙军遭受过大损失,从而动摇整条防线。
必须承认,蒋博文的这个选择没有错。
要知道,在他打算进攻的时候,巴拉姆已经备妥了兵力,只要叙军防线上出现漏洞,以军就会趁虚而入。别忘了,巴拉姆是以军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的功臣,也是以军中唯一打过胜仗的将领。以他的才能,就算无法做到超出实际能力的事情,也肯定能够把握住千载难逢的战机。
真让以军打顺手了,后果将很难预料。
当然,蒋博文在这个时候遇到与对手同样的问题,即借道约旦产生的政治影响。
也正是这个原因,戚凯威没有立即批准他的作战方案,而是向牧浩洋提了出来,希望由牧浩洋去跟杜小蕾谈谈,看看能不能在外交上取得突破,让约旦做出选择,至少答应让中国军队过境。
事实上,在十一月五日,杜小蕾就派特使去了安曼。
当时,正是牧浩洋提出的要求。
在牧浩洋的总体战略规划中,下一步就是在中东地区发力,继续消耗美国的军力,迫使美军在印度洋上部署更多的舰队,而且集中在阿拉伯海与亚丁湾,减轻西太平洋的压力,同时为舰队创造进军印度洋的机会。
要知道,如果美军舰队集中部署在东印度洋上,牧浩洋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要让美军把舰队调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以色列施压。
按照牧浩洋的判断,美军肯定在策划攻打西太平洋上的某座岛屿,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冲绳岛,因此美军的地面部队应该主要部署在太平洋战场上。如此一来,美国就很难向以色列派遣重兵。
当然,这还有时间上的问题。
根据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消息,美军正在加快向西太平洋与西南太平洋运送军队,而且在新加坡投降之后,美国必须增强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防止中国军队继续南下,因此美军的主要运力都在太平洋上。
受此影响,美军很难及时向以色列派遣地面作战部队。
别的不说,至少美军的运输机群得留在太平洋这边,不然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增强部署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
没有空运,就只能走海运。
由此造成的影响就是,要到十一月底,美军才有可能到达以色列。
从时间上看,如果能在此之前打一场决定性的地面战争,就算无法击败以色列,中东局势也能稳定下来,并且迫使美国继续向以色列增兵,以保住中东地区唯一的桥头堡,避免迅速在地面战场上战败。
要知道,在战略价值上,以色列不低于关岛与迪戈加西亚。
可以说,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以色列。
如此一来,只要美国全力支援以色列,那么在西太平洋上的攻势就得推迟。
显然,这就是牧浩洋的如意算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加强叙利亚的防御力量,而是在恰当的时候发动一次决定性进攻。要知道,在军事选择上,只要美国做出了保证,以色列就很有可能放弃进攻叙利亚的念头。
如果以防御为主,以军又没有打过来,那么牧浩洋的企图就将落空。
虽然牧浩洋不是陆军将领,但是以他的经验,一眼就看出了约旦的重要性,知道借道约旦是攻击以色列的捷径。
为此,在戚凯威打电话过来前,他就跟杜小蕾提到了这件事。
问题是,杜小蕾的实质性帮助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虽然新加坡不战而降,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的威信,打击了美国的气势,但是当时第十三集团军还没有到达叙利亚,而且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部署了数十个旅,还在戈兰高地方向上部署了八个旅。与之相比,约旦皇家陆军根本不值一提,不但兵力少,装备也非常落后,连官兵的斗志都不是很高。更重要的是,埃及在西奈半岛上的溃败,严重打击了约旦王室的信心,让约旦当局认为,参战只能引火烧身,约旦没有理由为了埃及与叙利亚向以色列宣战。
结果就是,在杜小蕾派出的特使到达安曼之前,约旦国王就重申了中立政策。
为了表明坚定不移的中立立场,约旦国王没有接见中国特使,只是安排一名副部级官员前去接待。
至于这轮外交活动产生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一月十一日,杜小蕾亲自跟约旦首相通了电话,直接提出借道约旦,结果被约旦首先婉言拒绝了。
也正是如此,蒋博文的作战设想彻底落空。
进攻打不成,就只能在防御上做文章了。
前面已经提到,蒋博文早就料到以军会借道约旦,而且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以军要想快速突破,唯一的办法就是借道约旦,不然就得在戈兰高地上打一场消耗战,丧失大纵深突破的机会。
针对这个设想,蒋博文决定扩大叙军的防线宽度,而且改变防御部署。
按照他的安排,叙军仍然得把主力留在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重点盯防戈兰高地,因为就算以军打右钩拳,也会在戈兰高地上发动猛攻,设法牵制住叙军主力,并且在阵地战中消耗叙军预备队,然后再从南面杀过来,通过一次漂亮的迂回包抄,一口气吃掉南部地区的数十万叙军。
只是,在重点盯防戈兰高地的同时,叙军得把防线向东延伸到苏韦达省南部的布斯拉。
当然,蒋博文没有对叙军提出过分要求,这条防线的强度并不高,在接近五十公里的正面宽度上,只有两个叙军步兵师,后面还有一个装甲旅做预备队,其主要目的不是把以军挡在国境之外,而是迟滞以军的推进速度。
按照蒋博文的设想,这里将成为以军的“陷阱”。
也正是如此,蒋博文决定在苏韦达附近、即苏韦达省南部高地上部署机动反击部队,等到以军打过来之后,从其右翼发起反冲击,然后绕到以军背后,切断以军交通线,围歼以军突击部队。
当时,以军侦察兵在苏韦达省遇到的,正是蒋博文派去的先头部队。
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部署在苏韦达附近的部队必须做到绝对隐蔽,只是现在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
问题是,当时蒋博文并不知道以军侦察兵发现了他的小动作。
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一名在南黎巴嫩上空被击落的叙利亚飞行员,在真主党游击队的帮助下回到叙利亚,才带回来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消息,以军已经进入南黎巴嫩,而且伪装成了黎巴嫩国防军。
蒋博文还在将信将疑的时候,军事情报局送来了一份关键情报:运送六个装甲旅主战装备的船队已经到达雅法港。
这份情报还提到,以军已有足够的实力在北方发动一场战略性进攻。
综合其他方面的情报与侦察报告,蒋博文猛然意识到,以军已有足够的实力从戈兰高地两翼发动钳形攻势。
也就是说,以军很有可能通过贝卡谷地绕到叙军大后方。
问题是,当时没有任何直接情报可以证明蒋博文的判断,反而是以军在戈兰高地与约旦河西岸的集结行动已经得到证明。
权衡利弊之后,蒋博文在十五日夜间,从预备队中抽调两支突击集群派往霍姆斯。
以军要是走贝卡谷地的话,肯定得从霍姆斯南面杀出来。蒋博文的设想是,这两个突击集群至少能拖延以军一阵。以第十三集团军的战术机动能力,只要有十来个小时,他就能腾出手来收拾这股以军。
很明显,蒋博文依然把重点放在南面。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以军没有把赌注押在贝卡谷地,仍然采取了以南面突破为主的进攻策略。
更重要的是,两个突击集群,总兵力也就两千多人,很容易隐蔽前行。
要知道,直到十五日夜间,第十三集团军的部署还在进行之中,所以以军的侦察系统不大可能关注这支小股部队。
事实上,巴拉姆也确实没有注意到赶往霍姆斯的中国军队。
十五日夜间,六个装甲旅陆续接受装备时,巴拉姆向前线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预定在十六日凌晨两点发动进攻。
第三十三章 孤注一掷
第三十三章 孤注一掷
“约叙战役”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东战场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这场战役,以军的总目标是围歼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的叙军主力,打开前往大马士革的大门,次要目的则是控制叙利亚南部与约旦北部地区,把以色列的战略防御纵深增加两百公里以上。
必须承认,以军的战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最初阶段,以军准备投入十二个装甲旅与二十四个步兵旅,随后增加到了十八个装甲旅与三十个步兵旅,前线总兵力超过二十四万,后方则动员了五十万预备队。空军方面,除了面向埃及的空中打击之外,以军动用了一千二百余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超过八百架。为了增强打击力度,以色列海军还在战斗开始后,对早已封锁的叙利亚港口进行了打击。
同样得承认,以军的计划制订得相当完美,而且很有弹性。
别的不说,在安排作战任务的时候,巴拉姆只向前线指挥官明确的最高目标,没有限制作战部队的战术行动,赋予了前线指挥官很大的决断权,使以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后方指挥部的预测发动进攻。
在这一点上,以军表现出来的能力丝毫不比第十三集团军差。
问题是,这场战役的发起时间足足拖延了十天。
要知道,巴拉姆原本希望在十一月五日就发动进攻,结果西奈半岛上的进攻行动不大顺利,原本计划派往戈兰高地的十二个步兵旅没能及时到位,迫使他把进攻时间推迟到十一月十日。到了十一月八日,因为中国陆军第十三集团军到达,巴拉姆再次调整作战计划,又拖延了六天。
错过了时机,导致再好的准备工作都变得毫无价值。
战后,就有一些军事学家认为,如果以军能在十一月五日发动进攻,而不是纠缠于西奈半岛上的埃军残余部队,那么在第十三集团军进驻叙利亚之前,以军就有很大的把握攻占大马士革。部分军事学家甚至以此做出推断,即在得到美国直接援助之后,以色列有足够的能力在中东击败中国军队。虽然更多的军事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大多认为,如果以军能够及时攻占大马士革,肯定会改变战争历程,至少会迫使中国向中东增兵,从而破坏中国的总体战争计划。客观的讲,后一种可能确实存在,因为第十三集团军很难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在叙利亚的广袤沙漠里与以军鏖战,最好的选择是撤回伊拉克,在兵力增强之后再发动进攻。果真如此的话,中国陆军至少得把第三三三预备集团军派过去,而且得非常及时的派过去。显然,这就得动用大量战略空运力量,从而对中国军队在其他方向上的部署产生影响。
说得严重一些,如果以色列在第十三集团军到达之前攻占了大马士革,中国很有可能在战争的前两年内被迫采取战略防御。原因很简单,只要以色列稳住了战局,美国最多只需要增派一到两个师的地面部队,以及少量空中力量,之前部署在亚丁湾的第四舰队肯定会前往东印度洋,堵住中国舰队进入印度洋的通道,或者抽调一支舰队前往西太平洋,协助美军陆战队在年内发动战略进攻。不管是哪种结果,都意味着中国的战略被动局面将维持到二零五三年。随着美国的战争动员工作全面开始,中国在二零五三年首先要考虑的将是如何进行本土防空。
由此可见,“约叙战役”的战略意义远大于战术意义。
战斗打响之后,即便情况严重不利,以色列国防军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都失之交臂。
十六日凌晨,以军首先在戈兰高地方向上发起猛攻,随即在南黎巴嫩发动进攻。
巴拉姆的意图很简单,通过在这两个方向上的猛攻,消耗敌人把预备队投入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
对于一场战略性质的进攻来说,打掉敌人的预备队比突破敌人的防线更加重要。
要知道,只要敌人有足够的预备队,就能及时堵上防线上的缺口,而进攻一方则得在防线上消耗更多的兵力。
战后,曾有人就此指责巴拉姆,说他葬送了以军。
在这些人看来,巴拉姆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的战术不但不具备运动战的特点,反而退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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