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
八月八日，美国总统正式向国会提交了《粮食限购法》。
按照这部法案，美国公民囤积的粮食不得超过人均四百公斤，多余部分按照联邦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给获得专营许可权的五家粮食收购公司，然后再由联邦政府以债券抵押方式回购。
显然，美国总统做出了正确之举，可是美国民众却不这么认为。
在国会审议阶段，美国国内就爆发了全国性示威游行，民意调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公民认为《粮食限购法》违反了宪法，即公民的人生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拥有粮食是最基本的人权。
当时，反对党议员还在国会发起了弹劾行动。
两天之后，美国最高检察院介入此事，根据公民提出的诉讼请求，开始调查美国总统是否涉嫌违宪。
对美国来说，这绝对不是小事。
因为总统无权辞职，所以在最高法院受理与审判之前，美国总统的最佳结局是内阁集体倒戈，以健康等问题为由，由副总统暂领总统职权。如果美国总统没有做出自我牺牲，最高法院由做出了判决，那么肯定会遭到罢免，而最好的结果，也是等到副总统就职之后，动用总统赦免权。
这场政治风波，引发了美国的政治动荡。
第四十一章 粮食投资
第四十一章 粮食投资
二零三八年，中国与美国大打“印度牌”，意味着南亚再次成为热点地区。
美国的南亚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南亚政策，因为对美国来说，南亚地区太遥远了，离中国又太近了。美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表明到这个时候，美国依然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
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中国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行动，不但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还通过拉拢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与斯里兰卡，筑起针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圈，更通过南安达曼岛的浩洋港、缅甸的丹老、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斯里兰卡的加勒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建立起围绕印度、呈新月形的军事基地群。
只是，在南亚地区，印度是唯一的大国，也是唯一有资格成为大国的国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没有成为大国必须的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与经济基础，至于其他国家，更是连地区强国的基础都没有。因此不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有多么大，都必须争取印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是中国能否超越美国的关键所在。
原因很简单：中国超越美国的关键标志是社会生产效率，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三倍，国民的消费观却远不如美国，即便国内消费水平达到了美国的程度，中国也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市场，更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产地；也就是说，在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总共拥有二十四亿人口的情况下，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需要七十亿人，中国的社会生产效率才能达到美国的水平。
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值。
因为在价值观、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海外产地，所以在中国总人口为十三亿的情况下，大概需要两倍于此的海外市场，即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的人口总规模应该在四十亿左右。
这样一来，印度就显得极为关键了。
现在来看中国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的对印政策就能发现，除了进行战略遏制，中国还在积极拓展印度市场，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打压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即便以地区为准，印度也是仅次于东南亚。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间，中国为印度提供了一万四千亿元人民币贷款，帮助印度修建学校、医院、水净化厂等公共基础设施，还有近万名志愿人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支教与行医。
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前降低了二十一个百分点，相当于近三亿印度人在这十年里脱盲，意味着更多的儿童获得了学习机会。
文化提高后，印度的经济也随同高速发展。
可以说，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前，印度一直没能取代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严重缺乏产业工人，而产业工人最低的门槛就是必须能读会写，因为只要能够读书识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劳动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
事实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工业国。
只不过，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是纺织、制衣、制鞋、日化、工业零部件等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了，而是净进口国，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对手是同地区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东南亚国家、南美洲的巴西与阿根廷、非洲的埃及与坦桑尼亚等国，而中国则是印度的第一大工业产品进口国。
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几乎随处可见“印度制造”。
可以说，正是因为印度提供了足够多的初级工业产品，中国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让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印度市场完成了资本积累，获得了与西方企业在高端领域竞争的资本。
别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级工业产品销售给中国，也从中国进口大量高端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成功开拓了印度市场，中国才在二零三五年获得了击败日本的经济实力。
可以说，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国与日本已经在印度“开战”。
双方争夺的，正是拥有十七亿消费者的印度市场。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五万亿元人民币，占印度海外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了二十四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中，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民营企业，而且主要是七个民营集团。
巨额投资，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印度战略，即在遏制的同时，积极扶持印度。
从国家安全战略上讲，只要中国在印度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原因很简单，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经济命脉，任何一名印度领导人在考虑对华关系的时候，都得考虑本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与此息息相关的数千万产业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这种“经济入侵”战略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虽然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扶桑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两岸统一，“大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占到了印度引进海外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五，远远超过西方国家集团，但是与印度国内庞大的民营资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中资企业的占有率并不高。
不出意外的话，至少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才能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
问题是，现在出了意外。
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当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国总统不会在二零三八年冒着被弹劾的危险，提出《粮食限购法》。
闹到八月底，在美国联邦检察院准备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的前一天，白宫撤回了递交给国会的《粮食限购法》。因为总统提交的法案还没有经过国会审批，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联邦检察院撤消了控诉。
一天之后，即九月一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援助法》。
到这个时候，新闻媒体才搞清楚美国总统的意图，即利用《粮食限购法》让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视粮食问题，以及正在遭受粮食危机的印度，然后通过《援助法》鼓动美国企业与财团，以民间资本运作的方式，把美国富余的粮食援助给印度，帮助印度渡过最难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举，立即受到了广泛赞扬，也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与同情。
至于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美国总统、以及那些从中获益的企业与财团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质不是为印度提供贷款，而是以政府担保与强制性措施，让美国企业以合法手段从公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以粮食作为武器，帮助美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扩大在印投资规模。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让美国企业用作为战略管制资源的粮食，通过易货方式与印度进行等价交换。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规模超过五十万吨的粮食贸易都要经国会批准。
有了这道法案，美国企业就能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在国内收购粮食，然后用粮食作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购优质产业。
显然，在二零三八年，粮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简单，在全世界范围内，粮食都是战略管制资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粮食。
这一法案，直观的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印战略。
在中国大举进军印度的时候，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绝对不能抛弃印度，还得尽一切努力占领印度市场，增强在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达到控制印度经济，从而控制印度对外政策的目的。
做为世界上市场化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打市场牌，显然比中国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即便无法调动所有资源，也能调动大多数资源，而美国的民间囤粮比中国多得多。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内，美国企业以投资方式运入印度的粮食就高达七千万吨。
与中国的援助比起来，这七千万吨粮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粮。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秋粮比预计增收了大约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粮食缺口仅有一点二亿吨。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企业能够调动国内百分之六十的囤粮，就能堵上这个漏洞。
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将直线上升。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有限。
虽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说服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即允许企业从民众手里收购粮食，再以投资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国的民间存粮并不多，能够调动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的麻烦。
第四十二章 粮食换土地
第四十二章 粮食换土地
进入二零三九年，中国与美国在印度的博弈继续升温。
年初的时候，黄瀚林在全国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到，鉴于全球局部严重自然灾害正在减退，以及第四批农业工厂将在年内投产，在保证二点四亿吨对外粮食援助配额的情况下，政府将逐步放宽粮食管制措施，将在七月一日之前取消限购令，在年终前取消政府限价措施。
事实上，到二零三九年，全球性粮食危机已经有所减缓。
根据全球气候事务组织统计，一百六十八个申请了粮食援助国家，在二零三九年的总需求为…六亿吨，而中国与美国承诺的援助配额就高达四亿吨，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承诺的援助配额为一点二亿吨，因此援助配额还有大约一点六亿吨的富余，意味着粮食将供大于求。
当然，这只是二零三八年的预测。如果气候变化反常，那么总共五点二亿吨的援助配额很有可能供不应求。
可以说，这是在持续了三年半的粮食危机之后，第一次出现缓解征兆。
对此，国际市场也立即做出了反映，首先是粮食富余国家开始公开出售粮食，其次是国际粮价开始回落。
到二零三九年一月底，二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价格比二零三六年一月，即粮价达到最高点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刚进入二月份，欧洲大陆，包括俄罗斯欧洲地区与乌克兰遭遇雪灾，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北欧国家先后宣布增大粮食进口量，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交了新的援助清单。随着寒冷气候加剧，土耳其、北非国家也先后加入进来，纷纷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高了粮食援助配额。
所幸的是，南半球没有出现反常气候，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先后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四国在二月底提交了新的援助配额，将援助总量由一点二亿吨提高到了一点四亿吨。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降低援助配额。
虽然严寒已经导致中国北方地区的高粱、土豆等农作物大规模减产，但是第四批农业工厂提前两个月投产，因此中国当局仍然维持了二零三八年底做出的承诺，将援助配额定为二点四亿吨。
事实上，需要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根本要不了这么多粮食。
到二零三八年底，中国的八个主要盟国，以及十多个友好国家提交的援助请求，总共只需要一点八亿吨，泰国还由受援助国变成援助国，预计在二零三九能有大约一百二十万吨余粮。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情况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受恶劣气候影响，加拿大在二零三九年的粮食缺口扩大到了一千二百万吨，墨西哥也增加了近一千万吨，此外英国也提出了额外四百万吨的援助请求。更严峻的是，美国三分之一的产粮区也遭遇雪灾，粮食预计减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已成惊弓之鸟的美国民众再次开始囤粮。在北部几个州，一些家庭甚至抢购了数十吨粮食，而一些农场主更是拒绝出售粮食。结果就是，美国不得不在二月份宣布，把援助配额降低四千万吨，且有可能继续降低。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供的粮食援助总量仍然有富余。
问题是，在恐慌情绪影响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二零三九年的气候变化将更加剧烈，粮食危机将进一步加重。
结果就是，三月份交付的国际粮食期货价格一度逼近二零三六年初的最高点。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炒作因素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杜小蕾在二月二十七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
她是自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第一位正式访问印度的中国外长。
在新德里，杜小蕾向印度总理辛塔提出“以土地换粮食”，即印度归还藏南地区，驱逐反叛流亡份子，中国则在二零三九年为印度无偿提供六千万吨粮食，还可以根据印度的实际行动速度，扩大援助规模。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
以二零三九年三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为准，六千万吨粮食的市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印度在二零三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在今后两百年内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二零三九年仍然有大约一亿吨的粮食缺口。
当然，这还是保守估计，即印度在当年三季都实现大丰收，不然粮食缺口将更大。
与巨大的缺口相比，国际社会承诺的援助配额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万吨，而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印度又没有如此雄厚的资本。当时印度能做的，就是拿国内产业去交换粮食，甚至出售了部分国营企业。
仅在二零三八年，印度为了换取美国的粮食，出售了百分之六十的国营企业，另外向美国企业开放了电力、电信、供水、铁路等国营垄断行业。在短短三个月内，美国企业掌握了印度百分之七十的电网、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网络、百分之四十的城市供水与百分之四十五的铁路经营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