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 第1159部分

　　　　是不是朝廷应该罢铜钱，好让大家把铜都用来铸造佛像以示虔诚礼佛之心？

　　　　各种发难，不离一个意思：既然今世已注定，那么朝廷就不需要存在了？

　　　　一连串的问题后，傅奕来了个总结：这些问题，你们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提问者一开场就把话题扯到这种地步，在场高僧还有信佛的官员，谁敢直接说“是”？

　　　　首先那些信佛的官员不敢这么回答，不然就是逆臣；其次，那些高僧也不敢这么回答，否则就是妖僧。

　　　　所以，他们众口一致说朝廷行仁政是积德，和佛祖普度世人的做法类似。

　　　　天子勤政爱民是积德，父母官爱民如子是积德，官军保护百姓是积德，官府兴修水利、铺路搭桥、赡养孤老同样是积德。

　　　　只有今生积德，才有好来世。

　　　　所以，答案当然为“不是”。

　　　　面对回答，主张罢佛的官员又问：天子要勤政爱民，父母官爱民如子，官军保护百姓，官府兴修水利、铺路搭桥、赡养孤老，是否该征收租庸调和商税、矿税？

　　　　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很明显，高僧们只能说（选）“是”。

　　　　于是第三个问题出来了：僧尼不缴纳租（田租）调（户调），不服劳役又不缴纳免役钱（身庸），算不算是皇朝子民？

　　　　答案同样只为“是”或“不是”之一。

　　　　没人敢说“不是”，然而，回答“是”之后，傅奕等人的嘲讽来了：

　　　　这些人不缴纳租庸调、商税、杂税，不服劳役、兵役，有何资格和守法百姓相提并论？有何资格享受官府的庇护、官军的保护？

　　　　免（减）租庸调、劳役，必须是规定品级以上官员才享有的特权，当然还有科举中选的读书人（按减免优待制度实行），立下军功的将士。

　　　　僧尼不事生产，不缴纳租庸调、服劳役，不服兵役上阵打仗，不为天子分忧，凭什么享受这种待遇？

　　　　嘲讽之后，第四个问题来了：是不是百姓只需要剃度出家，或者为寺庙务工、务农，就可以免租庸调、劳役？

　　　　以明德元年来朝廷制定并实行至今的各种政策，这种问题，高僧们谁敢回答“是”？

　　　　傅奕等人接下来一连串的问题，答案全都只能从“是”或“不是”中选。

　　　　现在，报纸上用大幅版面将这些问题列出来，同样也将参与辩论的高僧、官员之回答列出来，读者只要识字，就能很明显的看出形势：

　　　　反对罢佛的人们，面对发难似乎“理屈词穷”。

　　　　杨济看着看着，不由得长叹一声。

　　　　天子好手段，通过傅奕等人的发问，把那些擅长辩论的高僧耍得团团转。

　　　　佛教的宗教理论，本来自洽性（自圆其说的能力）就很强，可以说高僧们个个都是辩论高手，所以中原自古以来，爆发的十余次佛道大辩论，佛教胜多败少。

　　　　杨济知道历史上在蒙元时期，又爆发了佛、道大辩论，这场辩论规模空前、规格最高、影响深远，在辩论中败北的道士及其弟子们，被朝廷强令剃度出家为僧，而无数道家经典付之一炬。

　　　　可以说，单就辩论而言，佛门子弟的战斗力是位列前茅的，不怕发难，因为他们总有本事把逻辑圆回来。

　　　　结果现在遇到了“是或不是”。

　　　　辩论对手发起的攻势，佛门子弟只能从“是”或“不是”之中选择答案，空有一身辩术却无处使出来。

　　　　杨济认为这根本就不是辩论，而是居心叵测的问答陷阱，他不认为只有自己看得出来。

　　　　但天子是以阳谋来给佛门子弟下套，甚至还广而告之，不怕有识之士看出来。

　　　　因为这陷阱设置得十分巧妙，甚至一开始就占据了绝对的道德高地，让所有人看了，都明白其中含义，也不好说不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周境内，天子为什么要把非士、非农、非工、非商，不承担国民义务，不缴纳租庸调、服劳役、兵役的僧尼，当做自己的子民来爱护？

　　　　上一个这么做的梁武帝，不得好死，无数梁国百姓家破人亡。

　　　　所以，身为臣子的傅奕等人要问一句：爱民如子的天子，为江山计，为天下百姓计，为何要善待你们这些僧尼？

　　　　如果僧尼是非国民，是不是要离开中原，或者，缴纳必要的费用、承担必要的义务？

　　　　不要扯什么不敬佛就要下地狱的鬼话，你们只需回答：

　　　　是，或不是！！

第五百三十六章　求生欲（）　
夜，宇文温正在行宫书房里看奏章，奏章堆积如山，虽然奏章为不同的官员所写，但其上所写内容全都是关于梁武帝萧衍治国之得失。

　　　　宇文温精心酝酿的一次行动，如今取得丰厚战果，太史丞傅奕等人发起的“罢佛运动”，经过不断地铺垫、预热，如今渐渐靠近顶点。

　　　　梁武帝崇佛却不得好死，梁国百姓崇佛却家破人亡，这两个话题在宇文温的操作下，演变为一个舆论风暴的风暴眼：是否可以说，佛乱梁国？

　　　　这个论点一旦成立，那就意味着灭佛可以开始了。

　　　　天地即将剧变，佛门子弟再也坐不住了，无数高僧还有虔诚信佛的官员，纷纷站出来“喊冤”。

　　　　然而，傅奕等人在辩论时，以“是”或“不是”的套路，避开经义的辩论，将佛门子弟善辩的优势压制，死咬梁武帝不得好死、梁国百姓家破人亡两件事，把佛门的声誉往死里弄。

　　　　这种发难，导致反对罢佛（灭佛）的人们只能另外想办法辩解，官员们纷纷上表、写奏章，几乎是绞尽脑汁向天子分析为何梁国会走向末路。

　　　　这些说辞，大多把责任甩给梁武帝，宇文温对此丝毫不觉得意外。

　　　　甩在梁武帝身上的“黑锅”，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任人唯亲，宠溺宗室，然而正是亲人（宗室）出卖了他。

　　　　第二，纵恶，放纵宗室、高门士族为所欲为，于是梁国国内矛盾激化。

　　　　宠溺宗室，可以说是萧衍针对刘宋、萧齐宗室自相残杀乃至“自灭满门”教训的矫枉过正。

　　　　与此同时，他虽然用寒人掌机要，用清贵的官位将世家大族架空，但却对宗室、士族的违法乱纪行为视若无睹，几近于让宗室、士族为所欲为。

　　　　什么叫为所欲为？

　　　　晚上，宗室带着私兵在建康城里蒙面拦路抢劫，残杀百姓，官府就当没发生过。

　　　　宗室、士族子弟欺男霸女，夺人田产、家业，苦主无处伸冤，事情闹大了实在不像话，朝廷就装模做样处罚一下，处罚措施简直就是隔靴挠痒。

　　　　与此同时，庶民百姓只要犯了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被囚禁罚作苦工。

　　　　萧衍对宗室十分宽容，宽容到什么地步？

　　　　梁天监四年，梁军北伐，魏国震动，魏国上下均认为兵强马壮的梁军，为百数十年来未有的劲敌，前线魏军不敢正面交锋。

　　　　然而，萧衍舍韦睿等名将不用，用窝囊废弟弟萧宏为北伐主帅。

　　　　某日，率军驻扎洛口（淮水一线）的萧宏，因为夜里忽有暴风雨，吓得心惊胆颤，于是不顾一切率数骑夜奔，弃大军不顾直接逃回建康。

　　　　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南撤，器械、粮草全部遗弃，被魏军反扑，伤亡惨重。

　　　　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么戛然而止，形同笑话一般，但萧宏却没有受到惩罚。

　　　　萧衍很仁慈，对于宗室、士族、权贵来说，是“慈父”，然而，对百姓不是这样。

　　　　所以，当侯景起兵反叛时，许多人响应，因为许多百姓已经恨透了大梁朝廷，恨透了骑在自己脖子上拉屎的宗室，恨透了敲骨吸髓的士族。

　　　　而这时，那些平日里享受着慈父关爱的宗室，要么是白眼狼，拥兵不动作壁上观，要么认贼作父，转投侯景麾下。

　　　　所以，“泣血上奏”的官员们纷纷喊冤：众叛亲离的萧衍，落得饿死台城的下场，和佛祖有什么关系呢？

　　　　江南百姓遭此大祸，是身为天子的萧衍失职，是魔王转世的侯景作孽，和佛祖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萧衍治家无方、治国无方，才有了引狼入室、众叛亲离、江南生灵涂炭的悲惨结果，真的和佛祖没关系啊！

　　　　有官员“泣血上奏”，为佛教伸冤，说正如盐必不可少却绝不能多吃那样，梁武帝崇佛本来没错，但是他把握不住度，导致佞佛的结果，这不是佛祖的本意，怎么就要佛祖承担责任呢？

　　　　一个人不听劝，吃盐吃多死了，官府总不能因此怪罪卖盐的店家蓄意杀人吧？

　　　　这个人吃盐吃多死了，留下孤儿寡母被人欺负，横尸街头，这确实很惨，却不能怪罪卖盐的店家害人家破人亡吧？

　　　　宇文温看了几日的奏章，那些为佛教伸冤的人，所说全都是这种调调，还好，大家很识相，没敢说这是萧衍的因果报应：

　　　　萧衍当年（或前世）杀了一只猴精，所以猴精变成侯景来报仇。

　　　　当然没人敢说，因为只要有人敢这么说，宇文温就可以免费送澳州船票：朕潜邸时带兵打仗杀了那么多人，你是在暗示什么呢？

　　　　种种说辞，宇文温都不觉得意外，这些说辞听起来很有道理，然而这一套对他没用。

　　　　他的马前卒们，不会落入这种辩论陷阱，反正傅奕等人接下来就死死咬住一点：忘恩负义。

　　　　梁武帝在位期间，梁国上下为了崇佛、礼佛投入了不计其数的钱粮，结果呢？

　　　　你们这帮佛门子弟白吃、白喝、白住、白拿朝廷那么多好处，朝廷大难临头，结果一个个都失踪了？

　　　　这算什么？寻常人家养条狗看门，看门狗见歹人闯进来，好歹都知道叫唤几声！

　　　　说狗太难听是吧，好，春秋各国公子养食客，好歹都有“鸡鸣狗盗”之徒，你们呢？

　　　　萧衍纵然有万般过错，可他被叛军围在台城，不知佛门子弟可曾组织起来，结成义军前去救援？

　　　　拿了人家那么多好处，关键时刻开溜，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忘恩负义，是傅奕以辩论为名，以报纸为载体，要向天下百姓传播的一个消息：佛门子弟当年拿了萧家天子那么大好处，结果关键时候袖手旁观，这就是忘恩负义！

　　　　傅奕不会和辩论对手纠缠，不会争论是否萧衍佞佛导致梁国国力虚弱，直接就揪着“忘恩负义”四个字拼命嚷嚷。

　　　　一有机会就要大声嚷嚷“忘恩负义”四个字，对方说一句，就重复一句，然后经过报纸扩散。

　　　　对于百姓来说，他们也许大字不识一个，也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但受人恩惠就要报恩的观念总是有的，而忘恩负义，大家都是知道这是小人行径。

　　　　这种策略，当然是宇文温传授的，效果不错，那些“辩论值”爆表的高僧，面对傅奕不断重复的“忘恩负义”四个字，即便说破天，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

　　　　道理很简单，不管来自天竺的佛教对“忘恩负义”有几种解释，反正中原百姓对于“忘恩负义”的理解，千百年来就是那样。

　　　　光靠几个辩论高手，根本就扭转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

　　　　所有企图甩锅给萧衍的说辞，在“忘恩负义”四个字前，显得十分苍白。

　　　　这个问题，佛门子弟不可能回避，如果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佛教的名声怕是要受影响。

　　　　宇文温放下奏章，闭目养神，他看奏章不是想了解侯景之乱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原因早就总结出来了。

　　　　他就想看看，这些心急如焚的信佛官员们，其“求生欲”有多强。

　　　　谈判技巧之一，就是不要成为首先开价之人，因为谁先开价，就很容易处于下风。

　　　　宇文温想知道，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局面，焦头烂额的“拥佛”一方，会开出什么价码。

第五百三十七章　火候（）　
下午，宇文温又在看奏章，这奏章，是中书舍人萧瑀所写，萧瑀在奏章里，向宇文温讲了个一典故。

　　　　那年，是梁国普通初年，天竺的达摩禅师渡海而来，抵达建康，当时已经开始崇佛的梁帝萧衍（萧瑀在奏章里以先祖代称）十分高兴，召见了这位异域高僧。

　　　　随后，萧衍向达摩禅师问了三个问题，第一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

　　　　达摩禅师回答：“并无功德”。

　　　　萧衍本来有向对方展示自己崇佛作为的意思在里面，闻言惊问：“何以并无功德？”

　　　　达摩答：“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萧衍又问第二个问题：“如何是真实功德？”

　　　　达摩道：“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

　　　　萧衍再问道：“何为圣谛第一义？”达摩答：“廓然浩荡，本无圣贤。”

　　　　萧衍持论二谛，即“立真谛以明非有，立欲谛以明非无”，听了达摩的“廓然无圣”，错愕之余十分不解。

　　　　连连碰壁，萧衍未免烦躁，话锋一转，盯着达摩忽然厉声一问：“对朕者谁？（在我面前的人是谁？）”

　　　　达摩回答：“不识（我也不认识）。”

　　　　话不投机半句多，萧衍兴致高昂的接见达摩，结果两边完全说不到一处，于是萧衍便认为达摩是“言过其实”、“徒有虚名”。

　　　　达摩也不多说，离开建康，而萧衍随后得高僧点拨，醒悟过来，想再请达摩来点拨自己，结果达摩已经乘坐苇舟渡江北上，此即为“一苇（舟）渡江”。

　　　　萧瑀的高祖父就是萧衍，所以他不可以对先祖进行直接或过多批评，却以这个例子，来向天子、便宜姊夫宇文温解释，为何当年先祖崇佛，却不得善终。

　　　　萧瑀认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先祖（萧衍）当时不明佛法，以为只要广造寺庙、传抄佛经，剃度大量僧人，就是积累功德。

　　　　殊不知方向错了，越努力，就会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萧瑀认为，佛祖感受到了先祖的崇佛诚意，所以派遣达摩禅师到中原，为误入迷途的先祖指点迷津。

　　　　很遗憾，先祖对于达摩禅师的一片苦心未曾领悟。

　　　　达摩禅师当面指出他广造寺庙、传抄佛经、剃度大量僧人、布施许多钱财，只是积福德而不是功德，把福德当做功德，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执念。

　　　　所以达摩禅师想破他这种执着，就说先祖此举没有功德，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才是功德。

　　　　先祖不解，反倒心生不快，认为达摩祖师信口胡说。

　　　　达摩禅师又说“廓然无圣”意图点化先祖。

　　　　然而先祖误解此意，反倒愈发迷惑，由此愈发觉得达摩禅师胡说。

　　　　达摩禅师接二连三点化，结果却接连被先祖误解，以至于无话可话说。

　　　　机缘已尽，达摩禅师只能无奈离去，一苇渡江。

　　　　所以，萧瑀认为佛祖并没有袖手旁观，奈何天意如此，先祖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自知，空耗无数钱粮，却未能积累功德，以至于引狼入室。

　　　　天子都误解了佛法，百姓又如何能分辨是非？梁国君臣、百姓诚心礼佛，却不得要领，当战火燃起时，谁也没法置身事外。

　　　　乱梁的是侯景，不是佛教，太清之难生灵涂炭，这不是佛祖的错，也不是先祖和百姓们崇佛的错。

　　　　错的，是那些响应侯景的逆臣；错的，是打开建康城门、引狼入室的萧正德；错的，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