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韦福奖通过看报纸，还有朝廷发往各总管府的公报，得知学政推行近十年后，朝廷终于将考试选拔完全制度化。
考试选拔，不问出身，不问阀阅，只看学识，不需要州郡官员推荐，上至世家子弟，下至寒门庶民，都可以参加考试，拥有一个稳定的入仕途径。
这是一套全新的选拔制度，分为四级，每年春、秋时节进行相应考试，名为春闱、秋闱，时间间隔为三年，让所有眼巴巴等着入仕的人们有了盼头。
当官，对于世家大族、权贵门阀子弟来说不算难，因为他们有长辈提携，还可以得父辈荫庇，但对于寒门子弟来说，要当官很难，无数人给世家大族、权贵门阀当狗，低声下气，就是为了一个入仕的机会。
现在，一个相对公平的新式选拔制度实行，名为“开科取士”，又称“科举”，可想而知会有多少人为此废寝忘食。
“说到废寝忘食，据我所见，一点不假。”
吴斗缓缓说着，有些唏嘘“这些年，多少宗族拼尽全力，以举族之财，请来好先生，购买教材，按着《教学大纲》教授族中子弟学识“
”又精选其中成绩突出之人，好吃好喝供着，不需要做别的事，只需每日废寝忘食读书，做习题“
“为的就是参加科举，榜上有名，只要有一人当官，那宗族的际遇可就不一样了。”
大家听了都点点头，族里有人当官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不说别的，族里有人做官，至少那些奸滑胥吏不敢再轻易敲诈盘剥。
吴斗看着远去的船只，心中十分期盼，期盼着将来，他的儿子也能有个好前程，通过考试当官，成家立业。
曾经，他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狗日的世道，让他的父母妻儿横死。
一番辗转之后，吴斗时来运转，策应周军平定江南，当了官，有了新家，又有了妻儿。
如今是太平世道，吴斗就希望和妻儿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几个儿子长大了，该怎办？
他有爵位，但只有长子可以袭爵，吴斗不太会钻营，所以不知道该如何给其他几个儿子谋出身，如今有了科举，那就好办了。
吴斗下定决心，到求学社请最好的先生到家里教书，让那几个兔崽子从小读书，长大了，参加科举，考试当官。
不止吴斗，许多人都是这么想，朝廷开科取士，以科举选拔人才，让无数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程。
为了这个前程，大家都会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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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章 起跑线（）
黄河，孟津河面热闹非凡，摆渡黄河南北两岸的渡船，往来东西的货船、客船，各自按着航行规则进行行驶，一艘艘火轮船上，烟囱冒出滚滚浓烟。
自上游而来的船只，按照航行规则，得优先通行权，在渡船的减速避让下，穿过孟津河段，向下游而去。
一艘官船上，头等舱中，杨济坐在窗边，就着阳光，翻看着《考试大纲》（分册之一）。
这本分册，如砖头般厚，上面分章节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详细归类，杨济看着看着，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一个多小时。
《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耗时多年才编制完成，为礼部校对、监督刊印，随后大规模发行。｜
成书过程中，有无数学者参与，群策群力、拾遗补缺，经过不断讨论、修改、补充才得以完善。
这两套书，成为指导考试、教学的总纲，意义非常重大。
天下各地，只要入学就读的学子想参加科举考试，那么公私学馆就得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而各级科举考试，其考题的拟定，全都按着《考试大纲》来，考生要备考，得根据《考试大纲》来温习功课，做的习题及“模拟试卷”，其中题目也是根据《考试大纲》拟定。
可以说，《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是明德学政的基础，宛若两条腿，缺一不可。
这两套总纲又是“科举速成宝典”，天下间无数以科举中选为目的而读书的寒门学子，以这两套总纲进行指导，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读书、学习，和世家子弟竞争。
科举考试的知识点和考点，全都在《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内，如此一来，世家子弟向来依仗的深厚家学无形中被削弱，基础差的寒门学子，用十余年的寒窗苦读，就能和世家子弟位于同一起跑线上。
作为那一世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杨济来说，《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到底有多重要，心中一清二楚。
如今已正式实行的科举制度，在构建时杨济有份参与其中，考试分成四个等级，就是他极力主张的，因为大明的科举就是如此。
当然，八股文是不行的，免谈。
科举当然好，而对于科举的弊病，杨济现在有很清楚的认识。
历史上的科举，成形于隋唐，定于两宋，到了明代已经完善，比起举孝廉、九品中正以制来说，科举这一选拔方式要公平、公正很多，优点不少，但到了后来，弊病也很明显。
到了大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已经异变为“八股文”，许多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而死读书，不去追求真才实学。
所以到后来，科举考试的内容及方式严重僵化，选拔出来的人才，实际上局限很大。
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而且僵化的科举会衍生出畸形的师门关系，中选的考生，拜主考官为“座师”，形成裙带关系，这些座师和所谓门生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内耗严重。
僵化的科举，实际上变成了慢性毒药，毒害的是整个官僚机构，损坏的是国家的未来。
“偏重人文伦理，轻视其他学科，搞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朝廷要修改历法，居然要寻求西洋传教士的协助，这算什么？”
“中原先发明的火药，先投入实战的火器，搞到后面，还得靠从西夷沉船打捞的红夷大炮助阵，脸红不？”
“三宝太监下西洋，宝船船队是何等的威武雄壮，南洋诸国低眉顺眼，结果呢？到后来南洋全给西夷占了去，家门口的台湾也给人占了，这不是败家么？”
宇文温的话，回响在杨济耳边，他放下《考试大纲》，看向舷窗外。
科举的问题，他和宇文温有过多次讨论，
科举，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选出来的人才不合用，问题不是在于考试选拔这个制度不好，而是考试内容僵化，然后选拔出来的人才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培养，所以随着时间流逝，科举变味了。
变味的科举，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全都是为了当官而读书的人，这样的人是官迷，为了向上爬不惜结党营私，然后党同伐异，对于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科举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僵化的考试内容，出在“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出在八股文。
出在朝廷的用人需求上边需要选拔怎样的人才，学子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才。
朝廷只考四书五经，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选拔出来的人才，就只会四书五经，必然导致其他杂学式微，必然出现文贵武贱。
科举存在的弊病，杨济和宇文温议论得很清楚，那么，明德年间诞生的新科举，会是怎样的人才选拔制度呢？
杨济很想知道效果如何，天子任命他为学政观察使到河南监考，正是有这一用意在里面。
需求决定“供应”，朝廷需要什么样的官员，就决定了选拔制度选上来的人有什么样的才能。
四书五经成书的年代，可没有蒸汽抽水机、蒸汽起重机、火轮船，没有流通券、有轨马车、大型矿场和工场，没有各种贸易公司，没有各种轮船招商局。
国家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新式技术、新式设备以及新兴产业，执政者想仅靠着四书五经治天下，根本就不现实。
一个只会“之乎者也”、掉书袋的官员，面对各类新式技术、设备及新兴产业，只会如愚夫般不知所措。
朝廷需要“新式官员”，所以新的科举制度，必须选拔出“新式人才”。
那些经学传家的世家子弟，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面对蒸汽机、火轮船以及各种变革，其原本具备的学问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和寒门子弟一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对此，杨济颇为期待，想要看看全新的学政、全新的科举制度，最后会为朝廷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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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一章 座师（）
豫州悬瓠，豫州总管府考试院，观察使杨济正在监督试卷的选题事宜，试卷选题由礼部选定的主考官主持进行，根据考试级别的不同，选题的难度也有不同。
那一世，大明的科举，正式考试是乡试、会试、殿试，但在乡试前，还有个“小考”，也就是童子试，算是参加乡试前的资格考试，所以，这个时代的科举，同样以此分为四级。
如今的科举，除了最高一级的殿试比较特殊，其他三级考试的试题，原则上都不由考官拟定，而是考官从题库中抽取，名为“统一出题”，又称“统考”。
试题的抽取过程形同抽奖，也就是“抽号”。
眼下，杨济现场监督选题，选题的抽号方法很特别，是用轮盘来抽：
一个水平放置的转盘，中间高边缘低，盘分十二格，即地支十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格对应一个字。
转盘转动，然后在其圆心上方投下铁珠，铁珠滚到哪个格子，就记下这个格子的字，譬如“巳”。
再连续投三次，得仨字，譬如依次得“卯”、“寅”、“酉”，那么前后四次抽得的字，依次排列成为“巳卯寅酉”。
这就是编号，据此可在题库查到对应题目内容及答案。
十二字，投四次，其排列组合有二万单七百三十六种结果（编号），没有超过题库对应类别的题目数量，故而不会出现空号。
所以考试出题，题目不需要主考官来拟定，都是从题库“抽号”，而题库的实体，是堆积如山的无数小册子，由礼部校对、定版、刊印。
题库的题目数量浩瀚如海，根据考试级别分类，足够每次考试所需，而题目的数量，每年都会增加。
这样的题库可不简单，是礼部组织大量学者，根据《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拟定的知识点及考点出题，然后将题目汇总。
选题是从题库里“抽号”，如此一来，主考官实际上不会对题目的拟定有什么实质影响，天下各地的同等级考试（童子试、乡试），其难度都能保持一致。
不会出现某地因为主考官比较挑剔、导致所出题目特别难的情况，也不会因为某主考官过于宽容，导致出的题目难度下降。
如此设计，煞费苦心，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杨济如是想，他作为观察使，当然要监督试卷的出题以及印刷，而肩负监督之责的人，还有御史台的御史，此刻在场的御史为骨仪，算是和豫州悬瓠有缘。
骨仪祖上来自天竺，所以样貌有别于中原人士，为人刚正不阿，有风骨，在御史任上多有弹劾，让许多官员闻之色变。
此刻，骨仪和杨济都盯着主考官往转盘里投铁珠，抽出来的号码，由吏员进行登记，并且由另外两人核对。
登记好的号码，会由另几名吏员进行整理，然后对照条目，在题库（小册子）里找出题目及答案，接着交由主考官核实，当天就交由印刷场进行试卷的印刷。
整个过程，相关人员都要对外“隔离”，不得与外界接触，日常起居有专人负责，接受监督。
试卷印刷过程也要接受监督，官府会派出士兵将印刷场围得水泄不通，当试卷原版抵达之后，所有印刷场员工，就会与外界隔离。
他们要争分夺秒，进行排版、试印、勘误、再次排版、试印，确定无误后定版，开始批量印刷，赶在开考前将试卷印刷完毕。
届时，官军会押送考卷抵达考场，谁敢冲撞队伍，谁就要倒霉。
整个流程，杨济不需要全程紧跟，只是“观察”而已，但御史骨仪，以及礼部自己派来的监督官员，需要“如影随形”。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绝不允许有人内外勾结，提前泄露试题。
这样的一个流程，看起来很繁琐，但因为之前已有试行了十余年的考试选拔，礼部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将整个流程制度化，每个环节都分得很清楚，对于监督者来说，看着流程图就会对如何有效监督一清二楚。
杨济已将流程图记得烂熟，此刻见着抽号正常进行，琢磨起考题来。
考试题目，分为“主观题”和“客观题”。
主观题是让考生自己答题，以表达对试题的理解，试题的题型有简答题、论述题等，论述类题目，其得分高低得由主考官判断，人为因素较大。
客观题，是固定应答型试题，有标准答案，这种题目让考生从事先拟定的答案中辨认出正确答案，题型有判断题（是非题）、选择题（单选、多选）等。
除此之外，还有填空题，如明经科的填空题，就是将一段经文的某段话留空，让考生填写，这实际上也是有标准答案，考的是考生对经文熟悉与否。
以客观题为主体的试卷有足够的知识覆盖面，阅卷、评分完全避免阅卷考官的个人因素干扰。
如何安排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比例，关系到考官在考试中的作用，为此，清流们吵得翻了天，最后朝廷还是确定了题库出题、客观题占主体这一原则。
如此一来，主考官实际上不是出题者，纯粹是阅卷者，按照标准答案给糊名的试卷打分，只有到了论述类题目，才有些许“自由发挥”的余地。
若一个考生把客观题都作对，那么即便自己的论述题答案不入考官法眼，也不会明显影响总体成绩。
这样的设计，让主考官没道理成为上榜考生的“座师”，当次考试（乡试、会试）考生能上榜，不能说是主考官“慧眼识英才”。
因为只有一个人，才有资格成为考生的“座师”，那就是天子，其他各级考官，不过是拿着答案打分的“员工”。
通过殿试的考生，是天子门生，而不是某个主考官的门生。
殿试的考题由天子拟定，至于这题目是天子从其他人拟定好的题目里选，还是由天子自己定，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宽度”、“深度”都够大的题库，而这样的题库，花了近二十年，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最后才建立起来。
这项工作艰难无比，首先光是按四个级别定题目难度，就让学者们吵得面红耳赤，因为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问题的难度判断不同。
诸如刘炫、刘焯这样的经学名家，看什么问题都觉得容易，总不能按照这两位的标准来给题目定难度。
既然要定一个标准，那么如何定这个标准也得有个“标准”，所以光是为了“标准”，就折腾了许久。
其中艰辛，杨济有所耳闻，只叹为了科举这种子能发芽、茁壮成长，天子苦心准备了那么多年。
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准备，明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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