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长身鹤立，瞻瞩高远，识敏辞爽，胸无城府，人谓其似仙鹤之相。
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岩下电，而面微似臬陶之削瓜。
骆文忠公，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而外朴内明，能辨贤否。
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倜傥好奇，议论风生，适若与骆公相反。盖骆公能用，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
罗忠节公，貌素不扬，目又轻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恂恂懦者，和气蔼然可亲。道州杨厚庵尚书，意思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躯干不逾中人，文弱不胜衣；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
故相朝邑阎公，短小精健，辞意恳挚，敦朴气象；丁文诚公，志节清挺，状貌修伟，绰有威风；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黎黑，老于兵间；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闻其行事，即如见其人焉。
又如倭文端公，体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尘，清气可挹；霍邱吴竹如先生，学养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吴南屏先生，貌虽朴野，而气韵高洁，文似其人；数公道德文章之蕴，亦自有充积流露者。
凡余以上所述，谓之尽合相经不可也，谓之尽有合相经亦不可也。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设有幽怪类，记述神秘的事情，他在凡例云：“惟幽怪一类，虽据所闻所见，究觉惝恍难凭，以其事本无从核实也。盖神怪虽为圣人所不语，然孔子又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体物而不可遗，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谓微而显也，故并录之。”可见，薛福成对幽怪采取疑者存疑的态度，甚至半信半疑没有完全排斥。
薛福成相信占星术，他在《庸庵笔记·史料》几次谈有星变奇验，此列二条：
天文家每测象纬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来旧矣。西人则谓星行有一定之轨度，与人事毫不相涉。以是习西法者。但精测算，而不言占验。然见于史册者，数千年治乱祸祸，往往十验七八，其说有未能尽废者。余所亲睹，如咸丰十一年五星联珠之瑞，即志之矣。又如咸丰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扫三合并及文昌四辅，月余乃灭。余谓三公中必当其灾者。未几，而科场之狱兴，军机大臣大学士柏俊以失察门丁舞弊，肃顺等复深文周内，竟罹大辟。十年七月，荧惑入南斗。是时，英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炮台，入天津，逼通州，天子以秋狩驻跗热河。十一年五月，彗星复出西北，长数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辅。余见其芒焰熊熊，几及帝座一星，心甚忧之。至八月，而文宗龙驭上宾。光绪八年，法兰西始谋越南，端倪大露。是年八月，彗星见于张翼之间。余谓越南分野在翼轸，而慧所以除旧布新，越其为法所并乎？未及三年，而越南全国果尽归于法矣。夫天象变于上，人事应于下，有不期然而然者，敦谓天文像占验之说，不可尽信乎？
按：西方也有占星术，远比中国占星术丰富和普遍，薛福成只知其一，大约他只接触了西方的少数天文学家，而没有了解西方的神秘占星术。对于星变，薛福成把人世间的大事都归于天象，谬矣！科场之狱，英法入犯，皆非天象作祟，乃人谋也。法国吞并越南，不是除旧布新，实是殖民扩张，与彗星无关。社会的动荡是由诸多因素构成，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天象对人事事变的因果关联。
《庸庵笔记·史料》把清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归结于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其文：
占验象谓五星同在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瑞，从填星也，考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张八度，岁星荧惑在张五度，太白在轸三度，填星在张九度，辰星在张七度。盖日月与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轸。然与日月及水土二星相距不满三十度，则犹可谓之合也。尤难遇者，五星皆顺行而无迟留退逆之愆，且皆晨见而不伏匿，斯所以为盛瑞也。是岁，官军即以八月朔日卯刻克复安庆，由此各路大师相继奏捷。甫逾一纪，而奥、捻、苗、回诸巨寇以次荡平。中兴之功，何其伟也！占验象又谓张至轸为楚分野，是岁辅翊中兴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江忠烈公、罗忠节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以及今相国恪靖侯左公、巡无威毅伯曾公、前陕甘总督杨公、兵部侍郎彭公、皆系楚材，或云极盛。惟今相国肃毅伯李公所属淮部诸将，皆系皖人。然春秋时，皖北安、庐、凤、颖六郡，本皆楚地，则分野占验之说，似不诬矣！沈约《宋志》谓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关，五星聚东进。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则中兴景运尚未艾也。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3）
按：五星联珠、日月合璧是一种自然天象，给人以吉祥的心理感觉，但并非皆吉皆凶。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朔的这次天象，恰逢清军攻克安庆，对于太平天国的数十万军民而言，无疑是凶事。可见，五星日月的合与联，并不能引起天下大吉。至于说到楚地多材，情况属实，然而，楚材的铸就非一年之功，而依赖于长期的文化积累，如果说曾、李是才，那他们并不是在咸丰十一年才成才。何况，他们血腥镇压人民，又怎么能称为才？只能是满清统治者的奴才而已。
《庸庵笔记·史料》记载“犯岁星致败”，并列举了捻军失败的例子：
天文家又谓岁星所在之分野，其国有福，伐之者败。春秋时，越得岁而吴伐之，史墨以为必受其殃，既而吴果为越所灭。同治丁卯四五月间，捻酋任柱、赖汶光等窜入山东登、莱、青一带，官军依胶莱筑墙而守，盖欲拘之海隅，而以劲兵驱殄之也。余于五月杪，夜观岁星在危宿，光甚明亮。夫虚危齐之分野，乃济东秦武登、莱、青诸郡也。登、莱、青得岁而贼扰之，理当败灭。余谓论地势则如兽入阱中，论天时则彼自犯岁星，不灭何恃？俄而贼乘胶莱河宅海滩干涸，尚有数十里营墙未筑，溃防而出。余拊髀惊叹，以为天时地利究难尽恃也！幸今伯相李公早依运河筑墙，以防贼之帘逸。贼猛扑河墙，不能逞志，迨九月间，铭军会合诸军击之安邱、淮县之间，竟歼巨股，仍在虚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时地利，实有可凭云。
按：作者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对人民采取敌视态度，称捻军为贼。作者相信天象，越信则越以为灵。赖文光之败，如果不是清军的围堵，仅靠天象，又焉会失败？岁星所在之方，触之，未必导致灾难，汉代王充早就对岁星迷信批评过，所谓岁星，不过是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一种朴素认识。岁星不是神，对人事不能干涉，薛福成为清军的胜利寻找天象依据，进而又吹嘘自己精通占星预测术，只有愚者才会相信他的这一套。
曾国藩是近代极有影响之人物，晚清的官吏士人无不钦佩之，甚至神化其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对曾国藩出生时的情景以相术的眼光作了一番神秘的描述，把曾国藩比作癞龙，崇仰之至。其文云：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庆辛末年十月十一日亥时。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寝，忽梦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于中庭，首属于梁，尾蟠于柱，鳞甲森然，黄色灿烂，不敢逼视，惊怖而寤，则家人来报添曾孙矣。
按：这是曾国藩的祖父以梦来神化孙儿。梦乃不可考证之现象，或许果真有其梦，或许编造亦未可知。
薛文又云：
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自，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
按：以前只听说皇帝是龙的化身，亦未听说皇帝有搔肤的雅举。今闻曾国藩之事，颇为活龙活现，然而，我怀疑曾国藩是否有皮肤病，医学临床上这种病例亦不少，以此类推，岂不是这些病人都有“龙的化身”的迹象？况且，天地间果真有龙乎？不之见也。
类似的传说尚有不少。如，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现有岳麓书社1986年版）不仅记载了上面这个巨蟒的故事，还渲染了曾国藩之死，说曾国藩死时，金陵微雨，天色阴惨，忽火花烛城，江宁、上元两县令惊出救火，卒无所见，只见红光圆如镜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渐微。
显然，这是曾国藩的门人和弟子在神化其师，借以提高他的地位，扩大其影响。曾国藩的神话，他生前或许已风闻，但他不会制止，一则因为他相信有神论，他几乎每天都要沐香禅坐。二则是因为他愿意被人神化，这样才有威信。
关于曾国藩迷信方术之事，史书多有记载：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利用神秘主义作为舆论武器，他在《讨粤匪檄》云：“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这是要士兵为神授的君权而战，活着建功，死了变神，反映曾国藩的神明观和宿命观。曾国藩的更“高明”之处在于指责洪秀全等人的宗教思想，说“粤匪窃外夷之错，崇天主之教……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曾国藩是以中国传统的神秘主义和纲常观念诋毁太平天国的神秘主义。
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曾国藩喜好相术，云：
曾文正公国藩好相术，尝云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云：“端庄厚重是贵阳，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文正官京师时，郭筠仙侍郎嵩焘主其家，灾喜谈相。文正诮之曰：“君好谈相，相人乎、自称乎？”捻寇初平，淮军驻徐州，文正往阅操，诸将入谒，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寇整洁，注视良久，入谓幕客曰：“某弁体气充实，天夭折之理。时方承平，无战事，何其神气若将死之人乎？”后不十日，某弁果以坠马殒命。
曾国藩精通相术，所用将吏，必先相其外表，因材而用。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史料》云：“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身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夫文正虽不可学，但使阅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尝不可得一二焉。”薛福成曾在曾国藩的幕府当谋臣，想必此言不谬。作为地方大员，曾国藩用人必有一套标准，相术是他选择人才的方法之一。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4）
曾国藩对神秘不可解释的扶乩现明，偶有相信。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幽怪》记载：
曾文正公尝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鸾等术，然亦有奇验者。李忠武公（续宾）之克九江也，余方衔恤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沅甫宅中，塾师方与人为扶鸾之戏，问科场事。余默念此等狡狯，何足之凭？乩盘中忽写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余言此系：“此系旧时灯虎，作败字解，所问科场事，其义云何？”乩盘中又写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诧曰：“九江新报大捷，杀贼无遗类，何为言败？”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现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问：“所问不可喜者，为天下言之乎？抑为曾氏言之乎？”乩判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时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异之，而不解所谓。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败，全军尽没，忠武及余弟温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县人，新死于兵，将赴云南某城隍之任，道经湖南云。
噫，一军之胜负，关系甚巨，此时文正虽奉讳里居，而东南全局隐倚以为轻重，忠武固文正旧部，而文正之弟又在军中，半年之前，败征未见，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岂不信哉。
按：三河之役前半年，扶乩已预测湘军必败，此实为奇谈，亦使曾国藩不得不信服。然而，每次战役前有多次预测，有预言胜的，有预言败的，有预言和的。哪一种预言命中了，则就成为奇谈了。乩仙是有阅历之人，他由河南去云南，途径湖南，或许根据某些迹象推测湘军必有一败，亦未可知。
官吏以迷信方式治理地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曾经祈雨。《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
光绪丁丑春，曾忠襄公国荃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忠襄忧。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县以上，绅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阖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忠襄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民，而天为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有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之眼。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暗，雷隐远空，须臾，大雨滂沱，至已已乃止。已在欢，焚香鼓吹，迎忠襄归。
中国是个农业国，对洪水和干旱很敏感。山西的植被较差，生态恶劣，向来干旱，这种状况不是一二任地方官吏所能解决的。曾国荃巡抚山西，能够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徒步求雨，两天不饮食以求雨；带领百官求雨，这些行为可以得至民众的好感，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心理上慰借百姓。祈雨数日，果然得雨，似乎天老爷感动所致，非也，自然之必然也。
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一个大员，早年做过乡村塾师，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襄办军务，后来致力于洋务运动及新疆事务。有《左文襄公全集》传世。
左宗棠相信梦幻，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归于做的一次梦，并且对身边的臣僚讲梦与经历的偶合。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记载左侯相之梦云：
左侯相未遇时，梦应省试，领解额，甚觉得意。……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盖其景皆梦中所见也。其后，以所历之境，印证前梦，一一吻合。及关陇隶清，议者皆谓新疆地势辽远，转运艰难，颇以进取为疑。而左公慷慨出师，元少顾虑，盖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获，一策之荣，莫非前定，而况奇勋伟业如左公者乎。
按：左宗棠在年轻时做的一次梦，竟然与一生经历完全吻合，这实在令人称奇！但是，又有谁能证明左宗棠确实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梦？人的一生有许多偶然性，梦岂能与之巧合？梦乃不可实证之物，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当然，梦见立功建业是完全可能的，梦可以增强人生的信心，但梦不能详证人生细节。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1）
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学术界认为有五点原因：第一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是闭关锁国，不明敌情。第三是战守无策，指挥无能。第四是将令保守，战术笨拙。第五是军队腐朽，军民对立。然而，我认为还有一点不可轻视的原因，即方术在战争中的负作用。清朝派出执掌军务的高级官吏迷信而每每贻误战机。
大凡衰世，必然迷信盛行。清朝自嘉庆以来，日益衰微。官场腐败，许多官吏终日忙于参天拜睦，信神弄鬼，拘泥于迷信，这种风气严重地影响了军事活动。
当时流行扶乩术，这是一种以紫姑神作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