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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我的一位朋友在最早的时间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当时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说：“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
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电传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当时我还以为，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挤不过去，只得通过邮局把信寄走。
其实，若泽·萨拉马尤并不在家，他作为葡萄牙文学界的代表去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了。那天下午1点，他来到法兰克福机场候机室，准备返回兰萨罗特。他知道，就在此时此刻，瑞典皇家学院秘书长斯图雷·艾伦可能正走出办公室，来到贵宾厅，向云集在那里的记者们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九十年来，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们焦急等待的时刻。但这一次若泽·萨拉马戈却十分平静，因为近4年来许多人都认为他可能获此殊荣，但一次次没有成为现实，每逢别人对他谈起诺贝尔文学奖，他总是说“我只不过是一种可能”。
就在他等飞机的时候，电台和电视台都中断正常节目，宣布：若泽·萨拉马戈成为葡萄牙语作家中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向后转，返回图书博览会。
贺信发出以后，我坐在书房的写字台前，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涌现。
1987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应当说，当时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只译过若泽·罗德里格斯·米格依斯一个短篇。我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品，例如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在我去里斯本之前亚马多夫妇应我国文化部邀请来华访问。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亚马多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文学及作家，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吧？”
我当然高兴。
果然，老作家第二天就把“介绍信”给了我，上面列出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及其住址、电话，并特别在其中的阿尔瓦洛·萨莱马后字后面注明：“此人中午12点起床，请勿在此之前打电话。”亚马多在“介绍信”最后写道：“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
名单中就有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修道院纪事》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到了里斯本，先是请教文学评论家，了解葡萄牙文学概况。他们当中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阿尔瓦洛·萨莱马。当时他已70高龄，身体不好，走路颤颤巍巍，但我两次向他请教，他都像给学生上课一样，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记得最后一次结束时，他对我说：“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
这两位作家都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可惜，米格尔·托尔加去年以90高龄去世。
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我在若泽·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们那样热情奔放。谈到他的文学创作，他问我已经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动手，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糟蹋”了。为了让我以后翻译起来方便，他又送了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把《修道院纪事》看了两遍，由于上边说到的顾虑还是没有动手。1994年，澳门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丛书》中第一本、埃萨·德·盖罗斯的小说《巴济里奥表兄》问世，在澳门卢廉若花园举行首发式。我作为该书的译者在首发式上讲话之后，中文和葡文传媒的记者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一个葡文记者问：“请问范维信教授，你准备翻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我不假思考，脱口而出：“若泽·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
我发现听众席上一阵骚动，我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议论纷纷，知道《修道院纪事》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说出口，就要尽其所能，把汉字变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纪事》奉献给读者，决不‘糟蹋’了这本我喜爱的好书！”
译书难，同行们都深有体会，在翻译《修道院纪事》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头上又增添了几许白发。1997年，若泽·萨拉马戈专程来北京参加该书的首发式，问我翻译的感受，我说，有时候遇到难译之处，我像笼子里的老虎一样独自在书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你这个作家给译者制造了这么多难解之谜，让译者绞尽脑汁。听到这里，他几乎笑出声，说“两种文化和文字差别太大了”。
确实，翻译《修道院纪事》的过程中最大困难就在于文化和文字上的差异。首先，我对宗教一知半解，有时为了一个神的名称查很多资料仍然一无所获，只得请教外国朋友，再求教中国专家。如果作者用一个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么要先弄懂典故，然后再设法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既在不加“注释”（我认为，加注释是很令读者生厌的）的情况下让中国读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风格。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鲁也说：“了解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一个自然段有时长达几页，在叙述中的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但是，这位评论家又说，“一旦克服了这些障碍，适应了作者的风格，读过之后会顿觉豁然开朗，得到极大报偿。”对于这最后一点，我作为译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个残酷的职业，永远不得停歇。但是，当你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你认为满意的译作呈献给读者的时候，那种“得到极大报偿”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若泽·萨拉马龙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朋友当面或打电话询问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我觉得，他一直在以丰富的想象力、独特的风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观察、分析和表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
但愿者作家有更多的作品问世，但愿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译本，早与中国读者见面。
范维信
1998年11月于北京永乐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