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身》中，雌雄同体的指涉与董启章的前一部小说《安卓珍尼》不同，作品不是写一个女性寻找单性的自足体，而是写一个叫林山原的人，他的生命被时间划分为两半，既拥有前半生作为男子的记忆，又面对现在的女子身体。作品里的现在时是已为女身的林山原，她如何认同自己的新的性别身份，如何与过去的亲人、朋友调整关系及相处。
我们看见各种颠倒阴阳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类似变态的情形下展开，但是作者把其中温暖和清澈的一面逐渐呈现出来。一个是林山原与妹妹新建立的姐妹情谊。对过去那种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是一种反拨。这种姐妹情谊是作品里叙述的一个主要线索。它也以两个人的第一人称，独白或对话来表现。在林山原确立新的自我的过程中，与妹妹的关系构成这个自我的重要成分。
作者用了许多如水的意象来渲染这种似水柔情。如妹妹梦中承载泪水的杯子和杯子的响声、如喝水和做豆乳的感觉。这些感觉里有一些很别致的性别体验。我们会看到，作为男人的林山原和作为女人的妹妹，她们都曾被指定的社会身份所困惑，那些指定的规矩与她们的内心状态不和谐。借用容格的术语，她们都必须压抑自己心中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以完成合乎规则的男子和淑女形象，但实际情形却是自我的分裂和孤独感。如妹妹所言：“若模仿男孩毫无意义，我也无心扮演女孩的指定角色，在两性的成长道路上我脱轨而出，非男非女，茫然失所。”
以第三人称叙述穿插在故事中的是小原的成长故事，这些都围绕一个性别认同的问题。董启章对小原那种身体经验和心理分析很是细致。在我个人看到的文学作品中，关于身体，较为常见的是一种性别分明的描述。但董启章注视的好象是另一类，是比较不分明的，含混和错置的男子的和女子的性别体验。这个层面，通常很少被敞开。在林山原变做现在的女子，由故事里回忆过去的小原时，作者分析了一个不合男孩范型的人物复杂的心理纠葛，里面也有很多对男性的流行形象的嘲讽。例如《八年抗战与占士邦》中的那些讽刺性议论，“暴君和抗暴英雄，不过是男人的两个脸孔”，这二者之间的转折，这些在一个孩子意识中的沉潜方式。作者对小原的描写是小说里最多现实细节的部分，借助于人物的性别倒错，这些经验被回顾出来，与一般的人物的童年回忆拉开了距离。它是一个失去了男身，而还不愿意接受女体的人物的回忆，因此，这些回忆带有寻找过去的自己身上双性成分的含义。这样，叙述成为一种非男非女的中性立场，它是回顾在一个社区的人群中，人们如何识别性别，那些被认为反常的形貌会陷入怎样的处境，于这种规定中，识别自己的性别身份实际上何其困难。而与异性相处，也同样牵扯了复杂难辨的脉络。
情节的推进是通过两条线索，一个是女体的林山原在日本邂逅叫阿彻的男人和叫秀美的女子的这条线索，另一个是山原重返社会，和自己过去的同性朋友，和妹妹一度的男友的接近、周旋。但在这些描写中，对男女欲望及其性别成规也不乏有力的描写。但作者让人物逐渐消失了自己的双性特征，逐步认同了自己的异己身体和女性身份。所以看到最后几个场面，姐妹之间单纯爱欲的诗意刻画，感觉到作者已经把他的主角完全阴性化了。他的小说因此也就成为一种逼真的阴性书写。这是个让人安慰的结局，但好象也是一个俗套。因为在纯粹的姐妹之情中，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排斥逸出了故事。这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终结，小说写到这里，无从继续。
在董启章的序中，说到对“类”这个东西的想象时，他进一步分析道：类，作为一个词，同时包含了一组相反的意思，即同类与分别。再则“类”的一体两面大概就是“妒”的发源。“同”行成了自我意志的强化，“异”却教此意志产生无可弥补的失落。因为“异”者永远在“同”的外面，时而迎头痛击，时而遁逸无踪。自我意志的自足永远是一个梦幻，其能量只能从崩决的裂缝向外迸射，朝那同体而异质的他者作出永恒的追逐。
我引这段话的目的在于，当小说的叙述几种距离之间、类与别、男性与女性、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性别交错的复杂关系里时，作者很好地尝试了换装的游戏，通过这个游戏，他对性别差异作了深及肉体和心灵的表达。而这中距离不存在了之后，“我”完全融化于姐妹的同性爱之后，这种对异类、异质的追逐也被放弃了，小说中那种双性的成分也就统一到一个声音里了。可以说，他的类之想象展开了，不过也许我们应该期待一次更充分的完成。
～四、性别与叙事人～
女性写作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而质疑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主张面对社会的女作家提出超性别写作，对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讨论作出充耳不闻的姿势。而持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女作家，坚执“个人化”写作的大旗；这种情形在某些男性批评家眼中又好象是犯了自闭症的疯女人。在我看来，对性别经验的正视和描述无疑是女性文学在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冲击力的一举；但除此之外，性别于文学的意义仍可在多个层面，诸如形式技巧的层面、叙事的层面来讨论。据报道，伦敦剧坛最近的新鲜事是《李尔王》换了女人来演，主题也变成了女王的经历和母女之间的纠葛。去年更轰动的是舞台上的上帝是女人，许多信教的人反对，但观众多维护艺术创作有自由。（１４）
回到小说上来，我以董启章的小说为例，意在表明，无论作家本人属于何种性别，他在小说叙事中，全然可以有逆向的和多重的选择。叙述，可以是性别的重建。说到底，我和小说作家一样，对于写作，对于小说，抱有同样的信念，即这些都是“一个自我开发和测试的过程”。（１５）选择一个性别，最终是选择一种叙事想象，而在作家自己，正需要承接某种异己的身份并将异性的素质纳入己身。。正是《奥兰朵》的作者强调了这一点，她说道，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像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脑子都是半雄半雌的，“一个人一定得女人男性或是男人女性。”其作品才能走进别人的心灵。“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先要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男女之间必须先完成一段婚姻。”（１６）
那就是说，类之何在、何为？要问作家自己，问那叙事的精灵。
（１）董启章：《双身》，台北，联经，１９９７年初版。（２）心猿：《狂城乱马》，香港，青文书屋，１９９６年８月初版。因为篇幅限制，这里只是提到这部作品，作为考虑和比较的线索。以下不做讨论。（３）董启章：《安卓珍尼》，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２月初版。（４）平路：《令人眼睛一亮的丰富文本》，（《附录一》），见《安卓珍尼》，第７９页。（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月第１版，第１９８页。（６）同上，第１９９页。（７）同（１），第９０页。（８）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第１版，第２８９页。（９）［美］Ｏ．Ｖ．魏勒：《性崇拜》，历频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２、６页。（１０）同上，第６页。（１１）参见［美］Ｃ．Ｓ．霍尔、Ｖ．Ｊ．诺德贝著：《人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５月第１版，第５２、５６页。（１２）转引自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阅读）》，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１７页。（１３）同上，第４０页。（１４）程步奎：《假如孔子是女人》，《民主中国》，中文电子版，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董启章：《得奖感言：甲虫与女人》，《双身》，第ｉｖ页。（１６）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２月第１版，第１２１、１２８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