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体落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党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钱惠人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民兵训练和治安，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可家里包了八亩六分地后，立马变了个样，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亲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气得赵安邦几次在党委会上批小农思想。在赵安邦看来，钱惠人骨子里就是个只注意眼前利益的农民，和那些农民们一样，都把这五年承包期当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致富机遇，似乎这种机遇是天上掉馅饼，一旦抓不住，馅饼就没了。这种心态也不奇怪，当时毕竟还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数。但钱惠人毕竟不是一般农民，到底在自家的八亩六分地上发现了真理，第一个提出：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事。这年五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委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地还继续包下去么？咱……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大吃一惊，“把土地分给农民？钱胖子，你该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和分给农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连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钱惠人不服气，“怎么就不能想呢？中央说了，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
如果钱惠人就此被吓回去，如果没有一个多月后县委关于承包年限的争执，没有白天明大胆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许就没有那场分地风波了，新来的省委书记刘焕章也不会注意到他。可那天钱惠人没被吓回去，仍坚持要试着搞“二次土改”。
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
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口巴！”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还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吗！”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思索着，又说，“但是，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摘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活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山一般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降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摘，怎么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
十一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九八六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委书记，他呢，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没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集中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的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钱惠人乐了，“赵县长，这么说，试点方案天明书记、地委县委批准了？”
赵安邦怔了一下，数落道：“胖子，你猪脑子啊？问这话！也不想想这是什么事？这是违反政策的，只能悄悄试！你怕丢乌纱帽可以不试，要不怕就闯一下，你狗东西主持摘，我负领导责任，天明书记和地委县委都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钱惠人这才知道，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虽然暗中支持分地试点，却不能公开出面，也就是说，真搞出问题，责任在他，最多赔上个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这个决定时，他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白天明、赵安邦的什么亲信骨干，会在仕途上得到这两位领导的什么重用，后来那些风言风语均属无稽。 ，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有些关是不能胡乱闯的。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卖了只一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书记开始还不相信，以为于华北谎报军情，要管农业的赵安邦来汇报。
赵安邦去了，汇报说：“陈书记，刘集乡这只是个试点，不行就停下来……”
陈同和火透了，当场拍了桌子，“这种事能试吗？这不但违反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犯法，违犯了宪法！宪法上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刘集乡的那个姓钱的乡党委书记不知道吗！你这个副县长还跟着掺和？是谁在后面支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