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又不失真挚地相处。
现在，维安坐在去鲁易家的车上，心里仍有按捺不住的急切，车窗外的上海街景以令人轻快的节奏在他眼前流动，他的眼睛有些潮湿，只有这时，他才感到他的肉身也同时进入了流动中，好像，这一年里他身体里的部分场景在沉睡，此时此刻复活了，在去鲁易家的路上复活了。
如今，鲁易的家在城市西区边缘，那是鲁易夫妇顺应开放潮流购置的商品房，他们有了孩子，维安回上海的日子，阿宝便把儿子的卧室整理干净，把床上的卧具换一套，这房就成了留宿维安的客房，是的，鲁易和阿宝的住房宽敞多了，各种功能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实现，书房客厅卧室各得其所，他们在客厅里安放了长餐桌，餐桌旁客厅一角是时髦的旧柚木角柜，夜深，他们可以坐在长餐桌旁喝酒，角柜里放满了酒，但是维安却失落极了，他宁愿回到浦东的小房间，他们坐在十尺见方的地毯上喝着罐头啤酒，那一刻，东京生活多么遥远，多么隔膜，多么值得一谈。但现在，一间又一间房，他们的孩子，还有不断进来的电话，鲁易几乎成了专职电影编剧，阿宝在做进口药品的营销，他们必须努力挣钱付房屋贷款，是的，上海已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化了，简单生活才有的清闲已丧失殆尽，“不过，我们仍然保留了支配时间的自由。”阿宝以某种庆幸说道。在维安到来的日子，他们尽量回到过往的生活节奏，却已无法避免种种干扰。
而上海又成了不夜城，不同风格的酒吧一间间地开出来，那些曾是高官行宫的豪华的殖民时代的深宅大院现在向民间开放，成了收费昂贵充满异域情调的夜生活场所，这个越来越图片化越来越标志化的城市，正放肆地展示她曾经隐藏起来的某些暗疾，比如她的嫌贫爱富的势利，她的崇洋媚外的奴性。她的确有点让人讨厌了。
鲁易和阿宝自从有了儿子，便放弃夜生活，拖家带口，也早已失去旅行的便利，这令维安想起来便窃喜，是他自私的喜悦，鲁易家的安定使维安有回家的可能，虽然这是他人的家，但对维安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安心的驿站，无论走得多远，他都要回到这里休息。
夜晚，等儿子睡熟之后，他们和维安坐地铁去市中心的酒吧，在衡山路的酒吧街，维安和鲁易阿宝一样眼生倦意，这里有菲律宾或者拉丁歌手轮流驻唱，总之音乐倒是非常热带，但酒吧特有的叛逆气息却消失了，客人们多是在公司里磨钝了个性的新一代职员，带着些盲目的沾沾自喜，穿着流行的行头，说着流行的语词，喝着流行的酒，让这三个已不年轻的成年人暗自叹息，青春在这个城市越发的庸常和陈旧。他们一晚上换了至少三个酒吧，仍没有找到他们需要的气息，而维安在这种地方像患上失语症，竟找不到故事的源头。
他们回到家才开始真正的喝酒，在鲁易收
藏的几千张VCD和DVD片子中，维安翻找着他留恋过的旧电影，他找出舞剧电影《白毛女》播放，他们三人坐在沙发上喝兑了汤力水和冰块的金酒，一边观赏这出在六十年代流行得非常热烈的革命芭蕾舞剧，但只看了一个开头，他们就无聊了，阿宝不断打着呵欠，鲁易索性离开电视去厨房重新兑酒，维安感叹，这是旧时代的语汇，一直要到现在才发现，对她的厌恶远远超过对她的怀恋。
鲁易端着三杯酒从厨房进来，阿宝把音量按到零，让画面空白沉寂，他们三人又坐回餐桌，维安告诉他们，他已经有多个月不去居酒屋，雷蒙因男友卷入黑社会纷争受到牵连，而因此引发她的非法居留问题，雷蒙被驱逐出境。直到雷蒙被驱逐出境，维安才想起雷蒙曾暗示他，假如维安愿意与她结婚，她将不再有法律麻烦。但当时维安觉得这将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他没有接雷蒙的口。雷蒙事发，维安就有些后悔，他觉得他本来是可以帮到她的，但美惠子不以为然，她提醒他，你只是“千语”的客人，你对我们任何一个都不承担责任，喔，美惠子这样感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谁也救不了谁。
雷蒙的非法居留让居酒屋的其他非法居留的小姐都自动规避，“千语”一下子失去好几个得心应手的小姐，生意受到影响，那正是日本经济最低迷时期，“千语”的租期也已经到期了，美惠子关了店门，又做回银座深夜酒廊妈妈桑。可是维安去银座已不方便，这其中也包括经济的原因，受东南亚经济风暴的影响，这两年他的画不那么容易出手，当然，他的资助人丹次郎仍是他作品持久的收购者，丹次郎持续收藏着维安的画，他真的相信维安的画是保值的？这一点连维安都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维安的夜晚几乎是在阅读和音乐中度过，偶尔也去一次居酒屋，当然不再是“千语”，这样的夜晚怎能不让维安无比惆怅？
在上海鲁易的家，有些夜晚，鲁易和阿宝为他们各自的事情奔忙去了，维安便带着他们的儿子本去餐馆用晚餐，那些服务生打量着维安和本，以几分羡慕的口吻赞叹道，噢，儿子和爸爸一样酷！维安突然就涌起强烈的父性，他给本剔鱼刺剥蟹壳。这个假期，他经常带本去餐馆，本喝雪碧，维安喝啤酒，他在暗暗享受这一幅“父子乐”图景。本称他为“酒叔叔”，他在一年级的周记本上写道：“我有个酒叔叔，他回日本去了，我很想念他。”
在东京过着独居生活的维安又有了结婚的冲动，这一次甚至还没有结婚对象，维安自问，我真的已经老到只想要一个儿子？是的，维安四十岁了，在不去居酒屋的夜晚，他想望当个父亲。
“当他说话时，他正笑着，翻过身去寻找那将不存在的自己。”约翰·霍克斯的《情欲艺术家》是用这句话结束他的故事的。
光裸的向日葵
沈东子
狼 烟
人的命运是很偶然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呱呱坠地，以后就会对世界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些结论有的欢喜，有的忧伤，各有各的道理。可是如果忧伤的灵魂在一个时代占多数，那这个时代必定是黑暗的，也必定会有许多忧伤的眼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西班牙人乌纳穆诺说，做西班牙人是人世间最沉重的事。墨西哥人富恩特斯说，墨西哥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与美国为邻。他们这样说，必定会有他们的理由，只是那理由，离我们很远，甲为很远，也因为凡人缺乏跨越时空的领悟能力，所以我们日不出里面的苦涩。
要是有二个中国人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最伤心的事，就是连空气和阳光都要怀疑，怀疑空气里是否有氧，怀疑阳光其实来自月亮。你说其他国家的人听见这种说法，会明白其中的苦痛吗？或许经过解释后会明白，但谁来解释呢，谁愿意把人生的苦痛整天挂在嘴上？何况能挂在嘴上的东西，不会太苦。
你觉得自己一生最大的隐痛，就是从未见过长城上的狼烟。你本来想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隐痛，是有一位信奉超验主义的母亲，身为她的儿子，你一生都在超验和现实的漩涡中挣扎。可是你不能也不愿说母亲，宁可说狼烟。在这片使用方块字的土地上，你可以怀疑一切，但惟独不能怀疑母亲，母亲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是用唐砖汉瓦筑就的牌位，任何对这座牌位的怀疑，都会被看做是对良心的叛逆，因此你宁可说狼烟，不愿说母亲，你也因此忽然明白了乌纳穆诺和富恩特斯，明白了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把他们视为你最好的兄弟。
自从世上有了阿伽门农王的儿子俄瑞斯忒斯的故事，母亲这个词在西方就有了多重含义，而不像在东方，只意味着慈祥。没读过巴赞的《毒蛇在握》，你怎会明白什么叫母性的欲望？没见识过疯癫时光身撕扯内衣翻找月经纸的娜阿米，你怎会察觉金斯伯格在《卡迪什》里淌下的是带血的泪水？这些含义在东方文化里是找不见、翻不着的，你哪怕一直翻到两千年前的战国竹简，母亲的含义依然是慈祥。
你驮负着这些含义，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看见的却是自己母亲时而胆怯时而亢奋的眼神。她会像孩子一样躲在你的身后，也会用如刀的目光定定地切割你，由上而下，由面庞到心脏，把你的灵魂切成碎片。你想对母亲说，你是东方的娜阿米！你并不孤单！那些十四五岁就接受虚幻理想的少女，二十年后会追随你的足迹进入精神病院，进入灵魂的地狱，她们会在烈焰中挣扎，而让自己的儿子在世间发出嚎叫。
由狼烟想到母亲，是一段艰难的过程，这世上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由狼烟想到母亲。再也不会有。巴赞由母亲想到毒蛇，那是法国人的想象。法国人是那么富有想象力，想到什么都不奇怪，可你是中国人，生活在循规蹈矩的二十世纪，你能由狼烟想到母亲，或者由母亲想到狼烟，那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而正是母亲赋予了你这份对母亲的想象力。
你并没有见过狼烟，只在书本上见过对狼烟的描述。书上说狼烟是古代的一种讯号，狼烟四起，表示烽火连天，万分紧急。身披盔甲的武士正从四面八方拥来，战鼓在擂响，铁蹄在逼近，弱势的一方马上就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已没有狼烟，长城上的烽火台孤寂地守望着北方的草原，可是看见书本上那样的描述，你不能不心惊，甚至看见狼烟两个字，你不能不心跳！
你为什么会由狼烟想到母亲呢，因为想到母亲，你也会心跳，有时还会剧烈心跳，好像你从小就是心脏病患者。母亲和狼烟一样，带给你的是铁蹄逼近的紧迫感。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继承了她的超验主义思维，可是你真的很想见见狼烟四起是怎样的情景。你渴望见到千军万马从地乎线上涌来的壮观场面，用这场面填补母亲带给你的漫长的虚空。
你从来就不羡慕做女人，但假使有来生，你想做褒姒。
最先发现路边有个坑的，是母亲。那条路通向医院食堂，你每天都要走好几趟，但从未注意到路边有坑。那个坑周围的泥土都很新鲜，显然是新挖的，坑边还放了一些草绳。
有人想活埋我们母子，去打饭时
千万别靠近那个坑。
她再三叮嘱你。然而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又有新的发现。她发现家门口对面的马路上，有两个男人，一胖一瘦，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蹲在树下，眼睛并不朝我们看，可分明是在监视我们。
他们想跟踪我们。我们一出门，
他们就会跟踪。走后门，别让他们看
见。
她像是自我提醒，也像是提醒你。
那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可回想起来，你身上仍会感到嗖嗖凉意。那种凉意已经浸透在你的脊椎里，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只要想到那些往事，你的灵魂就会回到九月，回到秋天。
母亲如同兵马俑里的陶制武士，永远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天空，注视着地面，注视着过往的路人，无论是熟面孔还是生面孔，都躲不过她细微的审视。她的眼神是很专注的，仿佛能穿透一切，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看见别人的内心，要是忽然有一丝灵光闪过，那就是又有新的发现了，这时她的嘴角会浮现微笑。那种对蛛丝马迹的捕捉，对风的捕捉，对影的捕捉，是惟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才具备的才能。
母亲的想象力是非凡的，令欧洲所有的超验主义艺术家相形见绌。你能由一只死蝇想到砒霜吗？或者由一个土坑想到活埋？大概你不能。可是母亲能。假使康德再世，他一定会膜拜她，为自己找到活生生的哲学范例而欣喜若狂。
她能由菊花想到切细的萝卜丝，由雨滴想到血滴，由砧板上的鱼头，想到断头台上的人头。她不知道她这一生最可自豪的事，就是把这份想象力，赋予了她的儿子。她不知道。她从来没有想到为儿子自豪。也许是无暇自豪吧，因为她总是神游在另一个时空里，那是一个更抽象更玄妙也更惊心动魄的时空，要想在那个时空里活下来，你得具有超常的生命力。
母亲始终认为自己的四周充满了各色阴谋，那些阴谋为什么没有得逞呢，那是因为都被她一一识破，一一挫败，因此她总是胜利者，脸上常常会浮现一丝冷笑。丈夫在世时，她最喜欢对他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哼，又失败了
吧！想害死我，没那么容易！
旁人是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的，以为她在背诵哪部侦探电影的台词。丈夫和儿子起初也听不明白，只有她自己明白。儿子后来终于明白了，终于看见了她心中那把无形的剪刀。她总以为有人想用一把剪刀杀死她，一看见剪刀脸色就会发白，后来剪刀慢慢变形，变成了注射器、毒药和针，这些是她表述过的，至于心中还有什么没有表述出来，你也不清楚。哦，都是阴谋，都是阴谋，生命的四周充满了阴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别人的阴谋中，稍不留神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甚至人头落地。多么熟悉的逻辑！连英明如恺撒都会被养子刺杀，伟大如主席险些被接班人谋害，庸常的我们怎能不被各色阴谋重重包围？
外公被处决时，母亲才十五岁，她和同样年纪的孪生姐姐一起，仓皇离家出走，考进了异地的护士学校。她的花样年华留下了太多血腥的记忆，目光本能地投向那些年长的男人，以为年长意味着安全。可是人是有记忆的，那些挥动的手臂，喝斥的言语，那些秋雨渐沥的傍晚和亚热带耀眼的阳光，总是如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时在眼前徘徊。
那位家乡的细瘦小伙子，是否会想起她攀树啖荔枝的身姿？那位河南商丘的求爱者，是否还记得她舞动的细辫？那位目光哀伤的客家人，是否仍挂念她婚后的幸福？母亲已经不记得他们了。母亲选择了父亲，或者说母亲不由自主地跟随了父亲。父亲高挑的身材，灵巧的舞步，江南才子的谈吐，使她无法作出别的选择。她先是跟随他的舞步，后来跟随了他。
有那么一段短暂的岁月，大概五六年吧，也就是你出生五六年的光景，母亲是快乐的，可能是因为年轻，也可能是因为做了年轻母亲，那时她可喜欢笑了，家里虽然陈设简单，除了父亲从江南带出来的一只棕色皮箱，无论床铺桌子，还是长凳短凳，甚至装书的木箱，钉在墙上的书架，都是从公家借用的，连他们自己，也都属于公家。可是他们的房间里有笑声，不管对于飘零的他，还是出走的她，这毕竟是一个家，可以喘息，可以歇息，可以温存。
你至今记得母亲作画，父亲配诗的那幅图画。那幅画画在粗糙的水彩纸上，画面上一位白衣天使，正微笑着手握针筒，准备给病人注射，灯光映着她那美丽的脸庞。图画旁配着一行热情的诗句，赞颂白衣天使如何纯洁如何美丽。
也许年轻时笑得太多，把一生的笑都笑光了，到了后半生，剩下的就只有恐惧。不知道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有几个家庭抗得住大街上的风暴，暴风骤雨的一阵阵袭击，几乎吹散了所有家庭的温情，只是有的早些，有的迟些，有的流泪，有的淌血，有些外观看上去似乎完好无损，内部已因高压而严重变形，只要看看干涸的眼睛，就不难发现这种种情景。户外的任何一阵风，都有可能刮进家门，屋内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传进组织的耳朵。组织的耳朵像洞孔一样无处不在，组织的眼睛如同树叶，可以透过玻璃看见每一个家庭。家庭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