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又听到陈同和高声说：“什么馅饼啊？这种馅饼不好吃，要噎死人的！这事和分地的性质虽然不同，可仍然是十分错误的！你赵安邦是党员干部啊，怎么能这么胡来呢？国家部委对3756厂的安置是否合理与你有什么关系？找死啊！”
赵安邦又解释起来，内容仍听不清，不过，马达能想象到赵安邦的狼狈。
陈同和最后说：“行了，这我知道，我也希望马达和他这个厂能留在文山，省里和北京的工作我和市委做做看吧！不过，你别再狡辩了，别说事先不知道！这么大一个厂子过来，能没手续吗？你就不问问那个马书记？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赵安邦灰头土脸出来后，马达才被叫进办公室，进去时，马达多少有些底了。
果然，陈同和对他很客气，“马达同志啊，说说
吧，是怎么个事啊？现在国家部委四处发电报，找你们这个3756厂，你们敢和国家捉迷藏，我可不敢啊！”
马达便说了起来，只谈自己和厂党委的决定，绝口不谈省城的伟大洗澡以及和赵安邦、钱惠人私下进行的秘密谈判，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赵安邦是受了他的骗。
陈同和不信，讥讽说：“马达同志，你别替赵县长打掩护了，你胆不小，我们这位赵县长胆子更大，要由着赵县长胡来，他能把联合国大厦都扛到文山来厂
马达壮着胆开玩笑道：“陈书记，那赵县长得算人才！赵安邦要真把联合国大厦给你扛到文山来，文山市委的办公条件就改善了，你干脆当联合国秘书长吧！”
陈同和被逗笑了，“马达同志，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咱们说正事！不管怎么说，厂子已经迁过来了，我们文山当然不能让你们走，该做的工作我们会积极做！但你也要有个思想准备，国家部委有关部门不会和你就这么算了，会处分你的！”
马达点头道：“陈书记，这我心里有数，丁不起开除党籍，撤职罢官！”
陈同和想了想，含蓄地说：“也不要太担心，就算开除了党籍，也可以重新人党嘛！你们那边如果不把你和其他厂级干部的档案转来，我们可以重建档案！”
马达听得这话就想：看来他死不了了，文山市委和陈同和有这个态度，事情就好办了，何况这次冒险迁厂是为了全厂干部职工利益，得到了干部职工的真诚拥护。往好处想，风波过后自己这个厂党委书记也许还能干下去。往坏处想，文山市委也得给他碗粥喝，毕竟是他冒险抗命给文山带来了一个偌大的电视机制造企业。
却没想到后来事情的发展会这么严重。3756厂既已搬迁到文山，再回大西南原址是不可能了，汉江省委出面协调，陈同和代表市委三次赴京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动国家部委改变初衷，同意将3756厂安置到文山。可这一安置文件下达的同时，国家部委主管局的调查组也下来了，查处重点除了违令迁厂之外，竟还有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据说山里那些连卖带送的厂房、住房，给国家造成了一千三百余万的巨大损失。调查组郑组长吓唬他说，马达同志，监狱的大门已对你打开了！
陈同和书记真是个敢担责任的大好人，并不像钱惠人形容的那样，是什么保守人物。陈同和得知这一严重情况后，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了，几次找到调查组，软硬兼施，向那位强硬的郑组长施加压力。陈同和说，马达同志造成了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啊？山沟里的那些破房子当真值那么多钱？卖给你，你要吗？再说，这些房子是协议卖给当地乡政府的，就算作价低了些，也是便宜了当地政府嘛！郑组长不买陈同和的账，要把他带回北京隔离审查。不料，就在要走的那天，两千多号干部职工陆续赶来，将调查组所住的宾馆围住了，吓得郑组长面无人色，向公安局告急。
公安局一个人没来，僵持半天之后，陈同和带着市委办公厅一位秘书赶来了。
陈同和指着聚在楼下的黑压压的人群，语重心长地对郑组长说：“老郑啊，你看看，听说你们要带马达同志走，这么多干部群众来给马达送行，说明什么啊？”
郑组长可不糊涂，“陈书记，他们这不是送行，分明是聚众闹事！闹事！”
陈同和笑道：“作为文山市委书记，我没看到谁在闹事，倒是发现了一个好干部，这个好干部就是马达！你们培养了这么一位好干部，我要深深感谢你们啊！”
郑组长最终没能把他带走，而是被陈同和灌醉之后，由赵安邦陪同去了北京。到北京后，赵安邦通过陈同和的关系，请出了国家部委的一位老领导，老领导再次出面协调，最终将这事摆平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没再追究下去，档案也转了，只不过档案里多了个处分决定：撤销厂党委书记职务，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
陈同和和文山市委没把处分当回事，八七年底即下文任命他为文山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兼山河电视机厂厂长。隶属关系也变了，变成了市辖企业，厂子虽然还在城关工业园，但却不归县里管了，赵安邦、钱惠人算是白忙活一场。这个结果是赵安邦没想到的，据说赵安邦跑到市委找陈同和交涉过一次，问陈同和为什么？陈同和的回答很简单，只硬邦邦的一句话，“我的原则是，不能让违规者占便宜！”
然而，陈同和心里还是很有数的，实际上让赵安邦占了便宜，次年二月县委班子调整，赵安邦由排末位的副县长一跃而成为县长兼县委副书记，钱惠人做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也就在那时，于华北从古龙县委书记调任文山副市长，主管工业。
八十年代末的文山是令人难忘的。那时不是现在，啥都过剩，那年头除了人啥都紧缺，尤其是彩电，供不应求，次品处理都得凭关系。山河电视机厂真是一片红火啊，不但厂子效益好，也带活了文山一方经济。一直到今天，赵安邦都不能不承认：正是从3756厂落户城关工业园那天开始，文山才有了真正的电子工业企业。
白山子乡镇企业崛起的第一部发动机也是他带来的这个3756厂，当年的赵县长围绕山河牌电视机做了多少文章啊！电子元件厂，塑品厂，纸箱厂，几乎把生产山河电视机的所有可以外包的配套生产项目全包揽了。他一般来说还是支持的，能给赵安邦和县政府帮的忙都帮了，没啥对不起赵安邦的。当然，也得承认，他目光有些短浅，缺乏预见性，得到市委和陈同和书记的重用后，对赵安邦的态度有点小傲慢，觉得自己不但是厂长，还兼着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有时有点拿腔捏调。可这能怪他吗？当时谁能料到这位赵安邦县长后来会青云直上，官居省长高位呢？！
二十二
马达可不是有点小傲慢啊，该同志是一阔脸就变，得意忘形。得到陈同和的赏识，兼了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以后，马达就不知自己姓啥了，俨然一副大干部的派头，说话的语调渐渐带上了拖腔，对他这个当初的盟友，在职县长不再主动热情握手了，而是伸出手让他握。赵安邦不止一次当面嘲弄马达说：“马局啊，你说我和钱主任拉你过来干啥？风险是我的，厂子归市里，我这不整个一大傻蛋吗？！”
马达打着标准的官腔说：“小赵县长啊，怎么能这么说呢？要顾全大局啊，同和书记不是一再说吗？要看到全市一盘棋，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听从党安排啊！”
赵安邦哭笑不得，“马达啊马达，你还好意思说！党安排你们在大西南就地转产，你怎么跑到我们文山来了？我看你是有利就听党安排，无利谁的话都不听！”
马达绷不住了，哈哈大笑，“安邦，彼此彼此，没你里应外合我也过不来！”
每到这种时候，赵安邦总是把手一伸，“知道就好，再给我一些彩电票！”
马达一开始还算不错，十张、二十张，多少总是给一些，赵安邦用这些彩电票做礼物，省内外拉了不少关系。后来不行了，省里、市里不少人盯上了山河电视机厂，纷纷找马达要彩电。马达吃不消，汇报到市里，市里做了个决定，一个口子管理，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于华北批。赵安邦再找马达要彩电票，马达便公事公办了，让他找于华北批条。他火透了，授意变电站拉了电视机厂几次电。道理说得也很堂皇：彩电紧张，电力也紧张啊，农忙时节必须首先保证农业用电！马达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才老实了，被迫和县政府签了个协议，每年给县里一百台彩电指标。
经济紧缺的年代，也是官倒盛行的年代。在赵安邦的记忆中，省市有些干部子弟就靠倒山河牌彩电发了不少财。白原崴当时也是其中一个官倒公司部门经理，曾跟省委一位副书记的公子到文山来过几次，有一次，拿着于华北的批条一下子提走了三百台彩电。赵安邦记得，自己还被马达拉着，陪过他们一两回，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总觉得他们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没多久就出事了，省委副书记的公子进去了。捌倒猢狲散，白原崴跑到香港投靠了京港开发公司，凭京港开发的一千万港币起了家。待赵安邦到宁川任职再次见到白原崴时，白原崴已经抖起来了，正张罗着在宁川海沧街十二号盖那座二十二层奶白色的伟业国际大厦。
在山河电视机厂最红火的时候，赵安邦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曾不止一次提醒过马达：经济紧缺是暂时现象，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劝马达眼光放远大一些，和国外著名电器企业合资，引进最新技术，把企业做大做强。马达听不进去，始终生产单一的十四时彩电，连条十八时生产线都不愿上。结果九十年代初彩电业第一次洗牌时就败下阵来，想和国外合资也找不到主了。大屏幕彩电生产线最终引进了一条，生产的彩电却卖不出去了，欠下的大笔贷款至今没还清。
就这样一个没市场观念的同志，却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一步步提起来了。先是转正做了电子工业局局长，接下来，又在于华北手下干了三年市经委主任，待于华北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刘壮夫主持工作时，马达已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
文山有马达这样的主管副市长，经济能上去就见鬼了。说到底马达只是经济紧缺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抗命迁厂时进发出来的道德感，和搞经济没直接关系。再说，这位同志的道德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对自己下属干部职工，对其他单位部门，对整个社会就不成立了。亚洲集团老总吴亚洲的遭遇就是例子，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马达，吴亚洲仍气不打一处来，吴亚洲当年差点死在马达手上。
吴亚洲最初是文山郊区一家村办印刷厂的业务员，偶然跑到城关工业园联系印刷业务，发现了为山河电视机厂生产包装纸箱的好买卖，就找到工业园管委会，申请投资办厂。当时，管委会正为山河厂搞外包配套，双方一拍即合，吴亚洲便四处借款，一周内筹资二十多万，上了纸箱厂。纸箱厂挂牌时，赵安邦被请去喝了场酒，不是他想去，是被吴亚洲硬拖去的。小伙子憨憨地站在他面前，赔着笑脸，他不去不太好。再说，吴亚洲这个纸箱厂虽说很小，却是园区内第一家为国营大厂搞外包的私营企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去一下也为了表明县政府支持私企的态度。
不知吴亚洲使了什么招儿，把马达也弄来了，马达一见桌上的茅台，眼睛立即亮了。马达那时就特抠门，请别人喝酒全是几块钱一瓶的文山大曲，自己不喝，尽灌客人。这回却酒兴大发，一人喝了大半瓶茅台。喝到似醉非醉的时候，牛皮又大了起来，指着他这个县长对吴亚洲说：“小老板啊，你要想发财得跟准人！跟着赵县长你发不了，他县政府只管收税，收管理费，你得跟我，跟我们山河厂啊！”
赵安邦一听就不高兴了，讥讽说：“那是，我们全县都靠马厂长养着哩！”
马达不知谦虚，“小赵县长，你还真说对了，我们山河厂上交给市里的利润养你白山子一个县绰绰有余！”又对吴亚洲说，“跟着我好好干，你一步登天了！”
赵安邦出于一时气恼，回了一句，“小吴啊，没准你这一步就迈进了地狱！”
不料，这话还真让他说准了。吴亚洲的纸箱厂和山河电视机厂签下的外包合同从来就没有认真履行过，电视机厂收了货也从没按时付过款。吴亚洲还不敢催，生怕马达耍威风一脚将他和他的小纸箱厂踢开。于是，便忍气吞声，一次次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据说后来连住房都抵了出去。这种情况赵安邦开始并不知道，直到后来双方矛盾总爆发，吴亚洲哭到他面前，他才看清了马达这个国营奸商的嘴脸。
矛盾爆发于当年夏天的一次洪水泛滥，电视机厂局部被淹，二百多台电视机和刚收下来的五万只纸箱全泡到了水里。马达真心疼啊，先是跳脚在厂里厂外四处骂娘，继而，便想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坚决不认这五万只纸箱的账。该厮也做得出来，眼一闭，愣说这五万只纸箱接收前就是泡过水的，不但不给加工费，还要对吴亚洲罚款五万元。吴亚洲最初并不想把事闹大，低声下气求马大爷开恩。马大
爷就是不改口，后来干脆不和吴亚洲见面了，让管外包的同志传话说，不干就滚蛋！
吴亚洲真是不想干了，流着泪找到县长办公室，对赵安邦说：“赵县长，我就是滚蛋，马厂长也得和我结结账吧？我不坑他国营大厂一分钱，他也不能这么坑我啊！十几万在马厂长眼里是九牛一毛，在我这里就是巨款啊，我是小本生意啊！”
赵安邦气得不行，带着吴亚洲找马达交涉，以为马达总要给点面子。
马达却一点面子不给，口口声声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大喊大叫说：“小赵县长，我劝你不要搞地方保护主义！别的地方啃国企行，我这里不行，我得对国家负责，就算这笔钱是九牛身上一根毛，这根毛我也得守好，不能让人拔了！”
赵安邦强压着恼怒问：“谁搞地方保护主义了？又有谁要拔你的毛了？你欠人家纸箱厂十几万是不是事实？小吴手上有你们的收货单，你凭什么不认账？！”
马达振振有词，“收货单能说明什么？我们收货人员失职，没准吃了回扣！”
赵安邦压抑不住了，桌子一拍，“那是你们内部的事，谁吃的回扣你找谁，吴亚洲纸箱厂的账你们必须结！马达同志，我把话和你说清楚：我们园区管委会不但只是收税收费，也必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请你今天就和纸箱厂结账！”
马达也火了，“小赵县长，你拍什么桌子？这账没什么好结的！泡水的五万只纸箱是次品，请小老板拉走，欠的四万多顶罚款了，差几千块我也不问他要了！”
碰到这样不讲理的赖皮，你真是没办法。赵安邦被迫找到了分管副市长于华北。于华北问明情况后，和马达谈了三次，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四万多元，那五万只纸箱的货款却一分没要回。于华北对此并不恼火，反倒当着赵安邦的面表扬马达说，安邦啊，你也得理解马达嘛！马达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有这样的好厂长，这个山河电视机厂大有希望啊！赵安邦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暗自冷笑：还大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啊？这么不讲商业道德，马达和他这个厂只怕不会有啥好结果！
后来也想过，马达能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提上去，恐怕就与此有关。在陈同和、于华北看来，马达个人品质和道德无可挑剔，爱厂如家，生活简朴，很有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