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态度，是坚持原则，有始有终，不肯半途而废。他和雷委员对弈，下到二十手时，身体困乏而瞌睡起来。雷委员立即起身告辞。朴公自知身体不支，精神上却不肯放弃。“怔怔的思索了半晌”，他终于说：“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朴公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肉身老朽但精神不屈的情状，正可比《岁除》之赖鸣升。其实，朴公就是贵族阶级的赖鸣升，文儒高雅的赖呜升。而《梁父吟》这篇小说，和《岁除》也很有相似处，作者皆藉用人物的言语行动，来揭露他们自己的性格。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朴公的性格悲剧。 第二种解释——以诸葛亮影射王盂养依照上面所论，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张飞，则《梁父吟》的主角是影射刘备（汉室正统后裔）的翁朴园。如此，《梁父吟》便是朴公的故事，正如《岁除》是赖鸣升的故事。可是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另一方面，又以诸葛亮影射已故之王孟养。而从这一出发点推展，《梁父吟》的含义就大为改变：没出面的王孟养变成了小说的主角，正如衰微的李家是《思旧赋》的真正主角。而朴公，和《思旧赋》里的二女仆一样，退居次要角色，变成了悼念凭吊主角的人。我们也可换一句话说，依照小说的第一种解释，便是朴公追念王孟养，朴公追念辛亥革命。依照小说的第二种解释，则是王孟养被追念，辛亥革命被追念。两者之间重点不同，主角也就不同。白先勇以诸葛亮影射王孟养的用心，我们可在小说里找到证据。从朴公谈话叙述中，我们得知他们三个结拜弟兄，在民国建立以后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之时，以王盂养为最“叱咤风云”，官位也升得最高，当了“总司令”。朴公说：“平心而论，讲到才略机智，我要首推你们老师。”雷委员也说：“恩师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王孟养的灵堂里，挽联嵌了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这些显然都暗指王盂养为诸葛亮。但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是小说篇名“梁父吟”。梁父吟，又名梁甫吟，原来是汉乐府的曲名。据说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诸葛亮一心兴汉，而功败垂成，后人追念他壮志未酬的悲烈，作诗哀悼他，诗中就提到梁父吟。例如李商隐的《筹笔驿》：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还有杜甫的《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这首杜甫的《登楼》，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朴公书房壁上所挂郑板桥手笔的对子，写的正是这首诗里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王垒浮云变古今”二句。由此可见，白先勇存心把这首诗的旨境意境，容纳入这篇小说里。另外，王孟养灵堂里的挽联之“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亦取自杜甫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十分崇敬诸葛亮，尤崇敬武侯立志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气节。《登楼》一首，系天宝之乱，杜甫避蜀时所作。他当时悼念诸葛亮与感时忧国的心情，正是朴公在《梁父吟》小说里悼念王孟养与辛亥革命的心情。特别是小说最后一段，朴公独自留在院子，站在“冬日的暮风”中，面对盛开过的三五朵兰花残苞，哀悼曾经叱咤风云的王孟养，追念辛亥年间的往事，其心境与意境，恰好暗合杜甫之“日暮聊为梁父吟”。如此，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梁父吟》这篇小说就成了王盂养的故事，王孟养的悲剧。而朴公就退一步，成为主角的哀悼者，故事的叙述者。从他对雷委员的谈话，我们看到一个英雄的兴起、高腾、衰败与死亡。辛亥革命时，王孟养才不过是二十岁。三个结拜弟兄，他“最是激昂”，最有“豪狂的劲道”。武昌城内枪声一响，别人尚在犹疑，他却已“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混战了一夜，大势已定，他突然兴致大发，跑到黄鹤楼上，“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中华民国创建后，几十年间，他又东征西讨，建立功勋，升为总司令，叱咤风云。他的才略机智无人能比，可是由于他的性格太刚太烈，把世人都得罪了，只有两个结拜义兄，还可拘阻他一些。至于王孟养如何从“总司令”的巅峰，降而走下坡路，小说里并未说明。我们只能根据雷委员的谈话，得知他超人的才智“还没能展尽”。而朴公则归咎于王孟养自己那种“不合时宜”的刚烈性格。无论如何，总归是目前的人事与局势，迫使这个胸怀大志的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三国时代，诸葛亮帮同刘备打天下，刘备死后又继承他的遗志，忠诚辅助后主，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复兴汉室。却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所以杜甫哀悼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孟养的命运也相似：先是追随国父革命，创建民国；接着遵从国父遗志（朴公书房一副对联也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建立统一和平的中华民国。却也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我们且不追究王孟养的刚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志，也且不论目前的现实情势如何迫使他“才智没能展尽”，他之开始走下坡路，却也和个人的年岁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任凭怎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壮士，终有一大也会年老，也会死亡。辛亥年间勇不可当的革命英雄，北伐抗日期间轰轰烈烈的大总司令，曾几何时已衰老卧病在床，不得不由继室夫人“扶上扶下”。然后就默默死去，另又可悲的是，王盂养虽然有儿子，但儿子继承的只是他的肉体生命；他当年创国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刚烈精神，却无人持续，从此断绝。难怪朴公喃喃自语：“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全面接受理性现买向遗弃传统“包袱”的王家骥，根本不懂得也不屑于接受他父亲的精神遗产。或许根本就否认“精神”的存在。所以当然他会觉得对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无聊事。至于到寺里念经超度，做“大七”等事，那就更不必提了。如此观之，《梁父吟》便是王孟养一生的故事。朴公一方面是故事叙述者，供给小说情节，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对王盂养的追念，制造与固定小说里的哀悼气氛。所以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这篇小说就不再是朴公的性格悲剧，而变成近似《思旧赋》的悼念文章，凭吊一个英雄的死亡，和他所创伟业的失落。 两种解释的融汇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养暗喻为张飞，另方面又把他暗喻为诸葛亮，而从这不同的起点出发，这篇小说可演绎而成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小说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在我们做最后一步研析时，却又神妙奇巧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首先，朴公、仲默、孟养三人早在辛亥年间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日后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他们是分不开的同体手足，已无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养的故事就是朴公的故事，而朴公的悲哀就是王盂养的悲哀，如此，小说主角不论是那一个，最终意义却是同样的。其次，他们共同创建民国，又继承国父遗志，一起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完成国民革命，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刘关张与诸葛亮，将自身命运维系于蜀汉的命运，同心协力复兴汉室，朴公和王孟养也把自己奉献给共同的理想，将“小我”溶入“大我”，于是他们的命运和民国的命运戚戚相关，不能分开。如此，朴公和王孟养的悲哀，也就是民国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仅是两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时也成为民国的故事。再者，我们细读《梁父吟》里作者对朴公的描写，即发现朴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创国精神，更秉具中国五千年积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之精神。难怪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昌起义成功次日，马上“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如此观之，《梁父吟》这篇小说，主角不论是朴公或王孟养，最终都回归到同一意义，成为民国的故事；又扩大引申，成为民族的故事。不错——辛亥革命志士创建民国的不屈不挠刚烈精神，在历史扉页上确实留下了永恒的光泽。正如朴公院子里的兰花叶子，“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然而，兰花的盛开时期毕竟已成过去，“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而当朴公和雷委员在深冬午后走向屋内，踏在满院子里紫竹脱落的叶箨上，我们仿佛听到那由于不合时代季节而凋落的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世新势力的压迫下，也如同那些焦脆的竹叶片，“一直发着必剥的碎声”。如此，这篇小说的两种不同解释与影射含义，最后终于汇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解的整体。《梁父吟》兼有《岁除》之人物性格刻划与《思旧赋》的哀悼凭吊气氛；而作者对中国文学典故的适当采用与巧妙操纵，更使这篇小说增加了深度与广度。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cnread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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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恋花》的幽深暖昧含义与作者的表现技巧《孤恋花》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对人类命运所下的注评，对人类孽根所做的探讨。小说内容与旨意，幽暗神秘，扑朔迷离，我们凭着知性和理性，不能予以合理的分析争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现实世界的黑社会（或地下社会）为象征，影射人性之中最幽黯可怖的一隅。换句话说，作者用人间的地狱，影射人心的地狱，我们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没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下流社会，但我们都知道“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我们许多人，活一辈子，可能从未十分意识到自我黑暗罪恶的一面，而恶性也很可能没有十足发作过。但《孤恋花》的作者显然认为，在所有理性修养与意识控制的掩盖下，人心深处确实隐匿着一个幽暗阴森的罪孽渊薮，而当这份“孽”不幸而发作起来，就是一股绝对无法抗拒的魔力，把人往下拖拉，吸吞人这一个不见天日、幽暗无比的深渊。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伸出手爪捞住娟娟，猛咬她喉咙。从此，娟娟的咽喉下端就横着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娟娟的单薄身子，不但容纳着母亲遗传下来的疯癫症，更烙印着父亲加之于她的乱伦罪。真正是载满了罪孽。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于是“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孤恋花》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两人见到了娟娟。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在这样一个看来好像以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取胜的短篇小说里，却埋伏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与总评。我们可以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白先勇简直不是我们今日世界的人。他，就是“过去”，就是他以为命中注定必须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灵。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将“宿命”观念织入《孤恋花》情节里。小说叙述者，到五月花不当酒女之后，有一天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卢根荣卢九。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我对他笑着答道：“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叙述者回忆在上海时，五宝被华三虐待，雪白的胳膊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他那杆烟枪子烙的。可是叙述者一劝她摆脱华三，五宝就冷笑道：“这是命，阿姐。”后来娟娟被柯老雄缠上，受他虐待，弄得全身“七痨五伤”。叙述者劝阻她，娟娟就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没法子哟，总司令——”小说人物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然而像这样子再三重复同一调子，好比交响乐里主题旋律之一再重复，显然与“主题”有关，不仅是“写实”。另外，作者更藉由叙述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娟娟的“薄命相”，以及她任由命运摆布却无能抗拒的凄苦：她唱歌神情“悲苦”，像在“诉冤”。没有酒量的她，被日本狎客来回猛灌酒，却“并不推拒”，“连声也不吭”，三角脸上“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天边的落日，“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柯老雄的赤黑粗膀子，把娟娟那把细腰，“夹得紧紧的”，“扭得折成了两截”。“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些魔头”。叙述者觉得“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白先勇似乎认为，一个人的“命”，和祖宗血液遗传很有关系。娟娟体内遗传得到母亲的疯癫症，所以在她出生时，甚至成胎时，她的悲惨命运就可说是已经注定的了，她咽喉上被母亲咬成的红疤，就是“孽”的象征。叙述者抚摩着她颈项，“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如此，作者以“孽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