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既无“精神”的牵绊，社会繁荣得快，国家兴盛得快，一般平民的物质生活水准也很快提高。不幸的是，组合成社会国家的基本“个人”，却失去“心”，失去“清”，只是“肉”，只是“物”。人间变得“好冷”，人类心灵无法沟通。人，成了养得健康硕壮的行尸走肉。反之，我国传统的文化，与传统社会观念，一向偏重精神，偏重“清”，而十分漠视或轻视肉体现实。于是人间充满温暖；人，由于能够自别于动物和无生物，也就是说，因为是万物之“灵”，而能保持一份做“人”的光荣与尊严，但，正如一个人不能单靠精神过活，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在长期漠视肉体现实的情形下，必然因贫血而不支倒下。难怪残破的李宅，位于“南京”“东路”，而房子大门柱上的一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白先勇的冷静头脑，清楚明白，我们如果要在现世活下去，就必须接受肉体现实，重视肉体现实。然而他那痴情的心，却固执不肯放弃他显然认为比生命更可贵的“精神”。所以在他小说创作中，我们常可感觉到肉体与精神之间又强又紧的张力。他的人生观显然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完全是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我看过一篇登在香港某杂志上的讨论白先勇小说的批评文章，作者显然是左派，名叫李黎，论文题目是《殡仪馆的化妆师》。这“化妆师”，指的就是白先勇。李君抨击白先勇的小说题材与小说人物，并特举《思旧赋》为例，指责白先勇的“阶级观念”。李君十分赞成李小姐“唾弃了那个家”，也好像认为桂喜和小王两个年轻仆人，偷窃主人一箱玉器逃跑，是很应该的事。但，最使李君义愤填膺的，是白先勇把痛骂桂喜和小王的话，“塞进如此忠心耿耿的模范奴仆口中来说”，这，等于是作者“强迫被剥削的阶级也与他认同，一起来责备其他不甘于被剥削的人”。对于这样的“文学评论”，我本来不愿浪费篇幅谈起，我之所以提及，是想用此做个引子，解释一下白先勇为什么选用两个老女仆，来抒发他的思旧怀古之情。我已相当详细地讨论，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二老女仆，而是李长官家庭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而李家既影射传统社会文化，那么，忠诚悼念传统社会文化的人，就不能是李家自己人，却又必须是十分忠于李家的人。这样的人选，没有比旧式家庭的老忠仆更适当的了。而顺恩嫂和罗伯娘，正如美国“南方文学”里几个有名的黑人女仆，像《声音与愤怒》中的笛尔西（Dilsey），或《飘》里的“嬷嬷”（Mammy），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身分是卑下的“奴”。她们只觉得自己是帮助主人做工的朋友，而在这种身份中保持着一份尊严。于是，在她们心目中，主仆之间的恩情，价值远甚于抽象的“人权”观念（正如今日妇女，虽明知“女权”道理，却还为“情”自甘受缚）。我们一般人，谈到美国南北战争，常以为南方人是压迫黑奴的“坏人”，北方人是解放黑奴的“好人”。这实在是曲解了历史。南北战争的真正意义，是北部工商业社会与南部农业社会之争。美国有一大派历史学家，以查里斯·毕亚德（CharlesA。Beard）为首，坚持认为南北战争的成因是经济性的，成果是政治性的，而黑人之被解放，只是附带产生的结果，与道德问题毫不相干。所以，北方工商业社会的胜利，并不一定就是人道主义的胜利，而南方农业社会的失败，也不能说是贵族阶级该得的报应。世界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可能是完美的。各种社会都有优点，有缺点。一个社会的存亡，与“好”“坏”时常无关，完全取决于是否合乎时代趋势，时代需要。美国南方文学作家福克纳（WilliamFaulkner），对于被时代潮流冲没的南方农业社会，心怀无限惦缅眷恋，我认为白先勇和福克纳的小说作品，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点我已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讨论过，现在不再赘述，另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是密契尔女士（MargaretMitchell）的《飘》（GoneWiththeWind）。读过《飘》的人，看到里面南北军作战情形，一定比较同情南军，讨厌“北佬”。而实际上，贵族出身的南军领导者李将军（Gen。RobertE。Lee），最后虽然战败，在历史上却成为一个有名的伟人。他的高贵气质，庄重风度和崇高理想，直到今日还被人赞美称颂。这种现象，在美国如此一个只重功利只计成败的现实社会，倒是不常见的。话已说了不少，离题也远了，就此结束。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cnread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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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父吟》影射含义的两种解释在《梁父吟》里，白先勇又一次采用全能观点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法，也再一次藉用人物的对白托出小说情节之大部分。然而这篇小说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中国文学典故的采纳与运用，以及这些典故赋予这篇小说的特殊影射含义。情节动作（action）发生在一个深冬午后的短短数小时内。地点是台北近郊天母的翁寓，小说一开始，我们看到七旬上下的翁朴园（朴公），由五十岁左右的雷委员陪同，从王孟养的公祭典礼回到自己家里。朴公和王孟养同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雷委员则是王盂养的学生与多年的幕僚。朴公邀雷委员入屋内，到书房用茶，闲话时谈起辛亥年间的旧事，以及自己和王盂养过去的一段渊源。接着朴公对当天的公祭说了几句意见，他对王盂养的儿子王家骥之疏离中国人情礼俗，特别表示遗憾。雷委员陪朴公下棋，见他困乏打盹，便坚持告辞。朴公送到门口，再三嘱咐雷委员多费点心，帮忙照料他老师的后事。雷委员离去后，朴公在院子里耽搁一会儿，回忆起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问的一些快事，最后才扶着他小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入内共进晚餐。这篇小说里面出现的角色，一共四人：七旬上下的朴公，五十左右的雷委员，六十开外的侍从赖副官，和一个年方八九，暂时离开留居美国的父母而回台和祖父同居的小男孩效先。然而，除了这四个人，《梁父吟》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但没出面（也不可能出面）的角色，即去世了的王孟养。而这篇小说里引人注意的中国文学典故之运用，和王孟养这个人物，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无可置疑地，白先勇取用《三国演义》里面的部分故事，揉入小说情节里，同时以蜀汉的英雄豪杰来影射此篇小说的人物。但有一点十分耐人寻味，即王孟养这个没出面的角色，一方面是张飞，一方面又是诸葛亮，而从这一个相异的起点出发《梁父吟》这篇小说可以导致两种相当不同的解释。不仅小说含义不同，连小说气氛甚至小说主角都不同。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两种看似不能互相契合的含义，最终又奇迹似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现在就让我们分析讨论这篇小说的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以张飞影射王盂养朴公邀雷委员到书房喝茶谈话，说起他和仲默、孟养三人当初结识的一段渊源。他们是四川武备学堂的先后同学，本来互不认识，但都参加倒满运动，武昌革命时碰巧归成一组，才相识。就在起义之前几小时。大家几杯烧酒一下肚，高谈国家兴亡，都禁不住万分慷慨起来，你老师最是激昂，我还记得，他喝得一脸血红，把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两个人，便效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院子里敌血为盟，对天起誓：“不杀满奴，誓不生还。”约定日后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那时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三个人连姓名生辰都留下了。算起来，我是老大，仲默居二，你老师年纪最小，是老么。他那时才不过是二十岁——《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年纪最小的是张飞，而结义的念头也是张飞出的。白先勇以张飞喻王孟养，此为证一。朴公一再感叹王孟养的性子太刚太烈，以致一辈子吃亏；又向雷委员微笑问道：“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而桃园三杰之中，也是张飞的脾气最刚最烈，后来被范疆、张达二人谋杀，也因为他“性暴如火”。此为证二。朴公追叙武昌起义之日，大势既定，王孟养站到黄鹤楼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豪狂大呼：“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这使我们联想起张飞，在长坂桥头，手挺蛇矛，立马桥上，对曹操军队厉声大喝：“燕人张翼德在此！”此证三。我们既能相当有把握他说，白先勇存心把王孟养比喻成张飞，那么，排行老大的朴公，就应该是蜀汉皇帝刘备了。而仲默和孟养二人都已先后去世，也正符合关张在刘备之前先后亡故。实际上，白先勇在描写朴公时，确实特别赋予他中国古代理想政治领袖的风度与器度，以及纯粹汉族之正统古典精神。小说一开头，我们就感觉到他的帝王风仪，高贵气质与豪杰气派：老者身着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足登一双绒布皂鞋，头上戴了一顶紫貂方帽，几络白发从帽沿下露了出来，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两颐却蓄着一挂丰盛的银髯。老者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可是他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他注宅院中，“别的树木都没有种，单沿着围墙却密密的栽了一丛紫竹”。他喝的是“铁观音”，坐的是“一张紫坛木太师椅”，书房陈设“十分古雅”，“一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征明画的寒林渔隐图。两旁的对子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得十分的苍劲雄浑”；“另一壁也悬了一副对联，却是汉魏的碑体，乃是展堂先生的遗墨”（按：展堂先生乃革命元老胡汉民的号）。乌木大书桌上，“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大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线装资治通鉴，已经“翻得起了毛”。我们由此推知，朴公长年累月研习国家兴衰之道，生民休戚之事。此外，作者在文中取用“龙”“凤”字眼，亦是一种暗示。朴公的性格脾气，也和刘备一样忠厚宽和，少得罪人。他自己也说：“我一生谨慎，吃亏的地方少。”他用“狂狷”二字形容王孟养的为人：“‘狂涓’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在这个上头。”论语子路篇里，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盂子尽心下篇里，孟子也对万章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把人分成三个等级：中道为上，狂狷次之，而“阉然媚于世”的乡愿，则属下级。张飞和王孟养，都可说是孟子所谓的“其志嘐嘐、不屑不洁”的狂狷之士。而刘备和朴公，大概就是孔盂所说的“中行”、“中道”者吧！朴公是一个固执持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把今日的现实世界，很小心地关在自家门外。我们注意到，朴公宅中那个佝偻苍老，“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的侍从，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两次“过去把大门关上”。朴公闭关自守，不断在他那只饕餮文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燃着龙涎香；但浓郁的龙涎香味只能弥漫在书房里，与屋外的现实污浊空气完全不能调和。朴公以全部心力攀住中国传统，排斥西洋潮流，难怪他腰上的僵痛，电疗几次总不见效，可是服下奚服一的中药，就“好像还克化得动似的”。正因为朴公是这样一个尊重传统的人，又因他对结拜的义弟怀着深厚情谊，他对王孟养的儿子违背中国人情礼俗的态度与作风，感到特别遗憾，愀然说道：“看见这些晚辈们行事，有时却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王家骥由于久居美国，受到洋化，思想行为都只讲究理性现实，不耐烦于中国人情礼仪。又屈己贴合现世，毫无他父亲当年创国的不屈不挠之精神。朴公见他不能接续中国传统，不肯继承自己父亲的精神遗严，一方面为整个中国的前途感觉惘怅，另一方面更替王孟养感到十二万分的惋惜。朴公替王孟养惋惜怅憾，固然不错，但他自己呢？他自己，将来是否就有子孙来接续他创建民国的崇高理想与精神？来继承他珍藏保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朴公本人，可能对此甚抱希望，因为他的小孙子效先，从美国回来同他住了一段日子，不但已懂得孝敬长辈，亲侍祖父汤药，而且也背得上几首唐诗了！当效先琅琅背出《凉州词》，雷委员喝彩道，“莫怪我唐突，将来恐怕‘雏凤清于老凤声’呢”，朴公虽然嘴里说“不要谬奖他”，脸上却“不禁泛满了得意的笑容”。朴公对他这个孙子的严训兼慈爱，处处表现出来。譬如，效先奉上汤药时。朴公抬头看见他，脸上马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却厉声喝道：“还不快叫雷伯伯？”然而，朴公若真以为他能靠这个八九岁的幼孙来继承传统，那恐怕只是自欺的幻想。朴公已经“七旬上下”，任凭他有何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肉体生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了。就算效先的父母肯让效先一直留居台湾，陪伴孤独的祖父，一旦朴公去世，他们还是会把他接回美国，使他很快变回一个“小洋人”。所以朴公和王孟养的命运，说起来也相差不多。这也就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命运！（朴公不断在古铜香炉里点香，当然就是作者暗示香火接代的问题。）朴公的这种自欺与脱离现实，是这篇小说的主要反讽。但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尊敬与同情，而非讥诮嘲笑。在我们现今这个只有“乡愿”才能飞黄腾达的世界里，朴公却不肯同流合污，讨好俗世，而坚持固守传统理想，排斥现实势力，做一个中道而行的儒士。如此，在不可避免的实际失败中，他却获得了一份庄严光荣的精神胜利。小说里，朴公的言谈表现，处处展示出他那令人钦佩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性格。他的思想行为，实在太远离现世，太不合于科学昌明、讲究理性的今日。譬如他主持治丧会，坚持传统礼仪，因为有了任何错失，便是“对亡者失敬”。又因担心王孟养“打了一辈子的仗，杀孽重”，而替他许愿，代他手抄一卷金刚经，等做“大七”那天，拜大悲忏时替他还愿。雷委员告辞时，朴公又特别嘱咐：“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衾佩挂是要紧的。”这些，都十足表现朴公对“精神”的尊重，与对王盂养的厚谊。但若以今日的科学眼光与现实理性态度来评论，人，死了就是死了，还忙什么？朴公是多么迷信！多么自找麻烦！也难怪王家骥听着朴公的话，“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朴公确实已经老迈。但他一直保留着当年创建民国的耿直不屈精神，而这精神，使他那上了年纪的肉身，也增添一份异样之神采。我们注意到，五十上下的雷委员，“面容显得有点焦黄疲惫”。六十开外的穿中山装的赖副官，更是头发落尽，背部佝偻，每次想立正都伸不直背。只有朴公一人，虽已“七旬上下”，“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踏着迟缓而稳健的步子”。而他的做事态度，是坚持原则，有始有终，不肯半途而废。他和雷委员对弈，下到二十手时，身体困乏而瞌睡起来。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