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含义的意外。当朱青得到郭轸在徐州出事的消息，她“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师娘给她灌姜汤的时候，“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嗞嗞的惨叫来一般”。之后她在床上病了许久，若非好心的师娘细心照顾，大概也无法活在人间的了。随着郭轸的死亡，她的灵魂也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壳。难怪她颤巍巍挣扎冷笑道：“……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对于小顾的失事身亡，朱青的反应就完全不同。师娘从一品香老板娘得知这项消息，两人一同乘三轮车来朱青家探望时，“按了半天铃，没有人来开门。”读到这里，我们虽然明知朱青已经改变，仍不禁闪过一念：难道和以前一样，又寻短见去了？但，不一会儿，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叫她们进来。我们推开门，走上她客厅里，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指甲上涂寇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指甲油没干，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叫你们好等——你们来得正好，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正愁没人来吃。回头对门余奶奶来还毛线针，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接着她就到厨房，忙着炒菜做吃的，预备快快大家吃了，“起码还有廿四圈好搓”。她倒也向师娘提了一下小顾身亡之事，并说她已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葬。但她说得那样平淡无奇，好像在叙述一件日常琐事。紧接着，便是一段朱青容貌的描写：“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她的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这和当年郭轸去世后她“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真是遥遥相对。当年，由于哀恸生病，“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而现在，小顾刚死，她却能照着日常习惯卷头发，涂蔻丹；不但不需要别人喂她饮食，反而还有心情炖糖醋蹄子，炒麻婆豆腐，（读者可玩味一下此二菜名的暗示含义），自己吃，也请别人吃。以前是血是泪，是倾轧灵魂的痛苦；现在是笑是吃，是麻木不仁的作乐。在师娘和一品香老板娘来探望朱青的那最后一幕里，朱青确实是一直笑着的（“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笑着说道”，“朱青笑道”，“朱青不停的笑着”）。以前，郭轸随着队伍被调离南京后，师娘为了开导朱青，使她认清一下空军太太必担之风险，告知了她一些眷属区里朋友的身世：周太太已嫁了四次，四个丈夫都属同一小队，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徐太大的先生原是她小叔，哥哥殁了，弟弟顶替。“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当时，她那样爱恋着郭轸，我们只要看她垫起脚洗窗户，手里“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了出来了似的”，期待渴盼和郭轸再会一面的模样，就能感觉到她的心之专，意之专。这样的朱青，当然无法了解师娘的“开导”。然而，经历了丧夫惨剧的朱青，增加了一把年纪的朱青，到底做到了她原以为不可能的事。而且做得比谁都彻底，比谁都“有说有笑”（真的，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难怪师娘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在南京，师娘尝试开导朱青，教她做菜，织毛衣。亦曾教她玩几张麻将牌：“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这些教导，当时没生效，丝毫未能排解她思念郭轸的心情。但十几年后，住在台北的朱青，居然青出于蓝：她变得很会做菜请客。她提到“余太太来还毛线针”，可见她也很会织毛衣了。但最令人注意的，每次朱青邀师娘到她家，从不提起往事，“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搓麻将，真个是“万灵药”：刚刚埋葬了小顾的朱青，对着面前堆到鼻尖的筹码，不停地笑着，乐于自己“运气这么好”，而笑道：“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这种虚表的无谓欢乐，与心灵麻木死亡的悲惨事实，互相对比，是何等令人惋叹的讽刺！而朱青，在麻将桌上，习惯性地反复哼唱的《东山一把青》：嗳呀嗳嗳呀，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固然只是一首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却反映出今日朱青“得乐且乐”的人生态度，以及作者视野中台湾当前的社会情绪。但有一点，若非作者存心使然，则亦是对作者的一种讽刺：即这歌词，纵使庸俗不堪，却也不无包含作者自己“时光流逝，一去不返”的最终旨意。《一把青》这篇小说，是采用师娘的观点，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师娘这一角色的主要功能，固然在于叙述朱青的故事始末，我们却不能忽略她本身在小说情节里的地位。她既是个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也是推动故事的要人之一。作者借她的眼睛观看，惜她的口吻叙述，一方面传达出第一人称小说较易引起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了作者自己与小说人物的距离，而不失客观。师娘和朱青两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二人的身世背景有许多相似处：两人都是空军太太，两人都死了丈夫，两人都先住南京，后住台北。可是，朱青前后判若两人，而师娘，虽然也让十几年的岁月“洒了一头霜”，本质上，性格上却前后一致，完全没有改变。她自始就是一个好心肠，有人情味，有同情心的平凡女人，早就认清空军太太必担之风险，并学会以打麻将，织毛衣等方式来“自卫”，所以能够不受大伤地接受命运的打击。她的人情温暖，可从她当年对郭轸、朱青的照顾，与今日带李家女儿参加新生社游艺会等的细节，看得出来。她缺乏往日朱青秉具的那种敏感，却也没有今日朱青所表现的那种麻木。以朱青比师娘，即是以“变”比“不变”，以“极端”比“中庸”。作者凭着前后一致的师娘观点，细察描绘前后大异的朱青，相对之下，效果大增。又因这两人的背景遭遇原很近似，更烘托出朱青故事的悲剧性。最后，让我们看看白先勇如何在全文的骨架结构上，运用对比的技巧。《台北人》里的每一篇，虽然都有今昔对比的中心主题，但没一篇像《一把青》这样，清清楚楚地划分为上下二节；上节叙述过去在南京的事，下节叙述现在在台北的事。主要由于全文结构上的这种明显界分，使这篇小说里今与昔之对比（个人方面，画家方面，社会方面），特别清晰，干脆，毫不暖昧混淆，转弯抹角。也因如此，《一把青》是《台北人》诸篇中，比较容易了解的一篇。另一点，我也顺便提一下。白先勇把《一把青》分为前后二节，为什么不用“一”、“二”，而用“上”、“下”？上与下，二字相对。上，使人想起上山坡，步步艰难。下，使人想起下山坡，容易得很。但这可能只是巧合，不一定是作者存心，所以玩味一下，也就不去深究了。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cnread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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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尹雪艳白先勇一尹雪艳总也不老。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棒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天平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有些来台湾降成了铁厂、水泥厂、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但也有少数却升成了银行的董事长、机关里的大主管。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的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艳从来不爱擦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受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付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贴。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话，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的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象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尹雪艳迷人的地方实在讲不清，数不尽，但是有一点却大大增加了她的神秘。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姐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吵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谁知道就是为着尹雪艳享了重煞的令誉，上海洋场的男士们都对她增加了十分的兴味。生活优闲了，家当丰沃了，就不免想冒险，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就是其中探险者之一。天天开着堑新的开德拉克，在百乐门门口候着尹雪艳转完台子，两人一同上国际饭店二十四楼的屋顶花园去共进华美的宵夜。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梅，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掐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尹雪艳吟吟地笑着，总也不出声，伸出她那兰花般细巧的手，慢条斯理地将一枚枚涂着俄国乌鱼子的小月牙儿饼拈到嘴里去。王贵生拼命地投资，不择手段地赚钱，想把原来的财富堆成三倍四倍，将尹雪艳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当王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的那一天，尹雪艳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最后赢得尹雪艳的却是上海金融界一位热可炙手的洪处长。洪处长休掉了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幢从日本人接收过来华贵的花园洋房里。两三个月的工夫，尹雪艳便象一株晚开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发起来。尹雪艳着实有压场的本领。每当盛宴华筵，无论在场的贵人名媛，穿着紫貂，围着火狸，当尹雪艳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象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盈地闪进来时，全场的人都好象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过来。尹雪艳在人堆子里，象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幢幢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厂的老板及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眼前来。可是洪处长的八字倒底软了些，没能抵得住尹雪艳的重煞。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二尹雪艳的新公馆落在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是一幢崭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尹雪艳对她的新公馆倒是刻意经营过一番。客厅的家俱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到过尹公馆的人，都称赞尹雪艳的客厅布置妥贴，叫人坐着不肯动身。打麻将表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有些客人喜欢挖花，尹雪艳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音设备的房间，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冬天有暖炉，夏天冷笑，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尹雪艳对于花道十分讲究，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常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肌又甜又腻的晚香玉。尹雪艳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象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房屋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阿媛，看看干爹的头发都白光喽！侬还象枝万年青一样，愈来愈年青！”吴经理在上海当过银行的总经理，是百乐门的座上常客，来到台北赋闲，在一家铁工厂挂个顾问的名义。见到尹雪艳，他总爱拉着她半开玩笑而又不免带点自怜的口吻这样说。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一盅铁观音，笑吟吟地说道：“哪里的话，干爹才是老当益壮呢！”吴经理心中熨贴了，恢复了不少自信，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在尹公馆里，当众票了一出“坐宫”，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跟尹雪艳结交的那班太太们，打从上海起，就背地数落她，当尹雪艳平步青云时，这起太太们气不忿，说道：凭你怎么爬，左不过是个货腰娘。当尹雪艳的靠山相好遭到厄运的时候，她们就叹气道：命是逃不过的，煞气重的娘儿们到底沾惹不得。可是十几年来这起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台北都一窝蜂似地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她们不得不承认尹雪艳实在有她惊动人的地方。尹雪艳在台北的鸿祥绸缎庄打得出七五折，在小花园里挑得出最登样的绣花鞋儿，红楼的绍兴戏码，尹雪艳最在行，吴燕丽唱“孟丽君”的时候，尹雪艳可以拿得到免费的前座戏票，论起西门町的京沪小吃，尹雪艳又是无一不精了。于是这起太太们，由尹雪艳领队，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坐在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团，往往把十几年来不如意的事儿一古脑儿抛掉，好象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起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而不由自主都津津乐道起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来。这起太太们常常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于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