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但曹雪芹的“预言”是“明说”。白先勇的“预言”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半句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活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不错——自先勇是尹雪艳，也是刘行奇。既冷眼旁观，又悲天悯人。是幽灵、是禅师、是魔、是仙。另一方面，我觉得白先勇也抱一种“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过去”应该代表死亡，“现在”应该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视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灵”，与生命认同，而将“肉体”与死亡印证。如此，当王雄自杀，毁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来，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但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为随着他“艺术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时死亡。最后，我想借此讨论《台北人》生死主题之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也就是说，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冲犯”等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风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造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我必须赶快指出，我上面举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对话，即是出自他们的意识，绝对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实上，这种谈话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观描绘的中国旧式社会之实际情况。然而读《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或，更明显的，如《孤恋花》，我们确切感觉出作者对“孽”之浓厚兴趣，或蛊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孤恋花》中的娟娟，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五宝是此篇叙述者（总司令）在上海万春楼当酒家女时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五宝和“总司令”唱戏，“总爱配一出‘再生缘’”。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流氓客，肉体虐待，自杀身死，死前口口声声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五年后，在台北五月花，“总司令”结识娟娟，长得酷似五宝，同样三角脸，短下巴，“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与华三同样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镜头急转”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娟娟杀死柯老雄后，完全疯掉，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虽只剩下一空壳，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只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干“今”。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惟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数）curse（孽，天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cnread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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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在白先勇的《台北人》全集中，开卷的《永远的尹雪艳》，是最“冷”的一篇。其他各篇，虽然也都采用客观叙述，虽然也都包含社会批评，但读者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对故事里人物的同情。惟独在《永远的尹雪艳》里，作者像是完全把自己隔离，冷眼旁观，采用全知叙事观点，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识内，只限于人物外貌言行与情节发展的具体客观之描述。《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中嘲讽意味最浓的一篇。此嘲讽意味，前后一贯，藉由全文之“语调”（tone）——即“叙述者”之口吻——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何谓“叙述者”。我们时常误以为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就是小说的作者；叙述者所说的话，就是作者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在讽刺文中，作者有时故意让叙述者道出与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话；而此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差距，最能拍击而产生嘲讽效果。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白先勇就运用了这种让叙述者说反面话或歪扭话的嘲讽技巧。举数例如下：叙述者的话：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样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作者的本意：孰能不老？即使像尹雪艳，外表看似没有改变，人人以为“永远”，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叙述者的话：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姐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作者的本意：尹雪艳的八字确实带着重煞，使人家败人亡。这和她的名气大，招忌，倒没什么关系。叙述者的话：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作者的本意：尹雪艳真没良心。洪处长破产后，她不但离弃他，而且把她自己的一切家当与仆人都带走。叙述者的话：尹雪艳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作者的本意：尹雪艳毫不悲天悯人，观赏着客人们互相宰割。白先勇的另一种嘲讽技巧，即在叙事时故意使用成语、陈腔滥调以及夸张言语。成语或陈腔滥调如“五陵年少”、“两鬓添霜”、“一腔怀古的幽情”、“津津乐道”、“高朋满座”、“世外桃源”、“呆如木鸡”、“倾诉衷肠”等。夸张的比喻与描写更是俯拾皆是，给全篇小说带来含有喜剧意味的嘲讽效果。举例如下：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掏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用钻石玛淄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洪处长休掉了前妻……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的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借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轻盈盈的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打麻将快输时）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这种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描写，是全篇揶揄语调之主流，呈现给读者一幅活生生的社会讽刺图画。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我探讨《台北人》的生死主题时，曾论及《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的寓意。为了方便，我将有关的几段抄录于下：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的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的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的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的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出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如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的“开场白”。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采取了此篇的象征含义，而视尹雪艳为死亡之化身，则文中蕴育的那么一点诙谐性；完全丧失，全篇小说立刻变得“死一般的严肃”（deadserious）。许多原本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比喻与描写，一下子变得不夸张，不滑稽，完全认真。尹雪艳真的变为“永远”，不再是作者的反面话。她的言谈真的是“神谕”。她真的是一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人们在她面前，真会发出“讨救的哀号”与“乞怜的呼吁”。这些本来靠着夸张与故意的做作而激发讽刺效果的言语，突然之间一针见血地勾绘出人类与死亡的关系。可怜的人类，囿于生命之“有限”，不论有多么重大的抱负，都无法与死神抗争。其无助、无能之处境，正是吴经理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的：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尹雪艳的公馆，是“世外桃源”，给人“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坐在沙发里，倚在柔软的丝枕上，“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叫人坐着不肯动身”。大家谈的是“老话”，“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老朽得眼圈都已开始溃烂的吴经理，居然听信尹雪艳哄他的“干爹才是老当益壮”这句话，于是“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在这种描述里，作者对社会国家的批评与影射，显而易见，不必解释。然而其中的“自欺”之旨意，亦可适用于作者视野中的人类根本之处境。真的，我们那一个人，不也同样避免面对“终归一死”的残酷现实？我们那一个人，不也盲目自欺地贪恋着虚空的人生，陷入暂时的安适与欢乐中，不肯动身？尹雪艳招待客人的京沪小菜，名为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显然也都有暗示含义，影射人类愚昧无知，贪求富贵，迷醉于富贵。《台北人》中的许多角色，都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这件事，在《台北人》世界中，一般影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遗忘痛苦，自我陶醉。在《永远的尹雪艳》里，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影射外，随着主题含义之引申，“麻将桌”进一步变为整个人生的缩影。尹雪艳的公馆里，“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的朋友们，其实也就是陷落在人生的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类。而尹雪艳，这位铁面无私的死神，当然自己不下场，只是旁观。她总预先下一番工夫，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准备得完善妥帖，为的却是能够尽情观赏人类无助的挣扎，以为自娱。没有一人能够成为胜利者，因为“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真的，既有“死亡”之存在，谁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一如尹雪艳转动菜牌选菜，谁知道死神下次选中的，是你是我？一旦我们了解了埋伏在社会讽刺画面下的死亡主题，再从头细读这篇小说，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作者是如何仔细如何费心地选择精确的字句，制造生动适切的意象，并充分利用且发挥惟独中国文字才具有的那种暗示潜能。为了影射尹雪艳是“魔”，作者一再采用“风”之意象；以写实观点而言，是比喻她姿态轻盈，以寓意而言，当然就是象征她“无实质”，尹雪艳确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妖孽：“脚下没有扎根”，“轻盈盈的来回巡视”，伺机攫取下一个祭品。她的“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这句话中的“流”字，有如画龙点睛，十足表达出尹雪艳之不可捉摸。尹雪艳是“冰雪化成的精灵”，心硬似铁，性冷如冰，难怪她奉上的，是“冰面中”，是“一盅铁观音”，是“一碗冰冻杏仁豆腐”。尹雪艳周身透着“麝香”，“薰得……人……进入半醉的状态”，她客厅中细细透着的“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是致命的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