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老和尚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灵堂里哀乐大奏，已是启灵的时分，殡仪馆门口的人潮陡地分开两边，陆军仪仗队刀枪齐举，李浩然将军的灵枢，由八位仪仗队军官扶持，从灵堂里移了出来，灵柩上覆着青天白日旗一面。一辆仪仗队吉普车老早开了出来，停在殡仪馆大门口，上面伫立一位撑旗兵，手举一面四星将旗领队，接着便是灵车，李浩然将军的遗像竖立车前。灵枢一扶上灵车，一些执绋送殡的官员们，都纷纷跨进了自己的轿车内，街上首尾相衔，排着一条长龙般的黑色官家汽车。维持交通的警察宪兵，都在街上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秦义方赶忙将一条白麻孝带胡乱系在腰上，用手拨开人群，拄着拐杖急急蹭到灵车那边，灵车后面停着一辆敞篷的十轮卡车，几位年轻侍从，早已跳到车上，站在那里了，秦义方踅到卡车后面，也想爬上扶梯去，一位宪兵马上过来把他拦住。“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秦义方急切的说道，又想往车上爬。“这是侍卫车。”宪兵说着，用手把秦义方拨了下来。“你们这些人——”秦义方倒退了几个踉跄，气得干噎，他把手杖在地上狠狠顿了两下，颤抖抖的便喊了起来：“李将军生前，我跟随了他三十年，我最后送他一次，你们都不准吗？”一位侍卫长赶过来，间明了原由，终于让秦义方上了车。秦义方吃力的爬上去，还没站稳，车子已经开动了。他东跌西撞乱晃了几下，一位年轻侍从赶紧揪住他，把他让到车边去。他一把抓住车栏杆上一根铁柱，佝着腰，喘了半天，才把一口气透了过来。迎面一阵冷风，把他吹得缩起了脖子。出殡的行列，一下子便转到了南京东路上，路口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上面横着用白菊花缀成的“李故上将浩公之丧”几个大字。灵车穿过牌楼时，路旁有一支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驶过，马上发了一声口令。“敬礼！”整个部队士兵倏地都转过头去，朝着灵车行注目礼。秦义方站在车上，一听到这声口令，不自主的便把腰干硬挺了起来，下巴颏扬起，他满面严肃，一头白发给风吹得根根倒竖。他突然记了起来，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去谒陵，他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块儿，章司令、叶副司令、刘副长官，都到齐了。那天他充当长官的侍卫长，他穿了马靴，戴着白手套，宽皮带把腰杆子扎得挺挺的，一把擦得乌亮的左轮别在腰边。长官披着一袭军披风，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他跟在长官身后，两个人的马靴子在大理石阶上踏得脆响。那些驻卫部队，都在陵前，排得整整齐齐的等候着，一看见他们走上来，轰雷般的便喊了起来：“敬礼——”一九七一年《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cnread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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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九七四年春暮，我拾起久已搁置一旁的《台北人》，重新认识一次，却有了新的惊奇，新的喜悦。近年来，常惋叹时间的激流冲走每一片刻的感触，乃决定写成此书，以捕捉这份惊喜，持之永远。欧阳子一九七六年元月于美德州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cnread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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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观）“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作者之个人观）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花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剂冒，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