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颗残秃的头颅，一具佝偻的身影，急切的，探索的，穿过来，穿过去，一直到最后一双充满了欲望的眼睛，消逝在幽冥的树丛中，我们才开始我们的聚会。那时，我们的腿于，已经酸疲得抬不起来了。我们都称他“教主”。原始人阿雄说：他们山地人在第一场春雨来临的时节，少男都赤裸了身子，跑到雨里去跳祭春舞，每次总由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掌坛主祭。那次我们在万华黑美郎家里开舞会，原始人阿雄喝醉了，脱得赤精，跳起他们山地人的祭春舞来。原始人是个又黑又野的大孩子，浑身的小肌肉块子，他奔放的飞跃着，那一双山地人的大眼睛，在他脸上滚动得像两团黑火——我们的导演教授莫老头说，阿雄天生来就是个武侠明星——我们都看得着了迷，大家吆喝着，撕去了上衣，赤裸了身子，跟着原始人跳起山地的祭春舞来。跳着跳着，黑美郎突然爬到了桌子上，扭动着他那蛇一般细滑的腰身，发了狂一样，尖起他小公鸡似的嗓子喊着宣布道：“我们是祭春教！”除了他，你想想，还有谁够资格来当我们祭春教的教主呢？当然，当然，他是我们的爷爷辈，可是公园里那批夜游神中，比他资格老的，大有人在。然而他们猥琐，总缺少像教主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因为教主的来历到底与众不同，三十年代，他是上海明星公司的红星——这都是黑美郎打听出来的，黑美郎专喜欢往那些老导演的家里钻，拜他们的太太做干娘。黑美郎说，默片时代，教主红遍了半边天，他看过教主在《三笑》里饰唐伯虎的剧照。“你们再也不会相信——”黑美郎做作地咧开嘴巴，眼睛一翻一翻，好像喘不过气来了似的。可是教主只红过一阵子，有声片子一来，他便没落了，因为他是南方人，不会说国语。莫老头告诉黑美郎当时他们明星公司的人，都取笑教主，叫他：“照片小生朱焰。”那天晚上，在公园水池的石栏杆边，我们赶着教主叫他朱焰时，他突然回过身来，竖起一根指头，朝着我们猛摇了几下：“朱焰？朱焰吗？——他早就死了！”我们都笑了起来，以为他喝醉了。那晚教主确实醉得十分厉害，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蓬得一绺一绺的，在风里直打颤。他紧皱着眉头，额上那三条皱纹陷得愈更深了，你看过吗？一个人的皱纹竟会有那么深！好像是用一把尖刀使狠劲划出来的，三条，端端正正，深得发了黑，横在他那宽耸的额上。高个子，宽肩膀，从前他的身材一定是很帅的，可是他的背项已经佝垂了，一径裹着他那件人字呢灰旧的秋楼，走起来，飘飘曳曳，透着无限衰飒的意味。可是他那双奇怪的眼睛——到底像什么呢？在黑暗里，两团碧荧荧的，就如同古墓里的长明灯一般，一径焚着那不肯消灭的火焰。“你们笑什么？”他看见我们笑做一团，对我们喝问道：“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就能活得很长吗？”他走过去，把原始人阿雄的胸膛戳了一下，“你以为你的身体很棒吗？你以为你的脸蛋儿长得很俏吗？”他倏地扳起了黑美郎的下颏，“你们以为你们能活到四十？五十？有的人活得长，喏，像他——”他指着公园围墙边一个摆测字摊正在合着眼睛点头打盹的老头儿。“他可以活到胡须拖到地上，脸上只剩下几个黑窟窿——还在那里活着！可是朱焰死得早，民国十九。二十、二十———三年，朱焰只活了三年——”他掐着指头冷笑了起来，“‘唐伯虎’？他们个个都赶着叫他，可是《洛阳桥》一拍完，他们却说：‘朱焰死了！’他们要申报宣布朱焰的死亡：‘艺术生命死亡的演员。’他们把他推到井里去，还要往下砸石头呢。活埋他！连他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不给——”他说着突然双手叉住了自己的脖子；眼睛凸了出来，喉头发着呃呃的呜咽，一脸紫涨，神情十分恐怖，好像真的快给人家扼断了气一般。我们都笑了，以为他在做戏，教主确实有戏剧天才，无论学什么，都逼真逼肖。黑美郎说，教主原可以成为一个名导演的，可是他常酗酒，而且一身的傲骨头，把明星都得罪了，所以一流片子，总也轮不到他去导。“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教主放开了手对我们喊道：“小老弟，你们没尝过让人家活埋的滋味，那就好像你的脖子给人家掐住了，喊不出声音来，可是你的眼睛却看得见他们的脸，耳朵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你看得见他们在水银灯下拿着摄影机对准了你射，而你呢？你的脉搏愈跳愈慢，神经一根根麻死，眼睁睁的，你看着你的手脚一块块烂掉！所以我咬紧了牙关对我的白马公子说：‘孩子，你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姜青是个好孩子，我实在不能怨他。《洛阳桥》在上海大光明开演的那天，静安寺路上的交通都给挤断了。当他骑着白马，穿着水绿的丝绸袍子在银幕上一亮相的那一刻，我在戏院里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在心中喊了起来：‘朱焰复活了！朱焰复活了！’为了重拍《洛阳桥》，我倾家荡产，导演他的时候，有一次，我把他的脸上打出了五条血印子来。可是有谁知道我心中多么疼惜他？‘朱焰的白马公子’，人家都叫他。姜青天生来是要做大明星的，他身上的那股灵气——小老弟，你不要以为你们长得俊——你们一个也没有！”教主朝着我们一个个指点了一轮，当他指到黑美郎脸上时，黑美郎把嘴巴一撇，冷笑了一声，我们都大笑了起来。黑美郎自以为是个大美人，他说他将来一定要闯到好莱坞去，我们都劝他订做一双高跟鞋；他才五呎五吋，好莱坞哪里有那么矮的洋女人来和他配戏呢？“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教主突然一把捉住了原始人阿雄的膀子，阿雄吓了一跳，笑着挣扎了起来，可是教主狠狠地抓住他不放，白发蓬蓬的大头擂到了阿雄脸上去，“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孩子，’我说：‘你是个天才，千万不要糟蹋了。’第一眼我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那个小妖妇抛到地上连头发也没有伤一根，而且她还变成了天一的大红星哩！他呢？他坐在我送给他的那部跑车里烧成了一块黑炭。他们要我去收尸，我拒绝，我拒绝去认领。那堆焦肉不是我的白马公子——”教主的喉头好像鲠住了一块骨头一般，咿哩喔噜的渐渐语言不清起来：“烧死了——我们都烧死了——”他喃喃地念了几句，他那双碧荧荧的眼睛，闪得跳出了火星于来。阿雄挣脱了他，喘着气赶快跑回我们堆子里。教主倚在石栏杆边，微微垂下了头，一大绺花白的头发跌挂了下来。他身后那轮又黄又大的月亮，已经往公园西边那排椰子树后，冉冉地消沉下去了，池子里的荷花叶香气愈来愈浓，黑美郎踮起了脚尖，张开手臂，伸了一个懒腰，哦哦地打了几个阿欠，我们都开始有了睡意。有一个时期，一连几个月，公园里突然绝了教主的踪迹。我们圈内谣传纷纷，都说教主让四分局的警察抓到监狱里去了，而且据说他是犯了风化案——那是一个三水街的小么儿传出来的。那个小么儿说，那天晚上，他从公园出来，走过西门町，在中华商场的走廊上，恰好撞见教主，他在追缠着一个男学生。那个小么儿咂着嘴说：那个男学生长得真个标致！教主的样子醉得很厉害，连步子都不稳了。他摇摇晃晃地赶着那个男学生，问他要不要当电影明星。那个男学生起先一面逃，一面回头笑，后来在转角的地方，教主突然追上前去，张开手臂便将那个男学生搂到了怀里去，嘴里又是“洛阳桥”，又是“白马公子”地咕哝着。那个男学生惊叫了起来，路上登时围拢了一大堆人，后来把警察也引去了。一天晚上，我们终于又在公园里看到了教主。那是个不寻常的夏夜，有两个多月，台北没有下过一滴雨。风是热的，公园里的石阶也是热的，那些肥沃的热带树木，郁郁蒸蒸，都是发着暖烟。池子里的荷花，一股浓香，甜得发了腻。黑沉沉的天空里，那个月亮——你见过吗？你见过那样淫邪的月亮吗？像一团大肉球，充满了血丝，肉红肉红地浮在那里。公园里的人影幢幢，像走马灯，急乱地在转动着。黑美郎坐在台阶中央的石栏杆上。他穿了一身猩红的紧身衫，黑短裤，一双露着大脚趾的凉鞋，他仰着面，甩动着一双腿子，炫耀得像一只初开屏的小孔雀，他刚在莫老头导演的《春晓》里，捞到了一个角色，初次上镜头，得意得忘了形。原始人阿雄也不甘示弱，有心和黑美郎抢镜头似的，他穿了一件亮紫的泰丝衬衫。把上身箍成了一个倒三角，一条白帆布的腊肠裤，紧绷绷地贴在他鼓胀的大腿上，裤头一个鹅卵大的皮带钢环，银光闪闪。他全身都暴露着饱和的男性，而且还夹着他那一股山地人特有的原始犷野。他和黑美郎坐在一块儿，确实是公园里最触目的一对，可是三水街的那一帮小么儿，却并没有因此占了下风，他们三五成群的，勾着肩，搭着背，木展敲得混响，在台阶上，示威似的，荡过来荡过去，嘴里哼着极妖冶的小调儿。有一个肥胖秃头穿了花格子夏威夷衫的外国人，鬼祟地，探索着走了过来，那些小么儿便肆无忌惮地叫了起来：“哈啰！”公园里正在十分闹忙的当儿，教主突然出现了。他来得那么意外，大家都慑住了似的，倏地静了下来，默默地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移上了台阶来。教主穿了一身崭新发亮的浅蓝沙市井西装，全身收拾得分外整洁，衬得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愈发醒目，可是他脚下的步子却十分的吃力，竟带着受了伤的蹒跚。大概他在狱里吃了不少的苦头，刑警的手段往往很毒辣的，尤其是对待犯了这种风化案的人。有一个三水街的小么儿拉错了客，让刑警抓去，狠狠地修理了一番，他出来时，吓哑了，见了人只会张嘴啊啊地叫，人家说，是用橡皮管子打的。教主拖着脚，缓重地、矜持地，一步一步终于踅到了台阶末端的石栏杆边去。他一个人，独自伫立着，靠在栏杆上，仰起了那颗白发蓬蓬的头，他那高大削瘦的身影，十分嶙峋，十分傲岸，矗立在那里，对于周围掀起的一阵窃窃私语及嗤笑，他都装做不闻不问似的。顷刻间，台阶上又恢复了先前的闹忙。夜渐渐深了，台阶上的脚步，变得愈来愈急灼，一只只的脚影都在追寻，在企探，在渴求着。教主孤独地立在那里，一直到那团肉球般的红月亮，从他身后恹恹下沉的当儿，他才离开公园。他走的时候，携带了一个三水街的小么儿一问离去，那个小么儿叫小玉，是个面庞长得异样姣好的小东西，可是却是一个瘤子，所以一向没有什么人理睬。教主搂着这个小么儿的肩，两个人的身影，一大一小，颇带残缺地，蹭蹬到那丛幽暗的绿珊瑚里去。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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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巷子里灰濛濛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已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客厅里的家具很简陋：一张书桌、一张茶几。一对褴褛的沙发，破得肚子统统暴出了棉絮来。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还有几本租来的牛皮纸封面武侠小说，也掺杂其中。自从余教授对他太太着实发过一次脾气以后，他家里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仑诗集》中的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余教授走进客厅里，在一张破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喘着气。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的揉搓了几下。每逢这种阴湿天，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萧教授家去打麻将以前，还嘱咐过他：“别忘了，把于善堂那张膏药贴起来。”“晚上早点回来好吗？”他要求他太太，“吴柱国要来。”“吴柱国又有什么不得了？你一个人陪他还不够？”他太太用手绢子包起一扎钞票，说着便走出大门去了，那时他手中正捏着一张《中央日报》，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给她看，报上登着吴柱国那张照片：“我旅美学人，国际历史权威，吴柱国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学术演讲，与会学者名流共百余人。”可是他大太老早三脚两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萧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从来没缺过席，他一讲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别捣蛋，老头子，我去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他对他太太又不能经济封锁，因为他太太总是赢的，自己有私房钱。他跟他太太商量，想接吴柱国到家里来吃餐便饭，一开口便让他太太否决了。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要是雅馨还在，晚上她一定会亲自下厨去做出一桌子吴柱国爱吃的菜来，替他接风了。那次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吴柱国吃得酒酣耳热，对雅馨说：“雅馨，明年回国再来吃你做的挂炉鸭。”哪晓得第二年北平便易帜了，吴柱国一出国便是二十年。那天在松山机场见到他，许多政府官员、报社记者，还有一大群闲人，把吴柱国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却被人群摒在外面，连跟吴柱国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后来还是吴柱国在人群中发现了他，才挤过来，执着他的手，在他耳边悄悄说道：“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钦磊——”余教授猛然立起身来，蹭着迎过去，吴柱国已经走上玄关来了。“我刚才还到巷子口去等你，怕你找不到。”余教授蹲下身去，在玄关的矮柜里摸索了一阵，才拿出一双草拖鞋来，给吴柱国换上，有一只却破得张开了口。“台北这些巷子真像迷宫，”吴柱国笑道，“比北平那些胡同还要乱多了。”他的头发淋得湿透，眼镜上都是水珠。他脱下大衣，抖了两下，交给余教授，他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绵短袄。他坐下来时，忙掏出手帕，把头上脸上揩拭了一番，他那一头雪白的银发，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我早就想去接你来了，”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他还记得吴柱国是不喝红茶的，“看你这几天那么忙，我也就不趁热闹了。”“我们中国人还是那么喜欢应酬，”吴柱国摇着头笑道，“这几天，天天有人请吃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