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上一24小时营业的泡馍馆里砍到天亮，当然是用嘴而不是用刀。几瓶二锅头大多被周坚和鲁波消灭了，我和老骆则更专注于消灭泡馍。我估计我潜意识里是想补回挨那拳损失的能量。具体吃了多少馍我不太清楚，反正此后几天，一到吃饭的时候，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做掰馍状。天蒙蒙亮的时候，老骆已经开始用鼻子拉大提琴，周坚和鲁波为了究竟是他的刀还是莎朗。斯通的冰锥更厉害争得不可开交，我则盯着面前已经凉透的半碗泡馍呆呆出神。饭馆的大多伙计都睡觉去了，只留了一个小伙子等着收我们的钱。估计他也近水楼台看了边上放的《本能》，听了冰锥两个字，布满血丝的眼睛发出蓝光，很是恐怖。由此我总结出，刀和冰锥都不厉害，缺乏睡眠而且充满色欲的眼光最有威慑力。
回到宿舍后才知道温暖的被窝是冬日的天堂。可惜，我在天堂呆的时间太短。班主任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和惋惜“你们真厉害，快毕业竟然打架打到别的系了，还用凶器！把人扎了你们倒是送医院呐，自己在外边解决好了，干吗非弄老神经那去！”我和周坚相对凄然一笑，完了，昨晚校医院值夜班的是唐老太太！这个理论上应该过了更年期的老太太决不会放过任何表现正义的机会。在做完包扎，打完破伤风之后，她一定能从几个吓破了胆的北京孩子口中问出事情经过。然后的程序就是三更半夜敲保卫处的门，要求严惩凶手，莅日到院办感叹学校对学生德育的不够重视。我猜院办领导一定很委屈，心里恨死我们这些在节日里给他添堵的小王八蛋们。据说原来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卷包回家。后来经过班主任和李方老师的努力斡旋，改成给了我一个大过，周坚留校查看，他的班长当然是没了。一直到毕业，处分才给取消，怕让家里知道，周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谨言慎行，搞得如同取保候审。这对于性情张扬的他，不可谓不痛苦。我们毕业后，唐老太太家邻街一面的玻璃被全部打破，但周坚至今还对我们的指控矢口否认。
挨刀那孙子也没得什么好，给了个和我一样的大过。但在脸面上他可比我们差远了去了。在低年级同学的眼里，我们是伸张正义的英雄，他却是揭发告密的小人。所以丫一定对唐校医怀恨在心。如果周坚的否认属实的话，唐家的玻璃案一定和丫有关。
对我们的处分是元旦以后才公布的。出于感激，我和周坚请李方和班主任吃饭，但班主任心情不好没有参加。须知，周坚是他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可竟在即将毕业的时候给他惹了这么大的祸，令他和院团委书记的职务擦肩而过，他能不郁闷么？席间我诚恳地向李方老师致谢并表达了对班主任的歉意。李方沉吟半晌，淡然一笑“这件事情你们处理的没有大错，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也会这么做。你们只是运气不好，碰上了负责任的唐老师。”看着我们的一脸茫然，李方加了一句“在规则和制度不是很完善的社会里，好勇斗狠会给个人带来很多好处，而且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毕业后多年的生活经历验证了他的话，相对弱势的群体一旦不管不顾，形势马上就会变得有利，而且得到的几乎都是实惠，没有什么惩罚。我不得不叹息我们当年的运气的确较差。
小雪知道这个事情已经是元旦后很多日子了，她以不苟言笑和拒绝与我共餐表示抗议。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搞笑天赋（我并不擅长此道）才勉强得到宽恕，获准一起去参观圆明园新建的图腾馆。365 路公车很挤，但我们还是放弃了平时喜欢骑车的爱好。在拥挤晃动的人群中，我小心地攥住她的手，象攥住希望，没有挣扎，嘴角浅浅的笑意暴露了她内心的秘密。残破的圆明园并没有影响两颗刚经过小小波折而变得快乐的心。面对丑陋的图腾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人类崇拜的东西都这么恐怖，我将来一定要让高氏子孙供奉他们的祖奶奶你，而不是我这个寒碜的祖爷爷。”小雪给了我一拳“谁说要做你们高家的祖奶奶了？再说了，做也要做你高阳的。”说罢，抿嘴一笑。在那个无雪的冬日，在众多丑陋的图腾中间，我和我美丽的小雪紧紧相拥，和好如初。
生命里有过多少这样的甜蜜？往事真的象躲藏在墙角的蛐蛐，小声固执地哼唱着逝去的歌谣，把远去的欢乐变成耳边的呜咽。在瞬间把我们击中，然后泪流满面。
我坚信，很多对生活的体验跟自己的选择有关，而不仅仅在于生活本身。拿北京站甚至铁路来说，如果我们春节回家还是和往年一样，通过学校统一订票的话，就绝没有机会领略那些有趣的景致。
放寒假后，我们的考察工作也告一段落，地方的乡镇领导们已经开始准备春节的各种活动，跑官的迫切无疑要大于招商的热情。老骆不甘寂寞，又从哪个缺德企业那揽了个上门送试用化妆品外带台历的活，我自然又成了帮凶。因为同学们回家心切，老骆把派送佣金涨了三回才好不容易找齐人，要不是小雪那远在杭州的父母一天一电话，我都有把小雪截留下来干活的念头。周坚背了处分以后，噤若寒蝉，放假头一天就回家给老头老太太请安去了。我和老骆每晚寂寞地在他们或是我们宿舍里消灭着二锅头，白天尾随着派送的女同学进行监工，很是无聊。
等从化妆品公司拿到钱，离除夕只有三天了。我和老骆揣上学生证，直奔北京站。一到地我们就傻了，排着长队的人群象条挨了打的蛇，痛苦地扭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焦灼和疲惫。旁边站着很多拿小喇叭和橡皮棍的警察，他们倒是神态各异，有的紧锁眉头，大义凛然，有的面带微笑，幸灾乐祸。老骆不回去，我们俩各自找了个队伍排上，商量好谁先到窗口谁买。队伍艰难地往前蠕动，每挪一步都让我激动不已。每个人都被前后紧紧挤住，象密不透风的城砖。不断有人以咨询为名加塞到窗口买票，在后排轰鸣般的抗议声中，警察会提着警棍把他轰到后边，但还是有得逞的。这更大地刺激了不少人冒险的欲望，他们在铁栏杆前一挤，后头的队伍就有波动，不注意的话，很容易被挤出排了半天的位置。最可气的是，售票员们还和平常一样休息！到了时间把小窗户一关，任凭这些心急如焚的家伙望窗兴叹，看来涨的票钱不包含加班费！
老骆和我对望了一眼，无奈地苦笑。但我们的悲剧刚刚开始，售票窗口一开，老骆的队伍前方迅速插进两人，他已经到了栏杆边上的圆乎乎的身子登时给清除出来。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有点急眼的老骆试图爬上栏杆，从上边挤进去。警察的小喇叭发出蜂鸣声，老骆在肩膀挨了一棍之后立马抱头委顿在地。我也顾不上近在咫尺的售票口了，慌忙跑了过去。“他是刚被挤出来的。”我冲着警察喊到。“甭废话，后头排队去，信不信我把你们当票贩子拷起来。”老骆迅速站起，拉着我就往外走，让我没有机会再行争论。“你也忒女人气了，把好不容易占的地给丢了。”老骆揉着肩膀，笑嘻嘻地说。我还沉浸在对警察蛮不讲理的义愤中，没理他的茬。“警察也怪不容易的，天天对着一大堆闹哄哄的人，让你呆一天估计你都受不了。”他还为给了他一棍的群体解释，我一时气结。
哥俩都没有了回去重新排队的勇气。商量只好不买半价，从票贩子手里买比全价更高的票。可从售票厅刚出来，就见着一个刚被拿下的票贩子在警察脚下哀号。联想起大厅里警察的话，我们不寒而栗，同票贩子交易的打算顷刻间烟消云散。看我愁眉不展的样子，老骆提议要不试试飞机。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我忍痛点了点头。
更为痛苦的是，飞往我们那的飞机票也给卖没了。最后我们决定买站台票，混上车后再补。第二天我和老骆带着我的几个包，心情沉重地重回北京站。可有些事情就那么巧，刚买完站台票，老骆的呼机响了，原来是李方。他知道老骆春节不回家，想叫老骆去他办公室商量一个新项目，同时关心一下我的行程。其实买票的事情我们不是没想到过李老师，不过人刚帮我和周坚把打架摆平，再麻烦就很难张口了。可我注定要欠李方的人情，听了我们的打算，他断然否决，并且让我们先别上车，在电话亭处等他。跟李老师一块来的还有个四十左右的瘦子，那家伙带着我大摇大摆地去了货运处，跟一个可能是头目的人嘀咕了几句。那个头目带我到已经进站的列车钱，找到列车长，把我说成他的一个侄子。列车长给在一张小纸条上签了龙飞凤舞的名字后，递给我。看他们开始高兴地聊天，我识趣地拎着包登上列车。
在补票车厢自然还有一番拥挤的恶战，但比起北京站已经不算什么了。那张纸条和学生证让我用一个座票半价，卧票全价的钱得到了一个下铺，比别人的正常票价便宜了不少。舒服地躺在列车上，我心情好了起来。跟同车厢的乘客们交流起买票经历，大多都是满腹委屈。最有趣的是，我们这节车厢里除了少数几个通过关系补票或是提前订票的，大多都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高价票。呵呵！
有了坐飞机的经历之后，我有一次突发奇想。这火车票，（至少有座或是有床的）要是也象飞机票那样用身份证买，用身份证上的话，票贩子是不是就难生存一些了？一个铁路系统的朋友对我解释说，囿于人多的国情，铁路方面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这么做。既然上升到国情，咱本来也无话可说了。可是近两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火车上查身份证已经司空见惯，也没见有多大难度。难道卖票时有难度，上了车就没难度？
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姑父的，不是我不明白，是这国情变化快。哈哈《南方周末》某年的春节特刊有个大标题是“回家吧，回家吧，带着温暖带着爱”。虽然我比较偏爱这份报纸，但对这句话却不太以为然，对于漂泊的灵魂来说，回家寻找到的温暖和爱意远远大于带回来的。我知道很多人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在即将毕业的春节前夕，我从火车站上了开往家里的公车，心情很兴奋，绝没有后来感触日深的近乡情怯。踩着年根进家门，老太太已经不舍得数落了。对此我可谓经验丰富，小时侯，贪玩深夜回家可能是一顿暴揍，要是把时间改为凌晨，等待的则是拥抱和美食。美中不足的是，给双亲买的一大堆礼物给父亲“不务正业”的结论提供了佐证，让我后悔不迭。过了二十几个春节，程序我已经很熟悉了。三十晚上全家团聚，吃饺子许愿。初一给父亲这方的长辈拜年，初二或初三是母亲这边。剩下的直到开学的日子都是生活在天堂。除了跟几个要好的同学走动之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在牌桌上度过。今年兄弟兜里还有不少余粮，怎能不找牌友们大干一场？
可惜，已经习惯为我安排人生的老太太还是没有改变。既然快毕业了，下一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工作问题。除了给父亲施加压力以外，电话的利用率也空前高涨，很多我没听说过的亲戚，都被母亲通过电话亲切地问候了一番。当然，电话的利用率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老偷偷和小雪通话。按老太太的日程安排，恋爱结婚应该在工作以后，本着少汇报少出错的原则，小雪其人其事根本就没让她知道。
结果是我度过了一个乏味透顶的春节。我拎着礼品，跟随父亲到那些有可能接收我的单位领导家里拜年。我二十大几的人了，还要装嫩，冲这拨孙子可劲地喊叔叔阿姨过年好。我倒也无所谓，只是可怜我那一辈子为求开心颜而不肯摧眉折腰的老爷子，努力挤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其实我和父亲心知肚明，爷俩都是在走过场，谁也没把这项任务当真。只不过在同母亲多年的斗争经验中，我们总结出一致的真理，不抵抗永远是对的。我们的成绩还算令老太太满意，有两家父亲战友握有权柄的单位基本落听。母亲很兴奋，顾不上批评我的吊儿郎当，心不在焉了。
回学校之前我和父亲在汽车站的一个小饭馆边喝边聊。我跟他说了要留在北京的打算，并一再道歉自己不能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老爷子很看得开，抿了口酒，笑着说“趁我和你妈还年轻，你就折腾几年吧，实在混不下去了，再回来也不晚。关键是你妈的工作不好做。”我知道这个决定对母亲的伤害，但我已经很难回头。如果照她的安排去选择，我甚至能看到自己那个安稳却难有变化的未来，那不是年轻气盛的我所能接受的。父子轻轻碰杯，心领神会，对母亲的先斩后奏就这样在无言中商量妥当。
很多所谓的教育学者经常强调什么狗屁代沟，指责父母不肯理解孩子，没给孩子交流的机会。在我看来，那都是扯淡。永远有多远，父母的关爱就有多远。他们的爱不需要交流，顺其自然和指手画脚只是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们的爱几乎没有原则，硬要找出一条来的话，那就是以子女的幸福和快乐为最高准则。我误会了母亲二十年，而理解这个，仅仅是一个电话。四月底是双向选择的最后截止日期。我给老太太拨了个电话，期期艾艾地说出了想留在北京的打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十秒钟，母亲的话悠悠传了过来。“也好，大城市锻炼人，我和你爸再给你联系一下那边，托托人。”一个冬天的筹划，一个春天的奔波，就在我的一个小小决定里灰飞烟灭，母亲没有半句怨言。她还要为我的新决定继续筹划，继续奔波！
在老太太的观念里，一个人生活在某个城市，就必须要有该城市的户口，漂的状态对她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五月初的一天，父亲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宿舍楼下。不消说，这是奉了母亲之命来联系我的留京事宜。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们家北京有什么有能量的亲戚，在为父亲接风的饭桌上，对他这次行为的实效性大加否定。老爷子淡淡地说“在老家也没少折腾，你还不是不干？再多折腾一回也无所谓”。我无言以对。老骆和周坚忙不迭地给我爸敬酒，把我羞惭的尴尬给过渡过去。虽然平时没什么走动，可亲戚们都很热情，我怀疑是冲着父亲带的不菲的礼物，不过说到留京，他们只能以爱莫能助来回答了。注定是无功而返，但总算是尽了人事，父子都很轻松。李方请老爷子吃了顿饭，为不能帮我解决留京指标向他表示歉意。同时对我进行了吹捧，说什么即便没有户口我也能生活得不错云云。老爷子则郑重其事地拜托李老师照顾管教我，一餐饭吃得皆大欢喜。
临近毕业，伤感就象瘟疫在校园里传播。天天都有喝的烂醉如泥，抱头痛哭的兄弟，柔肠百转，却不得不接受天各一方的鸳鸯。我和老骆却没那么自如。我带着新的学弟继续考察，只不过称呼已经改做高经理而非摄像师小高。老骆则和李方一道忙着策划一个全国家电名牌排行榜，吃完政府，他们要从虚荣的企业主身上攫取财富。但从外地回来的时候，我也不能不被那群睡在上铺的兄弟们打动，投入到晓风残月的分别伤感中去。
最为忙碌的是大诗人周坚，丫把做诗的天分全发挥到写留言上了。给我留的是“如果你是一条迷失在沙漠里的狗，我愿做一根电线杆。”连我的排泄问题都想到了，可谓仁至义尽。给老骆留的是“如果你是左脚，我决不做那只右脚，我相信你足以独步天下。”估计那会丫就惦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