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门汗，把手伸出去，也是没抓没挠的。有人能身作浮云常傍日，有人能处处无家处处家，有人能将异乡当作故乡，有人能将流放当作远航，但我，却连那一堆书都离不开。
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信箱，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这首诗名叫《日子》，作者北岛，描募的正是我最愿意过的一种生活。当我一往无前地扎到北京怀抱里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想到，事实上自己就是在远离那样的状态。
如今流行用许多指数来量化一些东西，如恩格尔指数、GDP什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指数来统计这样一个时间比重——在你一天醒着的时间里，有多少是为了温饱而奔波？姑且称为“温时指数”吧，我相信这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北京无疑是全中国“温时指数”最高的城市。
在北京，每天醒着的时间至少有十三个小时——这首先是一个必须要保证的时间数，其中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耗在路上，交通问题是北京最可诅咒的地方；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安排各种饭局，饭店老板是北京最可羡慕的职业；大约需要跑三个地方来办各种事儿，这里净是些没多大必要但你又不得不办的事儿；大约能接到三个能挣钱的订单，最好一个也别推掉，因为打车吃饭租房喝酒买书看演出都需要钱，别人还羡慕你有这么多挣钱的机会呢；白天跑完了，晚上需要坐在电脑前处理接到的那些订单；一天跑完了，临睡前躺在床上，还需要拿出三分钟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和要走的路设计好……
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大约是十三分钟，因为这是一天中惟一可以看会儿书的时间；偶尔有点儿闲空，会拿出三秒种的时间同情一下自己，看我像一个蚂蚁一样在骨灰盒般的高楼大厦中穿梭，这里居不易。
北京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但我还是来到了北京，然后继续怀疑这样的生活。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自杀，说是因为他已经被那种文化所化，我也已经被北京文化所化吧。
我为自己抵抗不住这种选择而沮丧。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坚定的人。
如果不是二十八岁那么年轻，我大概就不会选择漂泊北京了。
石家庄那样的中等城市，待着好舒服啊，“温时指数”好低啊。在那里，我发明了许多睡觉的方式，如“头碰头”，即从晚上十一点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或“头盖头”，可以从凌晨两点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直到睡得睡不着为止；兴之所至下，我可以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溜达到朋友家里找他聊会儿天（那个城市出租车的起步价是五元，两公里，我所需要的路程多在这个里程之内）；在那里生活实在不需要许多钱的，哥几个去吃次火锅，饱得直哼哼，算下账来，七个人花了六十元，我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交给单位不到六千元就算自己的了……在那样的一个城市里，每天只需拿出几个小时应付一下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温饱，剩下的时间和空间全是自己的：用各种姿势躺在床上看书，跑遍整座城市去寻觅一张影碟，打麻将和拖拉机的战士更是随叫随到……
我们往往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看书，在悠闲的地方读书，再去忙碌的城市里施展，被那里吸干你的精血后，然后无聊地老去。我就是这样甘心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吸血鬼。
像我比较佩服的两个人，李皖（27）和三七。李皖在武汉，当年的一帮媒体精英纷纷到了北京或广州或外国，做成了一些看起来很大的成就，李皖还守望在武汉。这几年过去后，大家升官发财泡妞离婚买车买房，李皖却做成了许多事儿。几个当年的酒友聊起故事，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也只有武汉那种寂寞平静的生活，才能让李皖修炼成那样。
当然，不成就什么事业也行，就像三七那样，请允许我抄录一段写他的旧文：
我们在这世上活一遭，总是需要些证明的，有人用学问，有人用才气，有人用金钱，有人用不金钱，有人用某种级别，有人用某个类别，有人用发表的若干万字，有人用阴茎勃起的若干分钟。
但有一种人，活得很沉默，很市井，很没劲。
因为他实在懒得跟别人说些什么。
因为他实在不需要什么身份来装点门面。
因为他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劲来跟这世界较真。
也只有在石家庄那样的城市，才能包容三七这样的活法。而在北京，哪怕你的不作为，都像是在作秀。
读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
2000年的某一天，我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尽管此前也是频繁往来于这两座城市，但这一次，却是怀揣若干份调动文件，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
下了大巴，再打车往家赶。出租车驰过的地方，育才街那个电线杆子还躺在路边，哥几个曾经穿着大裤衩坐在上面探讨人生，美女一个个地从身边滑过；科技馆礼堂如今改成了家具店，而此前这里周而复始地放着老电影，永远是固定的搭配，《罗马假日》配《鸳梦重温
》，《出水芙蓉》配《魂断蓝桥》，哦，还有我不朽的《野鹅敢死队》；梆子剧院门口烤羊肉串的小摊依然香烟缭绕，盛夏的傍晚，几个人将其包下来，躲在阿凯的吉普车后面，光着膀子，喝着冰凉的啤酒……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
流浪的脚步何时能停？我分明感到一种惆怅。
档案、户口、工资单、保险、住房公积金……一个个公章盖下来，一张张脸浮现在眼前，一顿酒接着下一顿酒。去保卫处退自行车存车牌（国家事业单位就有这种福利）时，和小李互道珍重。当年单位搬进新办公楼，淘汰下许多旧家具，我瞄上两个书架，就想随风潜入夜，运物细无声。那两个书架是六十年代产物——用《U…571》中美国兵的那句话夸一下它：“德国佬造的东西真他妈结实”，我根本移之不动，就去传达室叫了小李来帮忙（那时还不知道他姓什么），才搬到宿舍里。因为这次监守自盗，小李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又去阅览室还书，有若干本实在不愿意还了，老着脸说扣我钱吧。钱倒是其次，像《宋诗选注》才七毛三，就是按照规定罚十倍也没多少——其实这本书已经出了新版的，但我一来喜欢那种小三十二便携式开本，二来重印次数多的书字体发虚——我是怕被别的借书人骂。但阅览室的人们说，不用罚钱了，去给我们买些雪糕吧，反正这些书搁回来也没人看。我忙不迭地下楼，心里哼着小曲。
拿着保卫处、总务处、阅览室等一大堆部门盖过的章，表示都结清了账，我才得以将调动手续办完。
再回来，这里也是异乡了。
石家庄有几家书店，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们的创业、兴盛或衰败，也与那些老板有了不大不小的交情。这次告别，也包括他们。
青园街一家小店，门脸不大，却颇有品相，老板下一手好围棋，是这个城市里众多读书人的经常光顾之地。几年前，我在这里发生过一段故事。
有天中午，我踱进书店，店中没有几个人。我注意到老板脸上的表情有些异样。注意一看，原来正在选书的顾客中有一个人是这个城市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我们经常要在电视上见到的。
我挑了两本书，然后去结帐。由于我是常客，所以老板拿出计算器来算一下，要给我打一个折扣。这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我便在旁边等着，这时一只手伸过来，将几本书压在老板的计算器上：“来，先给算一下。”
我扭头一看，书记正往书店外面走，结帐的看样子是他的秘书或司机之类。
老板只好将我的帐目先销掉，然后开始打他们的帐。
大概是天热影响情绪，或是出于对秘书这一人种的天生反感，一贯被人加塞惯了的我这次爆脾气发作，用手拍了一下已经挤在我前面的这个人的肩膀：“唉，怎么回事？”
“怎么了？”那人很奇怪地看着我。
“有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老赵有急事。”那人说。书记姓赵。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急事？”我反问。
已经走到外面的书记听到动静，返身走回来，用眼光发出询问。
“该我先结帐。”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书记对那个人说道。
老板先把我的帐结了。
从那以后，老板给我打的折扣更低，有了好书还先给暖住。我也很得意于他对我的刮目相看，将这段一共进行了六句的对话对周围的知识分子复述了六次。
与老板告别，告诉他以后不用给我留书了，他又提起这段故事。我笑了一下，对他说，如今再有人夸我，我就会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这种话的权利。”
老板大笑。是的，以后我不再拿这种轻飘飘的荣光说事儿了。我确是曾经勇敢过，但也怯懦过，我牛逼过，但也操蛋过。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彷徨、犹豫、分裂和挣扎，连我自己也看不清。
再也没有什么字眼可以概括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就是这么泥沙俱下良莠不齐。
然后，要把这个家搬到北京了。
除了太太的钢琴和我的“黑格尔”电脑，就是那些书。我拿着角尺和计算器，仔细计算了一下这些书的总体积，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把这些书装在纸箱里迁移，共需要五六十个容积为零点四立方米的纸箱。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几乎走遍城市，终于找到一个纸箱厂。与厂家一番交涉，发现适合我用的纸箱只有一种，箱外印的字是“梦中情人超级保险套”，四百磅黑体字，加粗三级，右倾二十五度，阳字立体，格外有气势，看了就让人性起。
站在高大的厂房里（得有四层楼高），看着一垛垛的纸箱平放着堆到房顶，不得不感慨国人对其需求量之大。我当时脑子飞速地运算了一下，平均每一秒中，这世界上有多少对男女在做爱？天，我居然产生了一些诗意，诗风恰似里尔克（28）。
将六十个纸箱运回家，开始装箱、编号、用胶带封好。战斗了整整一天，排满一堵墙的书架终于空了。当年一起往马桶里撒尿的另两头男人，一个已经离婚，一个已经离了两次婚，他们的书架早不知失散到何处，我家这块最后的风景，也在时间的河中消散了。
清晨，石家庄的一家搬家公司将这些箱子搬到朋友提供的货车上，一路飞奔，到达北京，然后是北京的一家搬家公司守侯在新家的楼下，两位朋友也应召而来。
当那些“梦中情人”的超级纸箱被堆在楼门口时，邻居全侧目相看，过往少妇全饶有兴趣地盯着俺们的裆部，我们的脸迅速羞红。
把纸箱一个个拆开，将一摞摞书摆到书架上，顺便掸掉上面的灰尘，偶尔翻几页，忆起当初买它读它时的情景，发觉这次搬家还是挺好的。
书来了，家才家。
在北京安顿下来后，我发现了自己的贱：石家庄的家很小，却能很舒服地躺着看书，北京的家宽敞了许多，却经常是一个人躲在最角落的阳台上，呆呆地思考人生，不知所终。难道真的是越空的地方，人就越虚？
不管怎么说，书还是要读的。印地安纳·琼斯系列的《圣战奇兵》一集，琼斯父子被德国兵抓住。一个德国军官轻佻地用手里的一枝钢笔抽打着老琼斯的脸，老琼斯忍无可忍，猛地将其手中的钢笔夺下来，瞪着他狠狠地说：“你要多读两年书，就不会这样了！”老琼斯由肖恩·康纳利饰演，气度威严，那厮灰溜溜地收回了手，脸上的肌肉群组成“尴尬”两个字。
尽管我现在更多的时间献给了影碟，但对书还是有特殊感情的。《星际迷航》中有一集，敌人攻上了“企业号”飞船，船长带着一个美女东躲西藏的，最后进了图书馆。只见他拿出一个芯片，说是一部什么小说，然后插进去，诺大的图书馆马上成了一个三维立体电影世界，演绎着小说中的故事，他们得以混迹其中。这一段看得我很是气闷——难道未来文明高度发达后，所谓的读书就是看电影？他们难道就不知道文字的魅力和多义性是任何图象都取代不了的吗？他们难道就不担心将小说拍成电影的导演是张艺谋或张纪中吗？娘的！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也骂上自己一句，我是在写读书的事儿啊，怎么列举的例证都是电影他们家的？娘的！
我转过头，眼光投向身后的书架，心中突然涌起很久没有涌起的渴望。
读书吧，从三十四岁开始。
这个记忆碎片，拉拉杂杂写了快一个月，一边越拖越长越写越多恨自己车轱辘话说个没完，一边不时思考着用什么话来收尾。
再三思量，俺确定了三个结尾。
结尾A（摘自三七《重温》一文）：
重温是我的乐趣，并不只是新书中才有新的东西。如果一本书是用作者自己真正的经验和思想写成的，它就和一种完整的人生一样，永远有新的意义等待发现，永远能够拉着我们的手去重新审视自己。这样的书是一个老友，与你一同成长，分享你的秘密，预见你将要经历的一些事情，并用他的故事来安慰你、引导你，允许你享用他的头脑和经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对这样的一本书，假如我们也会遗忘，那只是因为我们遗忘了曾经的情感经历，遗忘了我们拥有过的一些东西，正如我们通常遗忘贫贱之交一样。
重温，我们会吗？我们不会的。除非到了人生的终点，在那个挂钟不停地计算我们的时间的夜晚，那个不再有早晨的夜晚，我们也许会被内心的冲动从梦中惊醒，打开手电，来到放杂物的屋子。我们在找什么？在尘土和蛛网下有一本书。当僵直的手指翻开那些发黄的书页时，我们的热泪会夺眶而出吗？
结尾B（摘自俺曾经写过的一个贴子）：
我是相信年龄这种东西的，现在的我，就是一个三十四岁男人的心态。
二十四岁的我，喝酒是为了以后喝更好的酒，读书是为了以后自己个儿写书，交朋友是为了以后有更有面子的朋友，和女孩交往是为了以后能跟她做一辈子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今的我已经三十四岁了，我喝酒就是因为喝酒的感觉挺好我就想喝，读书就是因为那本书闯入我的眼帘我就想读它，交朋友是因为那个人让我想跟他在一块坐会儿，和女孩套磁是因为我想看到她的笑脸，哪怕只是现在，一个略显长久的瞬间。
我要的生活已经就在我的眼前。我眼前的种种不再是途中的凉亭，过往的街道，甚至就可以做为我死前的风景，死后的坟茔。
在上天结束我的生命之前，让我能看多少就是多少，即使不能把手头的这一本书读完。
结尾C（为满足某种带有强迫症的习惯，凑六句）：
这时的我，从事的职业就是出版，深深知道自己造了多少垃圾。每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到处都是“做”出来的书，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为婊子树牌坊，拿肉麻当有趣。透过那些五花八门的书，我看到的是被造成纸浆的小树苗们在呻吟在哭泣。
这时的我，不再吹嘘某本书很久以前就读过，那就像六岁就开始睡童养媳的阔少爷一样，不具实质内容。
这时的我，不再将一些门面书“漫不经心”地扔在床上，证明着我的口味。对那些难于理解的读物，我要表示出躲之惟恐不及的敬意。
这时的我，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