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后，我得以真正享受起古色古香的国语，并没有被拆成一个个的使动用法、语气助词和平仄，我看《诗经》也没什么磕绊，也才发现《史记》居然是那么伟大的一部著作。
可以不读书，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绝对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八十年代真正的魅力——你可以被允许进行相反方面的选择了。
是的，我可以热爱读书，也应该可以不读书；我可以说“是”，也应该可以说“不”；我最好是走直路，但也可以走弯路；我应该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但也可以度过一段毫无意义的时光；我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如果碌碌无为过一辈子的话，也犯不着觉得对不起谁。
我被要求加入到你的行列里来一起建设，也应允许我进行一番破坏；你希望我赞成你，你也允许我对你质疑和反对；我可以对你充满敬意，但你也要接受我对你产生疏离和背弃。
在那个时代，你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甚至，你的勇气与出格还得到鼓励和赞赏。
正如美国法学界进行的那番争论，公民焚烧国旗犯不犯法？——“如果一个国家连焚烧国旗的自由都给你，那这个国家还不足够你来爱吗？”
这种弹性和宽松度，比起萨达姆在只有他一人候选的总统选举中还要弄出个近乎百分百的支持率来，比起中央电视台鼓吹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有百分之九十几的观众好评如潮来，要人道得多了。
让我们把这种“不读书主义”发扬光大：
姑娘，我向你求爱，你可以点头，是我莫大的幸福，但是，我也能接受你的拒绝。
哥们，我们的交情是一辈子的，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就可以离开我。我同样也可以。
亲爱的，我知道你希望我爱你十足十，但是，也请允许我，爱你只有六成六。
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让我继续歌唱八十年代。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之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失血过久的肌体突然恢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难免会兴奋异常，流动加速。人们的读书热情就像六年不让泡妞的拉塞尔·克罗（14）被突然扔在梅格·瑞安面前一样，怎能不荷尔之大蒙？
拿电影来说吧。1985年，北京举行法国影展，一部《火之战》（15）的票被炒到了七十元一张，而那时我上寄宿高中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十五元，这张票够生活一个学期——这部片子如今出了DVD，可以用七块钱买张D5，约等于一个麦香鱼；1989年，《走出非洲》在武汉的一家音像资料馆放映，大屏幕投影，画质模糊得如同气象云图，配音糟糕得如同街女拉客，但仍是万人空巷，成为那两个星期内恋人之间的最佳礼物，文化人之间的最佳话题，多少人如醉如痴，感慨奥斯卡是多么实至名归——十五年后，当年那个连看三遍的汉子与我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突然停下脚步，揪住街边小店飘出的一缕音乐——“听，《走出非洲》！”
拿书来说吧。看过憋到极限的山洪喷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本《红与黑》能让那么多人看得泪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医生》的出版是比如今美国攻打伊拉克更让人们奔走相告的消息；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妈是书店员工的人能得到多少人的献媚；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娘为什么能让你像个疯子一样寤寐思服心旌摇荡——在十几年后的这个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读《天使望故乡》（16）的样子：头发枯黄，脑袋埋在书里像个虾米，戴着大大的眼镜，嘴出神地抿紧，两条长长的腿紧张地交结在一起，浑然不知世界的转动，还有你的存在。
中断的时间链条被重新接上，不管新的，还是旧的，在你眼中都是簇新的。你既在争夺失去的时间，又在与世界一同前行，你既在温故，又在知新，那时候的中国，比谁都丰富，我们在用一天走别人几年的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与师兄师姐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生逢其时，没有被失去太多的时间，反倒是别人被压缩的时间也释放到我们的校园。知识大潮涌来的时候，正值消化力和吸收力最旺盛的青春期。在自己最能读书的年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读书，有大把的书可以读，有大把的人可以一起读，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愉快的事情吗？
孟德斑鸠说：没有。
至今想起来，仍是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从初中时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册删节本《飘》，知道这是生活方式腐朽没落的江青最爱看的外国小说，惊诧于书中“郝思嘉”、“卫希礼”的译名开始，我就开始了寻宝之旅。就像段誉被乔峰带到丐帮，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四周高手如云，每一个人面前都要抱拳作揖（17），而我在书海里，见到每一本书都要说一声“久仰”、“与君相见，幸何如哉”，然后一见如故，联榻抵足而眠。
啊，我的勃兰兑斯（18），我的威廉·曼彻斯特（19），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20），到买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体似筛糠时，这种探宝旅程达到了高潮。当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
我的八十年代。
1991年，我走上工作岗位，一个月工资和奖金加起来是一百二十元，所以大家都哭着喊着要上夜班，这样每月可以有五十元的夜班补助，很大一笔钱耶。
汇报这个帐目不是为了哭穷，而是为了显富——两年后，国家普调工资，我一个月的收入突然成了六七百元。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工资是六七百元，可那会儿的书还是按照人们一二百元的工资水平定的价呀！
这是我另一处生逢其时的幸福生涯，并且更愉快的是，此时的我恰如其分地失恋了，不用把钱捐给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真是——从来没这么款过。
中华书局二十册一套的《资治通鉴》是58。2元，精装的《剑桥中国史》全部九本才一百多块，《中国人史纲》两本一套才8。45元，而两本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对不起，猜错了，是三元整。
你觊觎许久的美书（有人反对我创造出这个词吗？），终于可以被你如愿以偿地搬回家了。记得那时总是哥几个一块去书店，分头觅食，那厮喊道：“老六，我看到了一本浅蓝色的书。”
“你大爷的！”我的色盲并不怕人笑话，可毕竟书店里有那么多人，如果让我循色找去，结果捧着红宝书回家，岂不污了读书人的名头？
“是左琴科（21）的《一部浅蓝色的书》。”
“哦。”我的脸羞得连自己都知道那是红色了，“帮我暖住！”
“暖”是我们之间发明的淘书专用词，类似抱窝的母鸡孵小鸡，要将其牢牢地摁在自己身下，迈克尔·泰森来抢都不给。
抱着一大堆书到结帐处，一边从口袋里排出几张大钞付帐，一边吩咐人将书用牛皮纸捆扎起来，那种感觉跟二奶押着大款席卷燕莎赛特（22）没什么两样。
迫不及待回到宿舍，打开纸包，一本本书拿出来，捧在手中，许多还是老相识，当年在图书馆就一见倾心，却直到现在才真正属于自己，平展的页面，整齐的切割，把鼻子凑近，嗅一下诱人的芳香。
你怎能不幸福得直哼哼？
如今有个字眼叫“物流”。应该说，当年的物流是很不发达的，这是商品经济不完善的症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桩好事——你到任何一家书店，都忍不住进去看看，并且总能发现在别处找不到的美书。美书就像美女，不能太容易得手。
每到一个城市，去考察一下当地的书店，像燕子积巢一样往家里搬书，这是一个多会过日子的男人啊。
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我第一次去这个繁华的都市。住了两天组委会给安排的豪华所在，心疼得不行，就跟另一个朋友搬出银星宾馆，住到了旁边的交大招待所，然后，他去淘碟，我去买书。
让出租车拉到一条书店云集的街上，一家家店逛起，到得傍晚，落日熔金，拎着两大包书走到街边，正要拦手招出租车，却又停下，咬咬牙冲进书店，将刚才犹豫半天的《经史百家杂抄》暖住，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住处。为了弥补开销，只好和室友食红烧牛肉面两碗——真是好吃。
室友买回一大堆老电影VCD，后来他转战“东方时空”，与战友们攒出流芳一时的《分家在十月》（23），而我也得到了莫大的欣慰——这套曾国藩攒的《经史百家杂抄》再也没见在江湖上出现过。
朋友是用来喝酒灌醉的，但用来买书也挺好。我和分居北京的斌斌小强经常相互为对方买书。说实话，北京人当时生在福中不知福，逛书店反倒没有我这个出差到京的人勤。那次在商务印书馆，看到大学时让我们秉烛夜读传诵一时的《光荣与梦想》，狂喜莫名，怒买三套，分送两人。天可怜见，这套书再没重版过，据说是因为版权问题。
他们感动之余，看到好书也经常为我暖住。一次到得北京，先和斌斌去吃朝鲜冷面，饭桌上掏出准备敬献给对方的书，居然都是《停滞的帝国》（24）。
还有人记得《爱情故事》中那香艳的一幕吗？奥利弗和詹尼一起躺在床上看书——
“奥利弗，照你这样坐在那里就知道看我读书，这次考试你恐怕要过不了关了。”
“我没在看你读书。我在读我自己的书。”
“瞎扯。你在看我的腿。”
“只是偶尔瞟上一眼。读一章书瞟一眼。”
“你那本书章节分得好短哪。”
这一段馋得我不行，想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景也不过如此了吧。
尽管这一境界没有达到，但到我结婚时，人生理想还是实现了一部分——依靠多年来的辛勤积累和多方采购，我终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一伸手就能拿到书的环境，从床到沙发，从厕所到饭桌，俯仰皆拾。
不能像奥利弗一样看詹尼的腿，但可以看男人的毛腿。一起看书的，是加我在内的三个男人，三人均已婚，都设有高大的书架——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之手；三家的藏书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一块买的；书的摆放也基本一致——全是采用我的编目法。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饭后一人抱着一大桶可乐，相互炫耀自己读过的书。背是背不下来的，但可以从书架上取下书，掰到那一页，然后念起来，要掰不着，就要被嘲笑一通。憋得熟了，三人一起去撒尿，三股水柱一起射入马桶。
三人读书，相互印证，彼此发现，是比一人效率高些。那天我看了余华首发在《收获》上的《活着》，觉得好得不得了。正巧中午另一头猪来我家吃炸酱之面。饭后我向伊推荐这篇小说，冷冷地说句：“快，看。”——注意，吃过蒜之后，跟朋友说话一定要多用爆破音，最大限度地喷发，将其熏晕。然后，我去午休。
春梦做至六成，被吵醒。
是那厮如同牛吼的哭泣。
爱情的另外一种译法
最近生活中发生了一桩小小的笑话。一位朋友在英国，某一天逛了伦敦的书店一条街——查令十字街，为我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书《查令十字街84号》（84 Charing Cross Road），然后寄往北京，还兴冲冲地先用数码相机将书拍了照mail过来，让我预热一下。结果，不幸的很，这本书在大英帝国的邮政系统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朋友的手上——她将收件人与寄件人的位置弄颠倒了。
其实以我的英文修养，肯定啃不动原版书，但对于这本书，还是希望能保留一本，因为它被誉为“爱书人的《圣经》”。
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纽约爱书人通过书信往来在伦敦一家古旧书店（书名即是这家书店的地址）淘书并建立深厚友谊的故事。来往的书信被她汇集成此书，成为读书人的掌上明珠。刚被台湾翻译出版，译者便是一位古旧书店的工作人员。
不管是原版还是中文版，得到这本书都并非易事。好在，根据原著拍摄的同名电影已经有DVD出售，约在半年前，我买到了。该片由美国哥伦比亚公司1986年拍就，片长100分钟，担纲主演的是演技派演员安妮·班克劳夫特和安东尼·霍普金斯，拍的真是无可挑剔。后来查资料得知，该书还曾被BBC于七十年代拍过一个电视电影。
且慢高兴，我敢担保，即使你看到这张影碟，最大的可能也是与其失之交臂，因为，影碟被碟商译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动作片名字——《迷阵血影》。
所以，你也许注定与查令十字街84号无缘了。
所以，请允许我复述一遍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穷困的女作家海伦受不了纽约昂贵庸俗的古旧书店，便按照《书评周刊》上的地址，给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克书店（后来被海伦派去伦敦侦察的好友形容成一家“狄更斯时代的书店”）写了一封信，求购一些绝版图书。这一天是1949年10月5日。
很快，回信和她要的书就来了，那些书令海伦的书架相形见绌。双方的信任和欣喜很快达成，除了海伦有一点点麻烦，她是个连付帐和找零都搞不清楚的女人，更不用说将英镑换算成美元了。马克书店的经理弗兰克除了满足她购书的要求外，还给她准备了英镑和美元两种发票。
温暖的相知借助娓娓道来的书信，很块就俘获了远隔重洋的海伦和弗兰克。
五十年代初期的英国百废待兴，物资实行配给制。海伦就从美国给书店的店员们寄来火腿鸡蛋和香肠，让他们吃到很久没有见过的“完整而大块”的肉。而弗兰克并不是不知感恩的人，他开始在英国各地奔波，出入豪宅，为存货不多的书店添置新品，踏破铁鞋，为她寻觅难得一见的珍本。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书信成为他们平静流淌的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旁白。
海伦不是没想过去伦敦看看书店看看弗兰克。她终于有了自己的积蓄，而英女王的登基又使得赴英的费用打了折。眼看可以成行，但她的牙逼着她留在了纽约。她只好给弗兰克写信：“我陪着我的牙，而牙医却在渡蜜月，他的结婚费用是我出的……”
弗兰克只好为她和刚刚登基的伊莉莎白女王祝福。
书照买，信照写。
到了这一天，海伦的信三个月后才接到回音，她被告知：弗兰克于1968年12月22日病逝。
海伦马上赶到查令十字街84号。走进即将被拆迁的马克书店时，距离她第一次给这里写信，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她笑着对空荡荡的书店说：“我来了，弗兰克，我终于来了。”
影片让我对原著更加渴望，因为通过胶片来诉说图书的故事，总显得不太解气。不过，看平静的生活围绕着他们的讨书买书谈书一幕幕展开，仿佛将惟一彩色的道具放在黑白环境里，使原本素朴的书本也显得绚丽，一如荒漠甘泉。
事关读书的故事总是令人解颐。
海伦对一本英文版《圣经》极为不满，在给弗兰克的信中说英文翻译简直是想毁掉这本世界上“最美的散文”，建议拿拉丁文版对照来读，才不致暴殄天物，并出卖了她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说法加以佐证。可爱的女人，总是将自己试图保守的机密在另一种心情下泄露无遗。
弗兰克看到纽曼的《大学宣道集》，写信问海伦：“有兴趣买初版的吗？”同时叮嘱店员为她留下来。镜头马上从伦敦切到纽约，海伦对着空气质问：“你有初版的《大学宣道集》，只要六美元，居然还傻傻地问我‘你要吗’？”“亲爱的弗兰克：是的，我要。我本不在乎是不是初版，可这本书的初版！……”
等她收到这本有百年历史的初版书后，写信对他说：“我占有它有一种罪恶感，那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