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一个十分炎热的日子。接近黄昏时，一个年轻人从转租的位于S胡同的小房间里走出来，慢慢地、仿佛是漫不经心地走向K桥。”
我必须把第二段也抄下来，好让这篇故事自然而然地带着我前进：
“他在楼梯上成功地避开了女房东。他的房间在一幢六层楼高的经济公寓最上面，小得像个衣柜，根本不像一间住宅。”我一直抄到：“他欠女房东许多房钱，害怕碰见她。”
抄到这里，下面的话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不由自主地抄下去：“他并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恰恰相反，一段时间以来他性情暴躁，仿佛患了疑心病。”既然抄到这里了，我就接着把这一段抄下去，不，一直抄它几页，一直抄到主人公来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面前。‘哦是拉斯柯里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之前搬到您这里来的，——年轻人急忙低声说道并向她鞠了个躬。他提醒自己应该更有礼貌此
我停下笔，以免抄写全本《罪与罚》＇⑤＇。这种诱惑已控制着我。我仿佛突然明白了，誊写这个现在已不可思议的职业曾经具有何种意义与吸引力。誊写人员同时生活在两种时空之中，即读与写这两种时空之中，因为他可以抄写而不为自己面前空白的纸张担忧，又可以阅读而不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可能涉及何种具体对象操心。
有位自称翻译我的作品的人来找我，并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在未经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广泛翻译出版，这有损我的利益也有损他的利益。他递给我一本书，我翻了一下，没看出有什么问题。那是一本日语书，只有书皮上我的姓名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
“我连这是我的哪本小说都看不明白，”我说，并把那本书还给他，“可惜我不懂日语。”
“即使您懂日语，也认不出这是您的哪本书，”来访者说道，“这本书您从来未写过。”
他向我解释说，日本人仿制西方产品的能力已发展到文学方面。大皈有家公司已掌握了西拉·弗兰奈里小说的格式，能够制造出他的第一流新小说并使之充斥世界市场。把它们再翻译成英文（说得确切些，把它们翻译成假冒的英文原著），任何评论家都不能把它们与弗兰奈里的原作区别开来。
这个消息像魔鬼一般把我弄得心神不宁，木仅是因为这在经济上和道义上会给我造成损失，而且因为我对这些伪作，对我自己在另一种文化土壤上发出的新芽，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忧虑。我想像着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老翁正在跨越一座拱桥。他就是我的日本形象。他正在构思我的一篇小说，经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过程，达到与我完全相同的结果。因此，大限这家公司仿制的弗兰奈里伪作虽然只是我的作品的低劣的仿造，但它们同时又可能包含着一种典雅而神秘的智慧。后者则是真正的弗兰奈里的作品所不具备的。
当然，在这位陌生人面前我不得不掩饰自己这种双重反应，仅仅表示同意收集各种必要的证据，提起诉讼。
“我要控告伪造者和推销伪作的人！”我故意盯着这个年轻人说道，因为我怀疑他参与了这场肮脏的交易。他说他叫艾尔梅斯·马拉纳，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他的头前后很长，像个飞艇，凸起的前额里仿佛隐藏着许多东西。
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暂时住在日本。”他回答我说。
他说，他对有人盗用我的名义感到气愤，并表示准备帮助我终止这场骗局。但是，他又补充说，这也没什么值得气愤的，因为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欺骗，文学中的真实就是欺骗，因此，一篇伪作既然是欺骗之欺骗，那么它就具有次等的真实性。
他继续向我阐述他的理论。根据他那种理论，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他的许多观点我是同意的，但不能让他看出来。他说他对我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是个可以被人模仿的作者；第二，因为我具备成为一个大模仿家的必要条件，能够制造出天衣无缝的伪作来。因此，我能够成为他所谓的理想作家，即完全溶解在严严实实包裹着现实世界的虚构之中的作家。由于他认为技巧就是事物的实质，所以作者只要能够发明一套完善的技巧，便能与一切事物等同起来。
我无法把昨天与那个马拉纳的谈话驱出自己的脑海。我也希望把我自己从作品中抹掉，并为每一本书找到一个新我、新的声音、新的姓名，获得一次新生。但是，我的目的是在小说中捕捉到不能阅读的物质世界，那里既不存在任何中心，也不存在我。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笼统的作者也许是个很不起眼的人，例如在美国叫做捉刀的人、影子作家等。他们的职业虽不太受人尊敬，他们的作用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是无名的编辑，把别人要讲述但不会写或没时间写出来的东西编辑成书；他们是书写的手，把忙于生存的事物变成文字。也许这才是我的真正使命，可我辜负了这一使命。我本来可以变成许多个“我”，与其他人的“我”连接起来，装扮成许许多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
既然书中的真实只能是个人的真实，我便决定写我自己的真实。写我自己的真实的回忆？不，回忆只有在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没有具体形式的时候才是完全真实的。写我自己的真实愿望？不，愿望也只有在不受意识的支配时才是真实的。我惟一能够写的真实就是我现在经历的这一时刻。也许这本日记才是一本真正的书，我在这里尽量真实地记录了我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不同光线下看到的那个坐在躺椅上的女子的形象。
为什么不承认我这种不满情绪是妄自尊大白日做梦呢？一个要消除自己、让位于身外之物的作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表示一切的惟一的书；要么写出所有的书，在每本书里仅反映一个局部，通过局部反映整体。包罗万象的惟一的书，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圣书，是揭示一切的语言文字。但是，我不相信语言文字可以包罗一切，我要写的是语言文字之外的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事物。因此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即写出所有的书，写出一切可能存在的作者可能写出来的所有的书。
如果我想我只能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种种问题便会阻碍我，使我止步不前。如果我想我要写的是整整一个书库，那么我的心情便不会感到压抑，因为我知道不论写本什么样的书，它都将得到补充、反驳、衡量、增补，将被成千上万本我尚需写作的书籍所掩埋。
古兰经是创作条件最清楚的圣书。这本圣书与万物之间至少有两个媒介，即穆罕默德听安拉讲话，再把这些话讲给文书记录下来。有一次——为这位先知作传的人说——穆罕默德在向文书阿布杜拉转述安拉的启示时，讲到一半停住了。阿布杜拉本能地提醒他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先知由于一时疏忽把文书的话当成了真主的启示。这件事使阿布杜拉非常愤慨，随后便离开了先知并放弃了对他的信仰。
文书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句子的责任在他，他应该考虑文字上的连贯性，考虑语法和句法，以便容纳在变成语言之前就已十分流畅的思想，接收作为一位先知讲来必然十分流畅的话语。既然安拉要把自己的启示表示成文字，文书的合作便是不可缺少的。穆罕默德明白这点，有意让文书来结束那句话。但是阿布杜拉却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权力。他丧失了对安拉的信仰，因为他缺乏对写作的信心，缺乏对他自己这个从事写作的人的信心。
如果允许一个非信徒修改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说，那么我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阿布杜拉在记录时写错了一句话并因此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穆罕默德虽然发现了这个错误，却决定不去改正它，故意保留这一谬误。即使这样，阿布杜拉也不应感到愤慨，因为先知的冲动与言语只有在写到纸上之后才具备最终形式，在变成文字之前无所谓正确与谬误。无限的非文字世界要变成可被阅读的世界，只能通过我们的手做出有限的写作动作来实现，诸如拼写中犹豫不决、疏忽大意和下意识的颤抖等等。如果否认这些现象，这些身外之物便休想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而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传递信息。
喏，那只白蝴蝶已穿过山谷，从女读者的那本书上飞到我面前的稿纸上来了。
这个山谷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物：一些图书经纪人等待我的新小说，他们从世界各地出版社已经支取了我这本小说的预酬金；一些广告商希望我笔下的人物穿某些衣服、喝某些果汁；一些编制计算机程序的专家则提出要求，要我同意他们用计算机完成我那些未完成的作品。我尽量少出门，不上村里去；如果要散步，就走小路上山。
今天我碰见一队小青年。他们身穿童子军服，既兴奋又小心地在草地上把各种色布排成几何图形。
“这是给飞机的信号？”我问道。
“给飞碟的，”他们回答说，“我们要观察尚未认识的物体。这里是个空中通道，近来飞碟经常经过这里。人们认为，因为这里有位作家，外星球上的人想通过他和我们交往。”
“有什么根据呢？”我问。
“根据是，这位作家早已陷入危机，不能写作了。报纸上正在讨论他不能写作的原因。我们估计，可能是别的星球上的居民使他失去了创作能力，因为他们要把他大脑中地球上的概念清洗干净，让他变成一部接收机。”
“为什么非要找他不可呢？”
“外星人不能直接表达各种事物，需要进行间接表达，例如通过可以引起强烈兴奋的故事来转义地进行表达。这位作家好像是位技巧妇熟、思想灵活的作家。”
“你们读过他的小说吗？”
“他以前写的小说都没意思。等他摆脱目前的危机再开始写作，他的新书中就可能包含来自宇宙的信息。”
“宇宙信息是怎么传导给他的呢？”
“通过精神渠道传导给他。他自己不应该有所察觉。他以为在依靠自己的天资写作，而宇宙发来的信息以宇宙波的形式，经过他的脑子渗透到他写下的句子中去。”
“你们能够释译宇宙信息吗？”
他们未予回答。
假如我使这些年轻人对宇宙的期望落空的话，我会感到某种失望。其实我可以在下一部著作中插入某种东西，让他们觉得那是宇宙给予我的启示。可现在我却想不出插进什么东西。等我开始写作时，也许我会产生某种想法。
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写作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我写的内容都是外星人口述的，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我一直等待着来自星际间的启示，我的小说毫无进展。假如过不多久我又开始一页一页地写下去，那就说明银河系在向我发送信息了。
可是，现在我能够写的就是这本日记，即对那个坐在那里阅读的年轻女子的观察。她读的什么书，我不知道。来自星际间的信息是在这本日记里呢，还是在她念的那本书里？
有个姑娘来找我。她正在写一篇有关我的小说的论文，要在大学里一次重要讨论会上宣读。看到我的作品能够完全证实她的观点，这无疑是件好事（不知是对我的小说还是对她的论点来说是好事）。从她那十分详尽的介绍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她的文章十分严肃，但是在她眼里我的小说却变得面目皆非了。我不怀疑这个罗塔里娅（她叫这个名字）认真地读过那些小说，但是我想，她读那些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找寻她阅读之前就存在于她脑子里的东西。
我试图向她解释，她却略带气愤地反驳说：“为什么？您要我在您的书中仅仅看到您的观点吗？”
我回答她说：“不是这样。我期望读者能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这只能在读者认为他们读的东西是他们木知道的东西时才会发生。”
（幸运的是，我可以通过望远镜观察另一个女子读书，并使自己相信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像这个罗塔里娅。）
“您要求的是被动的、躲避问题的、落后的阅读方法，”罗塔里娅说，“我妹妹就是按您这种方法阅读。恰恰是因为我看到她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西拉·弗兰奈里的小说而不提出任何问题，我才产生了把弗兰奈里的小说作为我的论文题目的想法。弗兰奈里先生，我正是抱着这个目的阅读您的作品，而且也是为了，如果您愿意深究的话，向我妹妹柳德米拉证明应该如何阅读一位作家，即便他是西拉·弗兰奈里也不例外。”
“谢谢您对我使用‘即便’一词以示区别。您为什么不同您妹妹一起来呢？”
“柳德米拉认为，最好不要认识作者本人，因为真实的人从来不会与读书时想像的作者形象吻合。”
我真想说，这个柳德米拉可能是我最理想的读者。
昨天晚上，当我走进我的书屋时，看见一个陌生的黑影从窗户里跳了出去。我想跟踪他，却未找到他的踪迹，我常常觉得，尤其在深夜里觉得，有人躲在我这房子周围的灌木丛里。
虽然我尽量少出门，也觉得有人把手伸向我的稿件了。我已不止一次发现我的手稿有短缺现象，几天之后又在原地找到这些缺页。有时它们变得面目全非，仿佛我已记不清我都写了些什么，或者说，仿佛我一夜之间变得自己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我问罗塔里娅，我借给她的书她是否已看过几本。她回答说没有看，因为她在这里没有电子数据处理机。
她向我解释说，按一定程序工作的数据处理机可以在几分钟内读完一本书，并把书中的全部词汇按照出现频率高低的顺序记录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份‘读后报告’，”罗塔里娅说，“节约宝贵的时间。阅读一篇作品，除了记录下它的题材重复、词汇形式与意义的重复之外，还有什么呢？电子计算机阅读后，给我打印一张词汇频率表。凭借这张词汇表，我就能大致想像出我在评论中应对这本书提出什么问题。当然，出现频率最高的有些是冠词。代词和小品词，这些并不是我要注意的词汇。我首先注意的是那些含义丰富的词汇，它们能使我对全书有个相当准确的印象。”
罗塔里娅给我带来了几本经电子计算机处理过的小说，即以出现频率高低排列的词汇表。“如果是一本五万至十万字的小说，”她对我说，“我劝您立即注意出现频率在二十次左右的词汇。您看这里。出现十九次的词汇是：
皮带、指挥官、牙齿、做、有、一起、蜘蛛、回答、血、哨兵、开枪、立即、你、你的、看见、生命……
出现十八次的词汇是：
够了、漂亮、帽子、直到、法国人、吃、死、新、走过、土豆、点、那些、青年、晚上、走、来……”
“您现在还看不出讲的什么事吗？”罗塔里娅问道。“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战争小说，战斗描写，文字枯燥，带一点恐怖气氛。也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常肤浅的作品。为了证实这点，最好在仅出现过一次（决不能因此而认为它们。重要）的词汇表中做些抽样调查。例如抽出这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