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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尼娅一露面便产生了照例的效果。旅客怒火全消，他同意等待马匹并且要了一份晚餐。他摘去湿透了的毛茸茸的帽子，解开披风，脱掉大衣，此人却原来是个身材秀美、蓄了两撇黑胡须的年轻骠骑兵军官。他坐在站长身旁，跟他和他的女儿畅快地聊天。晚餐端上来了。这时马匹已经回来，站长去吩咐，马不用喂了，给这位旅客的马车立即套上。他吩咐回来一看，年轻人已经晕倒在长凳上，简直不省人事了：他感觉不妙，头痛头晕，走不得了……怎么办？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并且决定，病人如果还不见好，明早便派人到Ｃ城去请医生。第二天病人更不得了。他的仆人骑马进城去请大夫。冬尼娅用浸了醋的手帕扎在他头上，坐在他床边做女红。站长在场，病人便唤唤哼哼，几乎不说一句话，不过嘛，他倒喝了两杯咖啡，一边哼哼，一边要吃午饭。冬尼娅一直守护他。他时不时喊口渴，冬尼娅便给他端一杯她亲手调制的柠檬水。病人只打湿一下嘴唇，趁每次递还杯子的机会，他急切伸出软绵绵的手捏一捏冬妞莎的小手儿，以示感激不尽。午饭前大夫来了，给病人合了脉，跟他用德国话谈了一阵子，然后用俄国话宣布，病人只需好好保养，再过两三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给了他二十五个卢布的出诊费，并请他一道用膳。医生没有推辞。他两位胃口蛮好，喝了一瓶酒，然后双方得意地分手。再过一天，骠骑兵完全康复。他格外高兴，一个劲寻开心，要么找冬尼娅放刁，要么跟站长淘气，要不就自个儿吹吹口哨，跟过往客人闲聊天，帮忙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入册。如此这般，他便赢得了忠厚老实的站长的欢心，到第三天早晨，站长竟舍不得跟这个逗人怜爱的小伙子分手了。那天是礼拜日，冬尼娅打点去做祷告。骠骑兵的马车被套好了。他向站长告别，大大方方付了食宿费，再跟冬尼娅道别，自动提出要把他送到村口教堂去，冬尼娅犹疑不定……
“你怕什么？”她父亲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跟他坐车去教堂吧！”
冬尼娅上车坐在骠骑兵身旁，仆人跳上赶车台，车夫一声吆喝，马儿便起步了。可怜的驿站长真糊涂，他怎么能应许他的冬尼娅跟骠骑兵坐一辆车走呢？他怎么会那样懵懂，当时他的脑瓜干吗不顶用了？还没有过半个钟头，他心疼了，绞得痛，惶惶然失魂落魄，终于忍不住了，拔腿就向教堂跑去。他到了那里一看，人都散了，不见冬尼娅，庭院里没有，教堂门口也没有。他匆忙走进教堂，但见神父从祭坛上走下来，执事在灭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祷告。冬尼娅还是不见！可怜的父亲搜罗浑身气力才打定主意去问教堂执事：她来做过祷告没有？
执事回答：没来。站长往家返，已经半死不活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了：冬尼娅由于不懂事而自作主张，也许滑溜到下一站，上她教母家做客去了。忧心忡忡，他坐等那驾三套马车回来（就是他允许她坐上去的那一辆呀！）傍晚时候车夫终于回来了，喝得烂醉，他带来一个致命的消息：“冬尼娅从那一站和骠骑兵一道又往前走了。”
这一击，老头儿可受不住了。他颓然往床上一倒——就是年轻骗子昨晚睡的那张床。此刻站长回想种种情景，猜透了那病是假装的。这可怜人得了一场厉害的热病。把他送到Ｃ城就医，调来了另一个人暂时代理他的职务。正是那个给骠骑兵按脉的医生现在为他治病。他向站长透露，那年轻人根本没病，当时他早便猜出了此人居心不良，但他不敢做声，因为怕挨鞭子。不论这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吹嘘他有先见之明，反正他的话一点也不能安慰可怜的老人。病刚刚好转，驿站长便向Ｃ城邮务局长告假两个月，对谁也不告知自己的打算，便徒步出门寻找女儿去了。他从驿马使用证上得知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动身前往彼得堡去的。那个把明斯基送走的车夫说，冬尼娅一路哭哭啼啼，不过，看起来，她倒心甘情愿。“说不定，”站长暗想，“我会把我的迷途的羔羊找回家。”
心存一丝希望，他到了彼得堡，住在伊兹曼诺夫斯基团的驻地，他的老同事，一个退伍军士家里，立即开始寻找他的女儿。不久他打听到骑兵大尉明斯基正在彼得堡，住在杰蒙特饭店。站长决定去找他。一天清晨，他走进明斯基的前厅，请求向大人通报：有个老兵求见。那勤务兵一边擦着上了楦头的皮靴，一边说，老爷正在睡觉，十一点以前不见客。站长走了，到了指定的时刻他又回来。明斯基本人出来见他，身穿长袍，头戴鲜红的小帽。“怎么，老兄？你有什么事吗？”他问站长。老头子心里怦怦直跳，泪珠儿往上涌，嗓门发颤，仅仅挤出一句话来：“大人！……请您做做好事吧！……”
明斯基眼风飞快地瞟了他一眼，脸红了，抓住他的手领他走进书房，随手倒闩门。“大人！”站长接着说，“覆水难收，至少，求您把可怜的冬尼娅还给我吧！您把她已经玩腻了，别把她毁了！”
“我做过的事，你扳不回来了，”年轻人说，神色狼狈，“我在你面前有错，我乐意请你原谅。可是，要使冬尼娅离开我，你甭想。她会幸福的，我向你发誓。你要她干吗？她爱我，她对从前的环境已经厌倦了。不论是你还是她——你们都不要忘记，事情已经发生过了。“然后，他给站长袖口里塞了点儿东西，打开门，于是站长自己糊里糊涂地就到了街上。他发呆，好久站住不动，后来他发现袖口里塞了一团纸。他取出来展开一看，却原来是几张揉得皱巴巴的五卢布和十卢布的钞票。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这是愤怒的眼泪！他把钞票揉成一团，往地上一扔，用鞋跟使劲地踩，愤然而去……
走了几步，停住脚，想了想……再回转身……但钞票已经没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看到他，马上跳上马车，一屁股坐下，对车夫一声喊：“走！”
站长不去追赶。他决定回到他的驿站去，但他想，动身前他跟可怜的冬尼娅至少总得再见一面。为了这事，两天以后他又去明斯基那里。但这一回勤务兵很严厉地对他说，老爷任何人也不接见；拿胸膛把他从前厅里顶出来，砰一声把门关上，门差点撞倒了他。老头站着，站着——只得走！
就在这一天黄昏时候，他去救苦救难大教堂做了祷告，顺着翻砂街走过去。突然，一辆华丽的轿车急驰而过，站长认出了车上坐着明斯基。轿车在一栋三层楼房的大门前停下，骠骑兵下车走上了台阶。一个幸运的念头在站长脑子里滋长。他回转身，走到车夫跟前。“这是谁家的马车，老弟？”他问，“不是明斯基的吗？”
“正是。”车夫回答，“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么回事，你家老爷嘱咐我送张条子给他的冬尼娅。可我记不得他的冬尼娅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第二层。不过，你的条子来晚了，老兄！现在，老爷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不要紧，”站长说，心悸魄动，心头有种说不清的滋味，“谢谢你的指点，不过，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办。”说了这话，他便走上楼梯。门关着。他按了门铃，一颗心沉沉地等了几秒钟。钥匙响了一下后，门对他打开。“阿芙朵琪娅。萨姆松诺夫娜住这儿吗？”
“是这儿，”年轻的女仆回答，“你找他有什么事？”
站长不答话，径直走进客厅。“不行！”女仆在后面叫起来，“阿芙朵琪娅。萨姆松诺夫娜有客。”
但站长不听她，一直往前走。头两间房里很暗，第三间房里有灯。他在一开着的门边停住脚，停住脚。房间布置华丽，明斯基坐着在出神。冬尼娅周身珠光宝气，穿着时髦，侧身在明斯基靠椅的扶手上坐着，模样活象个英国马鞍上的女骑士。她情意绵绵，注视着明斯基，捻一绺他那乌黑的鬈发缠绕在自己指环闪烁的纤指上。可怜的老站长啊！他从来没有见过女儿竟有这般妙艳。他情不自禁在一旁欣赏着她。“谁呀？”她问，没抬头。他还是没吭声。冬尼娅没听到回答便抬起头……她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吃了一惊，弯下身去把她抱起，突然，见到老站长在门口站着，他便放下冬尼娅，向老人走过来，气势汹汹，浑身打颤。“你要干什么？”他对站长说，咬牙切齿，“你干吗老缠着我？你这土匪！你要杀我吗？出去！滚！”一只有劲的手一把抓住老头的衣领，只一推，他便摔倒在楼梯上。老头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那位朋友要他去告状。但是，老头想了想，摆摆手，决定忍气吞声算了。两天以后他从彼得堡返回到自己的小站，重操旧业。“眼看三年了，”最后他说，“我失去了冬尼娅，一个人度日，没有她的一丝风声、半点消息。她活着，还是死了，天晓得！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种姑娘，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末一个，过路浪子拐了去，养一阵子然后就被扔掉了事。这种傻丫头彼得堡多的是，今日遍身罗绮，明日就跟穷光蛋一道去扫街了。我有时想，我的冬尼娅或许已经沦落了，想到这里，不由得把心一横，但愿她快点死掉……”
以上便是我的朋友老站长所说的故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几次喉结作梗，泪如雨下。他操起上衣的下摆怆然擦拭泪水，就象是季米特里耶夫的叙事诗中的那个热心肠的杰连季奇一样。他掉泪，部分原因是因为果露酒，他灌下去足有五杯。不过，无论如何，这一滴滴泪珠儿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老站长，使我久久惦记着可怜的冬尼娅……
前不久我又路过××小地方。我记起了我的朋友。我探听到他管理的那个驿站已经被撤销了。我问：“老站长还在世吗？”
没有谁能够确切回答。我决定去寻访我那熟悉的老朋友，便租了几匹马到了Ｈ村。那是深秋时节。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云层。冷风从收割了的田野上抚面吹来，刮落枝头的黄叶和红叶飘飘乱舞。进村时太阳快落山了，我在驿站小屋旁边停车。门厅里（可怜的冬尼娅曾经在这儿吻过我）走出来一个胖太婆，她回答我的问题说：老站长过世快一年了，他原先的房子里住下了一个酿酒师傅，她便是那人的老伴。我感到白跑了一趟，并且十分惋惜白花掉的七个卢布。“他因为什么死的？”我问酿酒师傅娘子。“喝酒醉死的，老爷！”
“他埋葬在哪里？”
“就在村子边上，挨着他老伴的坟的地方。”
“带我到他坟上去看看好吗？”
“可以。喂！万卡！你跟猫崽玩得也够了，来！带这位老爷上坟地去，把站长的坟指给他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个遍身褴褛的黄头发独眼龙小孩跑到我面前，他马上把我带到坟地。“你认得过世的老站长吗？”路上我问他。“怎么不认得？他教我削哨子。有时候他从酒店走出来（祝他早进天国！）我们在他背后跟着，口里叫：‘老爷爷！老爷爷！
给几个核桃吧！
‘他就把核桃分给我们吃。他老是跟我们玩。““过路的旅客有记得他的吗？”
“如今旅客少了。陪审官有时也拐弯到这儿来，可他从不问死人。夏天里有个太太来过，她问起老站长，也上坟地来看过他。”
“怎么样的太太呢？”我好奇地问。“挺漂亮的一位太太，”小孩回答，“她坐六匹马拉的车来的，带了三个小少爷、一个奶妈、一只哈巴狗。人家告诉她，老站长死了，她就哭泣起来，对她的小崽子说：‘你们好好坐着，我到坟上去一下就来。’我走上前去愿意给她带路，可太太说：‘那条路我认得。’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哩！——多好的一位太太呀！……“我们到了坟地，那是一块光秃秃的地方，没有围栏，立了许多十字架，没有一棵树。如此凄凉的墓地我可从没见过。““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孩对我说，他跳上一个砂堆，一个黑黑的十字架埋在上面，上头钉了个铜圣像。“那位太太也来过这儿吗？”我问。“来过，”万卡回答，“我远远地望着她。她在地上躺了好久。后来她回到村子里，叫来神父，给了他钱，坐车就走了。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哩！——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也拿出五戈比给这小孩，不再懊悔这次旅行了，花掉的七个卢布也不觉得可惜了。
姑小姐
杜辛卡！随你怎么打扮都好看。波格丹诺维奇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列斯托夫的田庄座落在我国一个边远的省份里。年轻时他在近卫军里服役，１７９７年初退伍后回到乡下，从此便一直在那里生活。他和一个穷贵族小姐结了婚，当他正在远离庄园的猎场上的时候，她难产死了。经营田产的事宜很快就使他得到了宽慰。他自己设计建造了一栋房子，办了个织呢厂，收入增加三倍，他便自认是这一带最聪明的人了，对这一点，四邻地主也不便有所非议，因为他们时不时携带全家老小和一群狗到他家作客。平素他穿件棉绒短上衣，过节就换一件挺显风度的礼服。他自己动手记账，什么书也不读，只除开一份《枢密院公报》。一般说来，大家都还喜欢他，尽管认为他为人高傲。只有一个近邻跟他合不来，此人名叫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是个纯粹的俄国老爷。他在莫斯科挥霍掉大部分家产，这时妻子去世了，他便回到自己最后一座田庄上来。在这儿他不改其以前放荡阔老爷的恶习，只不过换了新花样罢了。他培植了一个英国式的花园，几乎花掉他余下的家当。他的马夫一律英国骑手打扮，他聘了个英国小姐为女儿当家庭教师。他田里的农活按照英国耕作法。照搬外国的办法，不长俄国的庄稼。虽然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的支出大大减少，但收入并未增加，尽管在乡下他也想得出如何借贷新债。大家都认为他并不蠢，因为他是省内头一个想出把产业抵押给监护院的人。这个办法当时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复杂而且要承担风险的。批评他的人中间，最厉害的一个是别列斯托夫。反责新秩序是别列斯托夫的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一谈起他邻居这个英国迷他就难以心平气和，不断寻找机会指责和挑剔。要是他带客人参观他的田产，客人称赞经营得当，他便回答说：“是啊，先生！”他带着狡猾的冷笑说，“我这儿跟我的邻居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那儿可一点不同。按照英国人的办法不倾家荡产才怪！可我们用俄国老办法，不管怎样也不会饿肚子。”这番话和类似的戏言，由于邻居们的热心，再添油加醋，绘声绘色，传到了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的耳朵里。那位英国迷就象我国记者那样，受不了这种辱骂。他发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