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玛瑞尼被押及被审期间，”我写道，“我做的调查不够充分，能够证明他无罪的证据都被忽略了。”
结尾处我写道：“我和我的同事，莱昂纳多·凯勒教授很高兴有机会调查欧克斯谋杀案。我们乐于提供服务，不计报酬。”
我接到一封莱斯里·赫伯的短信，信上对我表达了感谢；哈利那和潘波顿却没回信。艾略特后来告诉我，在那同时，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写信给巴哈马总督，提供联邦调查局的帮助。
我又给南希写了一封信，描述了整个案件，附上我和公爵来往信件的复印件，还有我开支的分类帐单。她写了一封短笺道谢，并支付了全部开支。
弗雷明说对了，南希不再关注此事了，有其他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她面对。谋杀案审判一周后，德·玛瑞尼和他的老友德·威斯德勒侯爵被各自罚了一百镑，原因是非法拥有汽油。三周后，弗来迪——既未交罚款，也未理会被逐的命令，而是租了一条小渔船，带着南希和几个船员到古巴去了。
可南希并没在他身边待多久。几个月后，她去缅因州学习跳舞，并做了鼻窦手术。德·玛瑞届的护照被美国拒签。一年后，他和南希的婚姻结束了。
南希回到娘家，她还坚持她的前任丈夫无罪，而她母亲则确信他有罪。事实上，她母亲还要花钱企图寻找弗来迪的罪证。
整个欧克斯家族都是不幸的。南希的两个兄弟很年轻就死了——悉尼（我没见过，对于他的教育，哈利先生和弗来迪常有冲突）死于车祸；威廉，三十岁前死于酗酒。只有南希的小妹妹雪莉，生活得还好，她在耶鲁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是杰奎琳·肯尼迪的同学和伴娘。后来雪莉嫁给一个银行家，她的丈夫也和她一样抱着自由的生活态度，拿骚的商人和政客们扶持着他。可当雪莉的丈夫与罗伯特·韦斯科合作之后，不仅财源断了，他们的婚姻也走向了破裂。雪莉自己后来也在车祸中致残。”
在欧克斯家族之间，关于钱和财产还产生了许多争吵。哈利先生的遗产不计其数，据说接近两亿美元。
很显然，哈利先生一死，欧陆银行的投资者们又活跃起来。他的财产已被转移到南方，欧克斯的那些委托人在他死后都消失得毫无影踪，欧克斯家族被这些家伙盘剥到只剩一亿美元左右。
前德·玛瑞尼夫人在爱情上仍很不幸，在嫁给一个丹麦皇家空军军官前夕，这个本已走上了金光大道的新郎，却死于一九四六年的飞机失事。她又和一个英国歌剧红星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恋爱，可这位红星却说婚姻也许会使他失去女剧迷们，他们就分手了。一九五○年她嫁给巴龙·欧内斯特·凡·霍尼金·休恩，他的财产可远不及他的头衔大，这段婚姻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在她生完两个孩子之后就结束了。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悲伤，这倒无庸赘言。
她还有许多萍水恋情，那些情人有著名的法国白啤大王的继承人，伊莉莎白女王的秘书，她还是克里斯汀·凯勒·约翰·普伏木风流轶事的女主角。南希左右逢源，很风流。一九六二年她又结婚了，十年后离婚。有一次我听说，她住在墨西哥——她父亲的丧命之处，也是她父亲可恶的合伙人阿历克斯·温那·格林战时的流放地。南希虽然做过数不清的手术，而且身体一直不好，可到现在还很漂亮。几年内我都没见过她，但从报纸上看到的她的照片都挺美。显然她还对弗来迪有感情，可他们却很难再续前缘了。后者在几年内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你应该想象得到。
德·玛瑞尼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不仅被美国和英国拒之门外，甚至他的祖国毛里求斯也不收留他。在古巴，由于和海明威结交，他成了被谋杀的目标，子弹打穿了他的卧室玻璃，这使他决定离开热带地区。他是作为加拿大军队的一名士兵离开热带的，可被拒绝申请为加拿大公民。他又回到加勒比地区，而那里一直禁止他使用他的英国财产。他又在多米尼克共和国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一九四七年，他得到了美国签证，然而他却发现，他在纽约的钱已成为一个死去的掮客的财产。
他替老妇人遛狗，卖鞋，到红十字会卖血。不过他的运气比南希强些，一九五二年他办洛杉矾婚姻介绍所时，遇见了一位美国姑娘玛丽·泰勒，于是结婚，直到现在。他们有三个儿子，曾住在佛罗里达、古巴和墨西哥，不过大多数时间在得克萨斯。后来弗来达成功地做了几种生意，包括石版画。他有时还会出海。
乔治·德·威斯德勒侯爵和弗来迪·德·玛瑞尼伯爵的友情持续得不比法庭审判长。据说威斯德勒向白蒂·罗伯特求婚，却被拒绝了；于是他孤零零地去了英国，在那参军。显然法国海外兵团不要他。
白蒂·罗伯特，据说去了纽约。报纸上曾登出一条消息说她即将和一个俄国公爵结婚。
战后不久，温莎公爵及夫人任期未完，就提前十五个月离开了巴哈马。英国再也不相信这个前度国王。他和沃利斯在余生中靠打高尔夫球、种花、参加化妆舞会、在各城市之间旅行度日。一九七二年温莎死于癌症，沃利斯活到九十岁。一九八六年在她的葬礼上，她被授权葬于皇家墓地，在她丈夫的墓旁。
我和谁也不联系。偶尔也会看见讣闻，得知一两个熟人的消息。我和我的朋友，如莎莉·兰迪和艾略特·尼斯还保持了几年的联系。哈利那被授衔塞浦路斯首席大法官，死于一九八八年。阿德雷在做律师和搞政治方面成绩都不错，但是在代表巴哈马参加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典礼时，坐飞机死于心脏病。
拿骚的那些官员们都退休了。林道普上校去了温布尔登乡下，希尔斯上尉和潘波顿少校留在拿骚，潘波顿是巴哈马商务院秘书。他们现在是否健在，我不太清楚．不过他们都是正经人。
贝克和麦尔岑可就不同了。贝克被国际调查委员会谴责，被判永久退休。他回来后在一起摩托车事故中受伤，一想起欧克斯的案件，他就不得不拿出毒品来解除心灵上的痛苦。当他上瘾之后，他抛妻弃子，迈阿密警官的工作也不要了。
同时，他的同伴麦尔岑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早早退了休，一九四八年死于心脏病。
后来贝克向妻子和儿子发誓说他会悔改，哀求他们让他回家。一九五二年的一个晚上，他的儿子发现他父亲正残忍地殴打她的母亲，儿子不得不出手把他的父亲打得血流满面，躺倒在地上昏迷了。凌晨，贝克苏醒过来，拿一把三八口径的手枪对着他儿子。一场博斗之后，这位温莎公爵的指纹专家死了。
战后，许多英国公民为逃避新社会主义政府和严格税收，都跑到了几乎免税的巴哈马，这给巴哈马带来了财富，使哈罗德·克里斯蒂更富有了。雷弗德岛真的成了富人的天堂：高围墙，复杂的保安系统和他们自己的警局保护富人和名人，这些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游乐、开汽艇之类的活动。那里曾有一个土著人叫亚瑟，杀他的凶手不仅未受制裁而且他本人已被忘却了，他的灵魂还在那里冤屈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哈罗德·克里斯蒂没活到看见他的梦想实现。他的巴哈马已成为富人和游人的天堂，他认为自己应该因“为王冠做的服务”而得到骑士勋章。这位哈罗德·克里斯蒂男爵和离婚的汉尼格夫人结婚了。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和财产，他的私人生活并不轻松，总是充满了怀疑和担心。
战后这些年中，我想我也没让克里斯蒂活得自在，我在报纸、杂志的文章里，在收音机和电视广播里，尽可能地宣扬欧克斯案件。我说，证据被压下了，一个拿骚名人被保护了起来
这些年里，有些事或许与这个案子有关：战后不久，在外地的本岛人向政府上交了约值二万五千美元的金币，他们说是“私人财产”，尽管一些金币上的日期是一人五三年而另一些上则是一九○七年。一九五○年华盛顿来了一个女记者，询问欧克斯案件的凶手；同年，一个码头工人在加利福尼亚的酒馆里喝醉了，吹嘘说知道谁杀了哈利·欧克斯先生，他被联邦调查局和拿骚警局审讯了，而后官方告诉媒体，这个码头工人知道凶手。然而联邦调查局、苏格兰场和拿骚警局都没开庭；之后，哈罗德·克里斯蒂的秘书却被神秘地杀死了。
最后，在一九五九年，西里尔·圣约翰·史蒂文森提出对欧克斯的案件要重新调查，他是由财大气粗的海滨大道私人资金会支持的。
“我会用我的手指直指那罪犯。”史蒂文森夸口说。
在国民大会厅里的被告席上，哈罗德·克里斯蒂皱着眉，试图等待陪审团投票通过判决，以挽回面子。表决通过后，巴哈马总督雷瑞·亚瑟男爵，打算让苏格兰场接手调查，后者却拒绝了。
克里斯蒂被这事困扰着，“真恐怖，”他苦涩地告诉记者，“当你走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说‘他在那儿，是他杀的人’时。”现在，在拿骚，他的名声就这样：一问起哈罗德·克里斯蒂，你就会听见有人把他描绘成杀人犯，而不是那为热带海岸带来财富的人。
他在一九七三年死于心脏病。
厄尔·加登继续写他的畅销侦探小说，当然，尽管后来有安·弗雷明和他竞争。战后，弗雷明离开海军情报局，成为专业记者。他的第一部间谍小说写于牙买加。弗雷明的兴趣毫无例外地集中在那些无恶不做、下场却不错的恶棍们身上。当被问及在他自己的间谍岁月里他是否杀过人时，他总说：是的，有一次。
至于加登，欧克斯案件中许多的不公平，导致了他“促进法律监督”的看法。他还召集了一批专家，考查这个充满了不公的法律案件。加登邀请我参加，许多“倒霉的人”也参加了。以后在另一个案件中我会涉及他们中的一些案子。
赌场到底在巴哈马登陆了。可是直到卡斯特罗在古巴上台后，迈尔·兰斯基和他的商业伙伴才有可能获得利益。一九六三年，在许多著名的巴哈马政客被赠予丰富的“顾问奖金”后，一个赌场在大巴哈马岛的吕卡安海滩开张了。联邦调查局查出首家巴哈马赌场的大笔赢利，汇给了一个在佛罗里达的人，他就是迈尔·兰斯基。
美国报纸抓住巴哈马赌场的纠纷大做文章，随之被揭露的丑闻结束了拿骚白人占大多数的统治。一九六七年黑人占多数的国民自由大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
当然，赌博还在继续，甚至在西苑旧址上又建了一座赌场。还有肥猪岛，一九六一年阿历克斯·温那·格林以一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汉丁顿·哈弗德，这笔交易是由哈罗德·克里斯蒂安排的，改名叫天堂岛，现在已遍布摩天大楼和金碧辉煌的赌场。
最终迈尔·兰斯基变得和弗来迪·德·玛瑞尼那样，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指控，他离开美国，到了以色列，尽管他给这个国家捐助了大量的金钱，可却依然没被接纳。他后来又去过瑞士和南美，最终回到美国，被判无罪。一九八三年他死于迈阿密海滨，身份是退休商业职员。
这些年来，使我感兴趣的是阿历克斯·温那·格林的名字很少被提及，我冷眼看着欧克斯案件中的这个关键人物。他的公众形象是一个慈善家，然而，他的一个研究基金是支付关于优生学研究的。
一九六○年，一个空中小姐邀我赴拿骚共度一个周末（她是这么说的），据她说：“沙滩既有趣又充满阳光，可以随便喝点儿什么。”这是个诚恳的邀请，我接受了。一想到我已经五十五岁而她芳龄二十七，我别无其他回答，试想，我这个年纪的人还能接到几次这样的邀请呢？
可能出于思乡或是出于潜意识的习惯，我在以前的旅馆订了房间。它没太变，实际上只是变大了一些，我也更成熟了。一天晚上，我和我空姐女友（她叫凯丽，是杭时髦发型的金发碧眼的姑娘）在让格俱乐部共进晚餐，十五年前我和黑格斯也在这里吃过晚餐，不过气氛却完全不同。
我们坐在棕榈树荫下的一个绿桌边，喝着海螺汤，吃着胡椒饼。这时，一个穿莎笼裙的可爱的年轻女郎走过来问我：“您是黑勒先生吗？”
“是的？”
“那位先生想和您说话。”女侍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桌子。
“好的”
开始我没认出他来——怎么会认得呢？我根本没见过他。
他站了起来，我朝他走过去。他像孩子似的，心无城府地笑着。他长着肉粉色的脸孔，头发花白，眉毛稀疏，椭圆的脸上长着一个大鼻子。湿润的小眼睛眯着。他穿着随便，穿一件粉白色短袖运动衫和一双白袜。对一个将近八十的老人来说，他显得很健壮，不过岁月的痕迹还是在他身上刻着。
“啊，黑勒先生！”他用一种悦耳的斯堪的那维亚口音说：“好久不见了。”
这家伙是谁？我仔细地研究着他，知道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他。坐在他桌边的是个黑发美男子，穿着奶白色西服，系着黑领带。这位老先生看起来很眼熟，但他不是我熟悉的朋友。我们握握手，虽然他年纪不小了，握手还很有力。
我蓦地一下想起来了。我想起了在圆形起居室里的印加面具之间，火炉的上方，那可爱的殷勤微笑着的画像。
“你是阿历克斯·温那·格林。”我说。
“这是我的朋友汉丁顿·哈弗德。”他向年轻的美男子做了个介绍的手势说。
后者笑着看了看我，我们握了握手，他说：“和我们一起坐吧。”
我坐下了。“你怎么知道是我？”我问，“我们素未谋面。”
“我在报纸上常看到你的照片。你卷入这么多有趣的重要案件！你该写本书。”
“退休之后我也许会。”
“你还年轻，谈不上退休。我嘛，我已开始放弃物质追求了。我的朋友汉丁顿正劝我把香格里拉卖给他呢。”
“你还住在那里？”
温那·格林微笑着耸耸肩。他的神态好像他是我的长辈似的，“只在冬天才去。”
他同伴——A＆P企业的继承人，大概有五至七亿财产——站起身离开。我怀疑这是预先设计好的。
温那·格林靠在桌上，用那不变的笑容望着我，拍了拍我的手，他的手冷冰冰的，像冰块。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你，你时常对报纸谈起欧克斯案件，对不对？”
“对。”
“那事儿不会再有人查了，你知道的。去年一些傻瓜们查过了，却没成功。就是现在，这事对巴哈马和英国来说，还是一个难言之隐。”
“我知道。”
“那么我奇怪你为何还纠缠不休？”
“这是为我自己做广告。我也常谈林德伯格的案子，这就是为何我会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办事机构。在芝加哥，我们管这叫资本主义。”
他对自己笑笑，牙都没露出来，只是一咧嘴，“你真有趣。你的机敏很出名。”
“我的‘及时抽身’、‘急流勇退’也很出名。”
他点了点头，“非常聪明，真是非常明智。你知道……”他又拍了拍我的手。真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谢谢你。”
“谢我？”
他的脸黯淡了，点了点头，“为了你……掩盖了那个问题。”
“哪个问题？”
他舔舔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