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每一细节变化。英俊的黑格斯自信地端坐着，尽管他信任的助手韦·宜·卡兰德（一个外表帅气、喜好夸耀的漂亮混血儿）只不过是个才智平平的律师而已。皮肤黝黑的阿德雷坐在郁郁寡欢的大律师哈利那身边。哈利那长着鬈曲小胡子的长脸淡无表情、肌肉僵硬，他缓缓扫视法庭，俨然是这里的主人。
而弗来迪呢？他坐在桃花心木的囚笼里面，无聊地咬着一根火柴。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西服，领带的颜色就像巴哈马的阳光那么轻快，能够表明他是被告的只有他的苍白。这个原本就身材瘦高的伯爵显得更清瘦了。尽管他努力地保持着洒脱的举动和自信的微笑，并向熟人顽皮地眨眼，可是他看上去还是像个骷髅。
阿德雷首先发难，他发表了一个冗长的演说。不过坦白地说，他的论说倒也有力。他把使听众感到困惑的种种情形加以整理，呈现出一个清楚的来龙去脉，强调了弗来迪的“令人绝望的财政状况”，和他对哈利先生的“刻骨憎恨”。
“谋杀的细节，”他用决断的、比英国人还英国人的口吻说，“比在我们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以前发生的所有的罪恶和坏事还要骇人听闻。”他的声音也颇具表演性地提高了，增加了某些戏剧化的氛围。
“谋杀是谋杀，生活是生活，”他说，“可是这起谋杀，就像莎士比亚说的‘像地狱一样黑暗，像夜晚一样无光’……这种变态行为只能源于一颗绝望、奇怪又冷酷的心……这颗心和正常人不一样，它完全背离了人道，也玷污了我们这块平静而美好的土地。”
“真是一篇不错的浮华文章。”我想，他强调了“不一样”这个词，语言修饰得不错。
阿德雷手提黑袍，带着一种极其自然的优雅在法庭内昂首阔步，极具表演性地向陪审团讨好。他那滔滔不绝、铿锵有力的语言，非常有感染力，使这场闹剧变得更有可信性。
“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吧，”他对好似被催了眠的陪审团说，“无须害怕或偏袒，你知道你所做的会使上帝满意，使你的良心安宁，又维护了法律的庄严与正义！”
他重重地坐下，脖子绷直，昂首挺胸，好像一个英雄。
这篇华而不实的序言引起了骚动。之后，是大家都知道的摄影师和法医提供的证词，玛乔丽·布里斯托尔也出庭作了证。她穿着带花卉图案的裙子，戴着木珠项链，很迷人。不过她有点儿紧张。而让我难过的是，当她走下证人席，走上过道时，竟连半点微笑都不给我。
午饭休息时，我和迪及南希聚在一起。
“阿德雷表现得怎么样？”南希问。
“好极了。连厄尔·加登都为他着迷了，我想他会使高德弗雷受点阻力的。”
“那个漂亮小子卡兰德或许能给黑格斯帮点儿忙，”迪说，“我听说他进人法律界前，曾是伦敦演艺圈的明星人物。”
南希点点头，“卡兰德是不列颠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员，虽然他做这项工作没多长时间，却展示了惊人的才华——言多却从未有失……”
我和卡兰德相处过一段时间，知道南希说得对。不过无论是黑格斯还是卡兰德，都没有阿德雷的那种哗众取宠的能力。
“下一个出场的该是克里斯蒂了。”我说。
南希笑了一下，“我想看看这次他能否表现得好点儿。”
“我也想看看。”迪说。她挑起了眉毛，充满讽刺意味地说，“哈罗德是个不错的房地产商，他在证人席上也能卖出一大票东西，会大大地露乖的。”
但是，哈罗德·克里斯蒂这次出庭的表现更加糟糕了，他看上去似乎两周没睡觉，声音又小又颤抖，双手紧抓着栏杆，好像借此可以得到不可能得到的平衡和舒适。法官不时地要求他大声说话。他那镶双排珍珠扣的白亚麻西服和暗色印花的领带，使他看起来比平时精神多了，里面的歪歪扭扭的衬衫和他不时松动领带的动作，流露着他内心的紧张。
他重述了大家现在都已知道的谋杀案发生当晚的事，他再次否认了曾被邀请去德·玛瑞尼家，此外没什么新的内容。
但是阿德雷知道希尔斯上尉会被传讯，就努力为他的证人遮盖。他问道：“如果希尔斯上尉说谋杀案发生的那晚看见你出门了，你将做何解释呢？”
克里斯蒂紧抓着围栏，手指关节因为过于用力而导致了血流不畅，有点泛白。他表现出一种正直的愤慨，“我会说他完全错了，而且会告诉他以后看人要仔细点儿。”
极具表演天份的阿德雷笑了，那是一种狡猾的、蛊惑人心的笑。他庄重地点了点头，转向陪审团，对法官说话时有意地对陪审团表演着，“法官大人，就是这样！”
阿德雷的战术使黑格斯有点儿乱了阵脚，他一开始对这个手足无措的证人所取的证词就有点儿不对头。比如说，他浪费了五分钟或十分钟之久的时间，研究克里斯蒂用毛巾的哪头擦哈利的脸，直到克里斯蒂忍不住大声抗议，“上帝呀！黑格斯，理智一点儿吧！”
可是黑格斯还要坚持，他是想试图说服陪审团，克里斯蒂的记忆不可靠。至于为什么克里斯蒂那晚把旅行车停在乡间俱乐部的车道上，和他是否整晚待在西苑等等这一类关键性问题，黑格斯根本就理不出头绪。克里斯蒂说他进人谋杀案发生的房间时，烧焦的臭味已经消失。这种说法尽管荒唐，黑格斯却没有从中找出对审判有利的证据。
像黑格斯这样聪敏的律师，居然对这个丧失了主心骨儿的证人也问不出什么，这未免令人失望。
终于，黑格斯稳定下来，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克里斯蒂先生，当晚你是否曾离开过西苑？”
“没有。”
“你是否认识警察局的高级官员，希尔斯上尉。”
“是的。”
“你和他关系好吗？”
克里斯蒂耸耸肩，“谈不上好与不好，我不太知道他的为人。”
“你们不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相识了吗？”
他咽了一口唾沫，说：“是的。”
“他无意与你作对，这你知道吧？”
“是的”
“希尔斯上尉当晚在乔治大街看见你在一辆旅行车上！”
克里斯蒂用一个已被汗水湿透的手绢擦擦前额，说：“希尔斯上尉一定搞错了。休息之后我就没离开西苑，任何人要是说我那晚上在镇上，就大错特错了。”
黑格斯在陪审团席前踱来踱去，“你该承认希尔斯上尉是个体面正直的人吧？”
“我承认，”他又咽了一口口水，一可是体面人也会犯错呀。”
黑格斯停顿了一下，让陪审团——以至整个法庭，体味克里斯蒂最后一句话中的意味，然后说：“法官大人，我问完了。”
那天的其余时间和第二天上午的审判中，阿德雷不断地为他的辩论找证据，首先是来自奎克巴士医生的证词，大部分围绕着一个玄而未决的问题：欧克斯被火点燃时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他身上的水泡说明了一切。而对那个关键性的问题——哈利先生胃中那四盎司“又厚又粘的”黑色液体，阿德雷却是一带而过。
这中间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小插曲。大法官问奎克巴士医生：“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要是死去要用多长时间？”
医生答道：“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不会死，法官大人。”
一阵轰笑声打破了法庭内的紧张气氛，完全压住了法官为维持秩序发出的“安静！安静！”的叫喊。当这个脾气温和的医生以他的名誉宣誓作证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下午，漂亮的金发美人桃乐茜·克拉克重述了在案发当晚，弗来迪开车送她和另外一位空军飞行员的妻子珍妮·爱斯丽回家，当时正大雨滂论。这段纯洁的故事为弗来迪在陪审团和观众中都赢得了好感。
她们的证词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如果让我出庭作证的话，我该站到哪个阵营上呢？我的身份在这里是极为模糊的，用俗话说，我是脚踩两只船了。
克拉克夫人说她看见玛瑞尼去点蜡烛，由于大风的缘故，数次将自己的手烧到，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贝克和麦尔岑会在弗来迪的身上找到烧焦的毛发。她说完后，黑格斯问：“七月九日，在西苑，你是否看见了被告弗来迪·德·玛瑞尼？”
“是的，我看见了。”
“是在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吗？”
“是的，我确定。”
法庭里的窃窃私语声表明了这个证词是多么石破天惊。原告的证人曾一再确认，在七月九日，弗来迪是在下午三点半到西苑的，而现在，这位美人却反驳了他们，那几位警察的品行也由此受到了人们的怀疑。
在这小小的胜利之后，是几个小时的冗长询问，原告的证人们不断地描绘出弗来迪的可怖意图。
来自棕榈滩的撒甲·威廉先生讲述了哈利先生和弗来迪之间的一场争吵。在争吵中，弗来迪曾威胁哈利先生，要“打破他的头”；而那个性情温和的南方佬——怀特·福斯克特，欧克斯家族的私人律师，则描绘了欧克斯的家庭纠纷，他用那极具表现力的语言把弗来迪描绘得简直就像一个恶魔。
作为缺席的林道普上校的代言人——警察局长潘波顿少校，提交了警方的证词。潘波顿是个正直而呆板的老头，举止间流露着一股刻板。他照本宣科地讲述了调查及逮捕德·玛瑞尼的过程。他的证词对那些琐碎的细节一再渲染，而那关键性的一点，即在七月九日，弗来迪被麦尔岑叫到楼上审问的时间是几点，却被他完全忽略了。
穿着笔挺的卡其布制服的道格拉斯中尉同样为原告作证了，他是个挺拔、充满活力的苏格兰人。弗来迪被拘捕时，由他进行了最初的非正式看管。由于他和弗来迪是朋友，所以后者便放松了自我保护意识，曾有口无心地问他——难道大英法庭仅凭一些偶然的、非关键性的证据，而且在凶器尚未找到的情况下，就能定一个人有罪吗？
道格拉斯还用打卷儿的舌音，在法庭上学着弗来迪的语气，把他曾说过的话重述——“那个老家伙就是该死。”
黑格斯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副手卡兰德。卡兰德长着椭圆形的脸，英俊修长，脚步轻快。他问道格拉斯：“你知不知道被告是法国人，而法国法律同英国的不一样？”
“我知道。”
大法官的身体往前倾了一下，也提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被告来自毛里求斯？”
“我知道，法官大人。”
卡兰德微微一笑，“被告是否问过凶器有没有被找到？”
“他问过。”
“在这种情况下，他问这种问题不是相当正常的吗？如果没有凶器，可以定一个人的罪吗？”
“这个问题不算奇怪。是的，不可以定罪，先生。”
“你是否对被告说过，‘人们对哈利先生的死大惊小怪、议论纷纷是因为他有钱。如果只是一个可怜的杂种死在大街上，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我想不起来曾说过这话。”
“你不是总用‘杂种’这个词吗？”
“我从没用过那个词。”
卡兰德绷紧了脸，用手指着这个壮硕的苏格兰人说：“道格拉斯中尉，‘杂种’这个词是你的常用口头语。”
“我否认。”
“我还要说，你就是那个说‘那个老家伙就是该死’的人。”
“我反对。那是被告的话。”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卡兰德说。
这是一次有效的质询，可是道格拉斯是个顽固的证人，弗来迪在围栏后显得神情沮丧，再也不是满不在乎的神色了。
接下来的一天又以闹剧开场，欧克斯夫人坐在证人席里，穿着黑丝外套，戴着黑色面纱和黑色手套，语言轻柔，却令人感动，让人感到她女儿和德·玛瑞尼的婚姻给她和她的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
她用棕榈扇扇风，想使自己凉快一点；又用颤抖的手把一杯水举到唇边：这个动作赚取了不少人的同情。
尽管我对她的举动有些怀疑和嘲笑，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憔悴赢弱、泪光莹然的寡妇，可不是我在南希房里看见的那个刚从迈阿密的巴尔的摩回来的大方气派的女人了，更不是那个曾对我不屑一顾的意志坚强的女人。
在丑化弗来迫的那些面目可惜的证人中，尤妮斯·欧克斯是最脆弱的一个。她说：弗来迪曾写了一封“可怕”的信给他们的敏感的儿子悉尼，批评了哈利先生的所做所为；弗来边又怂恿南希，如果他们不“接纳”他的话，就和他们脱离关系。诸如此类。
黑格斯只彬彬有礼地问了六个问题，其中包括：“欧克斯夫人，被告是否曾威胁要对你丈夫进行肉体伤害？”
“当然没有。”她高声说。
这才是我在巴尔的摩遇到的欧克斯夫人。
“那么就你所知，”黑格斯问，“被告的抱怨只不过是因为你和哈利先生不接受他吗？”
“我想是的。”
“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了。”
那天上午，还有一名证人站到了证人席上，他就是迈阿密的爱德华·麦尔岑上尉，他那胖得红润的脸却有些烦躁。几个小时中，阿德雷让麦尔岑重述了一遍他在初审时的证词，包括询问、逮捕玛瑞尼时被告的可疑行径。
黑格斯把讯问麦尔岑这个难题交给了他那跃跃欲试的助手，卡兰德马上就站了出来。
“上尉，在巴尔的摩参加了哈利先生的葬礼之后，你的同事贝克把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证据透露给欧克斯夫人和德·玛瑞尼夫人了？”
麦尔岑舔舔嘴唇，说：“贝克上尉告诉她们，在那个中国屏风的上面有德·玛瑞尼的指纹。”
“指纹？”
麦尔岑耸耸肩，“他可能说的是指纹。”
“从拿骚到巴尔的摩，你不是都和贝克上尉在一起吗？”
卡兰德那精确的英国波西米亚式的措辞使麦尔岑的南方腔显得有些拖沓，甚至很蠢。
“当然，我们在一起。”
“你们讨论过欧克斯的案子吗？”
“讨论过。”
“你们讨论过这个极为重要的证据发现吗？”麦尔岑畏缩了，看起来他有点儿慌乱。“一个指纹或一些指纹，麦尔岑上尉，你和你的同伴谈过吗？”
麦尔岑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呃，没有。”
“你能确切地回答我吗？”
“我们没讨论。”
法庭里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声，显而易见，大家对此都感到很惊讶，连大法官也满脸充满了怀疑的神色，抬起头来。
卡兰德转守为攻，“你和贝克上尉在这起案子中曾受雇，并作为同事，是吗？”
“是的”
“到拿骚后你们始终都在一起吗？”
“是。”
“麦尔岑上尉，当你第一次知道这个重要证据时，是在贝克上尉通知欧克斯夫人和南希的时候吗？”
“呃……是的。”
“可是贝克上尉宣称，他是在七月九日被告被捕之后才知道的，他曾站在证人席上起过誓。那么在你和贝克上尉从拿骚到巴尔的摩的路上，在贝克上尉不知道这个证据的情况下，你们何以讨论呢？！”
“那个么，呃，那个……”
卡兰德走到陪审团前面，微笑着摇摇头；在他背后，法官席上，达利大法官问麦尔岑：“先生，你对贝克上尉在你们前往巴尔的摩的旅途中，没告诉你指纹的事不感到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