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指七月九日。在那天上午，那个被烧焦的中国屏风从哈利先生的卧室里抬了出来，放到了大厅上。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对房间进行了指纹方面的检查。
“当时，贝克警官刚好做完指纹检查。”他们说。在新闻采访桌后，厄尔皱着眉。正瞪着我，我也以同样的表情回答了他。我们都感到问题被提到了桌面上。弗来迪在他的囚笼里也皱着眉，缓慢地摇了摇头。
在午餐休息时间，我和南希以及她的朋友迪安娜夫人坐在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的餐厅里。当我把那些男、女证人的证词向她们转述时，南希也是痛苦而缓慢地摇了摇头。
“他们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呢？”南希焦急地大声问。她穿着简单的白色运动装，白色的大草帽下，两根白色的绸带系在下巴下。这孩子气的装扮丝毫没有减少她的魁力。
“不妙。”迪毫无用处地说。她的眉毛高挑起来，举起杯子，用那暗紫色的唇呷了一口杜松子酒。她穿着明蓝色的紧身皱钞长裙，高耸的双峰之间有一排装饰的大银扣，直到腰际，像戴了一排奖章。她戴着白色的手套和白色的头巾，一头金色的秀发裹在了头巾里。
我盛了一勺海螺汤，隔着上升的热气，我说：“我想指纹可能是从屏风上取下来的。”
“这会怎么样呢？”南希焦躁地问。
我答道：“这样，他们就会证明，当弗来迪在西苑被询问时，没有摸那个屏风，指纹是在其他时候留下的。”
迪似乎很感兴趣地皱了一下眉，说：“那弗来迪说他上楼被提问的时间是几点呢？”
我拿出记事本查了一下，说：“大约是那天上午十一点半。”
南希往前坐了坐，急切地说：“我们能把他们打败吗？”
我点了点头，说：“如果弗来迪的陈述能得到当时也在西苑被询问的其他当事人的支持，就像那两位空军飞行员的妻子，我们就能打败他们，哪怕是温莎公爵那样大的人物。”
南希困惑地问：“温莎公爵那样大的人物？”
我笑了一下，答道：“就是皇家的贵族势力。”
迪依然皱着眉，说：“那两个女人为什么被带到西苑去问话呢？怎么不是在警察局呢？”
我耸了耸肩，“这是那两个迈阿密家伙干的好事，有时候，糟糕的警察就这样偷懒。”我看着边笑了，“如果客人的名单都登在报纸上，这个周末你要举行的晚会会更加精彩。”
“是的。”迪放荡地笑了一下说。她对着一个黑人服务员扬了一下戴着手套的手指，又叫了一杯杜松子酒。
“你知道，”我对南希苦笑着说，“如果能回到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住，结束最近这种流浪的生活，我会觉得好一点。”
“黑格斯家的客房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吗？”她关切地问。
“那儿很不错，我只是怕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带来麻烦。”在桌子下面，我感觉到有一只纤细的手放在了我的腿上。
“我有一间客房，”迪随意地说，“在香格里拉……如果你不介意每次出门都要乘五分钟快艇的话，就到那里住吧。”
她的手这样放在我腿上，我怎么能拒绝呢？
“那太好了，”我说，“我只是怕给你带来不便。”
她用力地摸了一把我的腿，这动作中友谊的因素甚至超过了性，可这已足够性感，让我动心了。
“没关系，”她用那种英国式的语调说，“你会被列队欢迎的。”
“我觉得这是个既简便又合适的办法，”南希兴奋得眼睛直闪亮，说，“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和迪消磨在那里。如果你住在那儿，我们可以随时就案情的发展做一些计划或展开讨论。”
那只在桌子底下的手从我腿上拿开了。
“好的，”我说，我眯了一下眼睛，给了迪一个特别的眼神，说，“我非常高兴去那里住。”
“这太妙了。”迪说，用她那双像巴哈马的天空一样蓝的眼睛，迎接了我的目光，也抛给我一个媚眼。
“最关键的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拿骚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拒绝你的邀请。”
她微笑了一下，又突然凝固了笑容，从侍者手中一下抢来了那杯早该送到的杜松子酒，弄得侍者对这种有点儿粗鲁的行为既震惊又莫名其妙。
南希知趣地出来解围，对我说：“内特，你认为还有谁能在今天作证呢？”
我说：“能把这前前后后都贯穿到一起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哈罗德，只能看他的了。”
哈罗德·克里斯蒂站在证人席上，双手死死地抓住护栏，直到他的手指节紧绷得和他那双排扣的亚麻上衣一样白。在他陈述证词的时候，这个丑陋的小男人在证人席里摇来晃去，好像他很难替自己维持平衡。在明确了克里斯蒂是拿骚近二十年间最大的不动产代理商之后，阿德雷让他陈述一下和死者的关系。
“我把哈利先生看作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克里斯蒂说，可这似乎称不上是原告的证词，他似乎有意在保护自己。虽然如此，他对谋杀案发生当天从白天到晚上的陈述却是混乱而散漫的，推翻了他以前的证词：他说他下午在乡间俱乐部打网球，而后与几位客人一起在西苑共进晚餐。晚饭后和哈博德先生、汉尼格女士一起下中国跳棋，直到十一点他们离开。在他和哈利先生就寝之前，他们一直在后者的卧室里闲谈。他回自己的房间时，欧克斯换好睡衣上了床，开始读报纸。哈罗德则回到自己的卧室，睡前也阅读了半个多小时。
在阿德雷充满敬意甚至有点儿奉承的提问下，克里斯蒂逐渐恢复了平静，用平稳、自然的声音继续陈述：他说他晚上醒了两次，一次是起来打蚊子，另一次是被狂风暴雨惊醒。可一点也没听到哈利先生的屋里传来什么动静，更没有闻到烟味。
第二天早上，当他发现哈利先生没有像平常一样起床后在走廊里等他时，他大声地喊着：“嘿！哈利！”却没有回音。他走到哈利的卧室，发现他的朋友几乎被烧得焦黑了，而那张床，依然在闷烧着。
“我抬起他的脑袋，用力地摇了摇，却没有反应。我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杯子，倒了点水，并试图让他喝点儿。”克里斯蒂从裤子后的兜儿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脑门上的汗珠儿，继续说：“我从屋里的另一张床上拿来了枕头，把他的头垫高点儿，又拿了一条毛巾，沾湿了，给他擦了擦脸，希望能让他醒过来。”
在那个铁制的囚笼里，德·玛瑞尼的脸上写满了怀疑。他困惑地看了看我，我对他耸了耸肩。德·玛瑞尼和我曾去过案发现场，在座的人也都能从那放大的照片中看出尸体当时的状况，克里斯蒂的行为让人不可思议，看了哈利先生的尸体认为他还活着的人，似乎不具备正常的思维。
可很快另外一件事又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巨大的恐惧中，克里斯蒂怎么能，或着说任何一个人怎么能那么清楚地说出，他在案发现场只走了十八步呢？
不一会儿，准备充分的阿德雷，就用连珠炮式的标准英语对克里斯蒂提问了，他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法庭：“你认识被告德·玛瑞尼吗？”
克里斯蒂的两只脚在证人席上好像站不稳似的，摇摇晃晃地点了点头，说：“认识，我想他刚到拿骚时，我就认识他了。”
“你最近一次遇到被告是在什么时候？”
“大约两个星期前，他希望我帮助他把他的一处房产卖掉，因为他要有一笔很大的开支。”
“你们的谈话中提到哈利·欧克斯先生的名字了吗，先生？”
“提到了，他说他和哈利先生的关系不太友好。”
“他提到他们之间不和的原因了吗？”
“没有。但我想这有很多原因，哈利先生好像认为德·玛瑞尼对他的前妻不公平。”
“清说话客观点儿，阁下。”黑格斯站起来说，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已经无法忍耐了。
“请你不要激动，坐下好吗？”阿德雷貌似谦卑地对黑格斯笑着说，然后转身对他的证人提议：“能严谨点儿谈话吗，先生？不要说你个人的看法，现在被告一方对你的陈述提出了抗议。”
克里斯蒂又点了点头，继续说道：“那时候，他对我说，从他和南希·欧克斯结婚那一天起，哈利先生就对他不公平。哈利有点儿过分冷酷了。”
“我明白了。在哈利·欧克斯先生被谋杀之前，你这是最后一次和德·玛瑞尼说话吗？”
“不，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德·玛瑞尼。七月七日早上我还和他通了一次电话。”
“就是晚上发生谋杀案的那一天吧？”阿德雷哗众取宠地问了一句。
“是的。”克里斯蒂说，“德·玛瑞尼希望我帮助他弄一张家禽养殖许可证。”
“那个时候，被告没有邀请你当天晚上到维多利亚大街上他的家里去吃晚饭吗？”
“没有，他没有邀请我。”
“他没有随意地邀请你吗？可能你忘了他的非正式邀请吧？”
“如果德·玛瑞尼邀请了我，我会记住的。”
德·玛瑞尼气愤地把脸紧卡在囚笼的铁条里，似乎要破笼而出，与克里斯蒂决斗。他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对簿公堂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和德·玛瑞尼已经针锋相对了。
接下来，克里斯蒂继续描述他在案发后怎么大叫玛乔丽给法医和林道普上校打电话，还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以及为什么邀请了那两个迈阿密警察。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这件案子和温莎公爵的联系。
该到黑格斯提问了，我非常愿意看他为试图打破英国法律界的教条所做的努力。
“克里斯蒂先生，当你摇晃着哈利先生的头时，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
克里斯蒂用那早已被汗水湿透的手帕又擦了擦脸，说：“我记不起来了。”
“我们都看见了死者当时的照片，你为什么认为他还活着呢？”
“我觉得他还有点儿希望，因为他的身体是温热的。”
“我也会那么想的，因为毕竟着火了嘛。”
“我抗议。”阿德雷大声地说。
“我收回我的话。”黑格斯说，给了他的对手一个孩子气的笑容，接着问：“克里斯蒂先生，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卧室和盥洗室里都有血迹呢？”
“我摇晃哈利先生时，把血沾到了手上。”
“血也沾到你卧室的被单上了吗？”
他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倚着栅栏支撑住自己，说：“我刚才说过了，我半夜起来拿杂志打死了几只蚊子。”
“这么说，你床单上的血迹仅仅来自于那几只蚊子的尸体了。”
德·玛瑞尼重新退回到笼子中间，笑着坐下了。他现在看起来很轻松，嘴里叼着一根火柴，轻轻地咬着。
“我可以确定地说，是这样的。”克里斯蒂用手指缠绕着自己的易拉得领带，紧张地说。他的慌乱对我们非常有利。
黑格斯又一次笑了，却不再孩子气。他无情地把克里斯蒂陷入了困境。
“我从你的话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黑格斯说，“七月七日那天，德·玛瑞尼伯爵确实邀请你去他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家里吃晚饭了。”
“不，没有，他没有邀请我。”克里斯蒂几乎是叫着说。
“法官大人，我没有其它问题了。”黑格斯略带嘲讽地说，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克里斯蒂的衣服被汗水浸得透湿，他慢慢地倒着退出了证人席，唬蹒跚着走出了法庭——他是一个失败的证人，他的证词并不能使弗来迪获罪，也不能证明任何人有罪，除了他自己。
我在心里笑了，默想着：哼，哈罗德，如果你觉得这些提问让你不舒服，你不服气的话，那就等到审判结束吧，我们还有一个会让你更加难堪的证人，希尔斯上尉会当庭作证，指出你在那天午夜开车行驶在拿骚的大街上……
下一位证人是迈阿密警察局刑侦处的头目，麦尔岑上尉，对这个矮胖的无耻的家伙来说，这个头衔实在太大了。他的鹰钩鼻子在脸上十分突出，那个肿胀的鼻头就像烹调好了的马铃薯。不过，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前几天我对他的殴打在他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阿德雷对他的委托人总是表现出一种过于奉承的尊敬，他有意引导证人对凶案现场进行了一番精确、详细的描述，而个中老手麦尔岑，则努力地配合他，用那种懒洋洋的南方口音，把证词润色得生动而又可笑，几乎是对犯罪现场的文学创造了。
“被烧焦的部位隐藏了可能的罪证，这告诉我们，杀害哈利先生的凶手或许不会被绳之以法了。”麦尔岑在法庭上说。宽松的长裤随着身体的节奏甩来甩去，似乎在做最后的表演。
在新闻采访桌后，加登的眼珠一转，脱口而出：“哈利先生被害前一定是抓住了楼梯的栏杆，挣扎着想往墙壁上靠去，以伺反击。可凶手杀死了他，而后把他拖回了屋里。”
黑格斯对他的话毫不理会，只认为是小说家的一派胡言（可日后却证明了他的话有道理，而麦尔岑荒谬可笑的理论也在那时被揭露了。他这次的证词还将在下一次审判中，因为他自己的慌乱，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调查）。
阿德雷详细询问了麦尔岑审问弗来迪的细节，而这位证人宣称，被告一再所说的“那个老傻瓜”就是指哈利先生；而且被告同样痛恨欧克斯的家庭律师——我的老朋友福斯克特，因为他曾从被告的前妻罗丝那儿弄来一封“肮脏的”信，交给了欧克斯夫人，在这个家庭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德·玛瑞尼仍然咬着火柴，看起来很愉快，让大家感觉到，他是决不可能对一个调查的警官说那些话的。
在极力渲染了弗来迪如何“不合作”去找他在谋杀案当晚所穿的衣服之后，麦尔岑再次强调他当时调查的时间是七月九日下午三点半。
他的证词就像是那两个黑人警察证词的录音稿，二者完全一致。
黑格斯走到麦尔岑对面，充满讽刺意味地笑了，问道：“你能确定你把德·玛瑞尼先生带到楼上去的时间吗？”
“我当时记录下来了。”麦尔岑郑重其事地说。而后他对法官请求道：“我能在您的允许下从我的记事本上查找吗？”
法官庄重地点了点头。
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笔记本，用手指迅速地翻开，找到那一页，说：“啊，找到了，就在这儿：下午三点半，是七月九日下午。”
很快，今天的最后一位证人又上场了——就是那位具有好莱坞风格的瘦高的警察贝克。他是迈阿密警察局犯罪实验室的管理人，这家伙的穿着比上次和我交手后看起来好多了。他的身后紧跟着两个身穿制服的、强壮的黑人警察，抬着案发现场那件被烧焦了的中国屏风，把它放到了法官大人目力所及的地方。
尽管是坐在我所处的这样一个角落，我还是能从黑格斯貌似镇静的面孔下，看出他觉得这个中国屏风对我们今天原本顺利的审讯，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阿德雷找出的一件虽然没有语言，却具有双重意义的证据：它烧得焦黑的样子能引起大家对死者的无限同情；而贝克的杀手铜——指纹取证也来自于它。更严峻的是，贝克邀请了联邦调查局国际鉴定组织的指纹专家鉴别了屏风上的指纹，这些专家都是权威中的权威。
贝克此时极为优雅从容地面对着法官，开始十分专业地�